|
吕蒙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东吴一位非常著名的将领，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我们在读史读到他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三国志》就记载“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牋疏”。并说他“年十五六”的时候常随他的姊夫邓当讨伐山越，勇猛向前，他的姊夫邓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后来他终于接替鲁肃统率东吴的军队，成为一代名将。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孙权劝他读书学习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里有过记载，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也采用了。说的是，孙权曾对吕蒙说：“你现在担任要职，执掌权力，不能不学习。”吕蒙推辞说军中事多，没时间学习。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去做博士吗？我只是要你去浏览书籍，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说事多，但谁会像我这样忙？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得到很多好处。”于是吕蒙开始读书。等到鲁肃经过寻阳时，与吕蒙谈话，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干谋略，已非吴下阿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当刮目相待，大哥怎么对这个道理明白得这么晚啊？”接着，鲁肃就去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好友才分手。
(责任编辑：百合)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吕蒙读书用的是“速成法”，而且非常用功，《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也说他是“笃志不倦”，看来，他也是一位悟性很高的读者。可是，即便悟性很高，若想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待的人，也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说，吕蒙读书是学习了孙权的方法，只是抓住了书的大纲，吸收了史籍中的精华奇妙之处，而绝非像愚腐书生那样，只知道在书中寻行数墨。 其实，吕蒙的读书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在中国古代，有很多事物繁忙的将领、帝王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读书的。他的同时代的蜀国的诸葛亮，差不多也是这样来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曾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也就是说，吕蒙、孙权、诸葛亮等人，有许多都是用“速成法”读书的，只是观其大略，不懂就过，不死抠一字一句，不求甚解。 说到不求甚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大文人，他就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其实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就是他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看来，即便是大诗人陶渊明在读书的时候也常常会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抑或说读书只领会精神），以至于不求甚解，每每遇到会意的时候，便入迷得忘记了吃饭。的确，即便是很有学问的学者，在读古籍的时候，亦会常常感到瞀乱迷惑的。比如《诗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叔兮伯兮，褎如充耳。”一个叫做毛的学者（一说毛为大毛公，一说毛为毛亨，今之学术界对这两种说法都持怀疑态度，但他的著作至今仍为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解释说：“褎，盛服也；充耳，盛饰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称也。”而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却解释为：“充耳，塞耳也。言卫之诸臣颜色褎然，如见塞耳，无闻知也。”也就是说，那个叫做毛的学者把《诗经》中的“褎如充耳”解释为不称职的意思，而学者郑玄则把它解释为塞耳不闻的意思。至于孰是孰非，像我这样的斗筲之人很难讲得清楚。后来南宋的朱熹在给典籍作注的时候则依从郑玄的说法，因为朱熹的影响力大，所以后人多从之，常把“褎如充耳”用作塞耳不闻的意思。至于正不正确，却很少有人能讲出个一二三来。因此，就连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曾说，中国古籍他有很多未解之处，起码《诗经》他就有读不懂的地方。是啊，谁遇到上面提到的《诗经》中“褎如充耳”的繁杂注释能不懵呢？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因为古代经书各有多家师说，注释也较为繁杂，便命孔颖达与其他学者共同撰定《五经》的注疏，称之为“正义”，命学生们研习。可“正义”到底是否准确呢？也没人能讲得清楚。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扫眉才子苏蕙因其夫窦滔被戍流沙，便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唐则天皇后《璇玑图序》，说它“五色相宣，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后有人又为之寻绎，得诗更多。中国文字之复杂，以及它穿凿附会之本性，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理学家陆存斋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朱子全书·学六》亦有曰：“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如此看久，自然洞贯。”所以窃以为，现在的人们在读中国古籍的时候，亦可学学吕蒙、诸葛亮“观其大略”与陶渊明“不求甚解”的方法，大可不必去咬文嚼字，一字一句的抠，未晓之处且放过，也许一本书你前面有读不懂的地方，当你读到后面或读其它书籍的时候就会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