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是欢镜听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档案文学是欢镜听“自我命名”的一种文体，按欢镜听的解释：“纪实”是采访，是后人总结前人，书写者跟事件几乎没有关系；“档案”则不同，是亲历，是当事人的感同身受，书写者就是事件中涌现的人物，因此，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感受生命的热度”。
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篇幅不长，只有二十多万字，却是一石激起千尺浪，这部作品出版至今影响深远，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与追捧，《我为死囚写遗书》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选材立意有着鲜明特点，记叙了一个特定环境中一些特殊人群的芸芸众生相，作者综合各方报道归纳为最重要的三点：第一、这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把死囚当作“人”来写的书；第二、这是一本满怀人道主义情怀、对生命充满敬畏的书；第三、这本书深刻地揭示出“真正的危险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中”。
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有着各种因缘巧合。正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炼其筋骨……” 生活的磨难，谁也不想经历，一旦经历了，就要把它变成财富。欢镜听在面临人生不可逆转的命运时，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震撼，他从中得到生活的反思，视错误为改善的新契机，创造自己成功的奇迹，这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出狱后采访二百七十位人士所著的《古拉格群岛》。欢镜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一九九六年十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在重庆某看守所，欢镜听为若干名死囚代写过遗书。在这些鲜活的生命离开人间仅有十多小时之际，欢镜听为这些死囚办理了许多今生今世最后的“后事”，切身品尝了另一种临终关怀生命的滋味。
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对于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来说，站在时代的高度，为自己倍受折磨的悲痛不再在其他人身上继续，极为真实且深刻地反映了高墙和铁窗内的人性，引发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认识，有很深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对净化人们的灵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对于生命，对于那最后一站的死亡，时间是残酷的，生命本身有着不堪一击的脆弱，对于等待的人，时间过的太慢；对于恐惧的人，时间过的太快。囚徒们面对死亡时的态度怎样？是反抗？是怨恨？还是忏悔？这是死囚面对死亡的生命哲学。
一个敏感的艺术家，心灵包容了多少生活的辛酸与悲苦？欢镜听在每一位死囚行将“上路”的前夕，将死囚们对人世间最后深深留恋的希翼如实记录下来，永远存放在历史档案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曾提出一个观点：作家的眼睛应该关注现实，应该自觉成为时代的书记员。欢镜听正是这样一位自然而然的书写者和践行者，在书中，欢镜听说：“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带着原罪，即使这个人后来成为罪不可恕的死刑犯。”他用悲悯的心灵书写这部作品，直面现实人生，对一些死囚，欢镜听说：“他们对临到生命终结时表现出来的轻视，都会使我产生深深的悲哀。”
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集写实、抒情、议论、写景于一身。俄罗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典型性是艺术创造力本身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什么是罪恶滋生的温床？欲望。生活中，内心一念，往往抵挡不住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诱惑，诸如弃善就恶、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样的案例在《我为死囚写遗书》中不胜枚举。作者经过精心谋篇，在二十一个死囚故事里，每一篇故事前面都有一段简练而有份量的引语，融入作者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思考，具有导读作用。
艺术表现手法上，《我为死囚写遗书》线头多但条理清。欢镜听采用类似“案件重演”的描写手法，以小见大地反映时代生活的风貌，成功地进行了典型人物生活的还原，提升了作品的可信度，灵活运用倒叙、追叙和插叙等手法加以描写，使得整个故事情节能在有限的篇幅上反映出时间跨度与较大的生活形态。同时，欢镜听还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叙述方式，平易中有波澜，直叙中有曲折，以人物行动和对话推动情节的层层深入发展，没有慷慨的陈辞，没有大声的疾呼。有时候，一些重要人物的出场，欢镜听这样写道“为了叙述方便，本书作者欢镜听给他取一个代号XXX”，或者，“就在这天晚上，本文作者欢镜听——我，见到了死囚XXX。”，又或者，“当日上午，死囚XXX被执行了枪决。”等等。类似因时间关系，剧情将画面直接切换到关键人物的身上。这是欢镜听在艺术上的一种探索，它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也使其内涵更加丰富。文字处理上，欢镜听看似漠然、冷峻，但细细咀嚼，字字句句都融入了作者强烈生命热度，由平面到立体，欢镜听在叙述中还渗透着他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表现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人生道理，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向感情的漩涡，把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作为前提并且加以张扬，有着现实的质感，我想，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触及灵魂。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欢镜听站在“感情的零度线上”，坚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为读者展现了牢房中各个生活的侧面，笔尖触及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每一位死囚形象，将最普通易见的人性弱点呈现出来，营造出许多精彩的故事。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说过：失败者没有悲观的权利。是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线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用什么态度面对人生，人生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其实，《我为死囚写遗书》中的人物，几乎每一个故事中的角色都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在欢镜听的笔下，既有涉世未深、花样年华的年轻人，也有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的悍匪……这些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写得鲜明、真实，呼之欲出。
鲁迅把损人不利己者列为道德最低下的一类人。在《我为死囚写遗书》中，也能找到这么一个典型人物：任飞。任飞的遗书让人愤怒，还要求别人“一个字都不要改”。原因只是因为他怀疑妻子有外遇，遭遇离婚后被莫名的愤怒冲昏头脑，泼硫酸致使妻子重伤被判处死刑。任飞留下的遗书是：“木子：你害死了我。记住，老子变成鬼都要缠你，不但要缠你，还要缠你全家人……你的鬼丈夫：任飞。”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已经没有来时路了，也没有后悔药可吃，留恋与痛苦都是必然的情感流露。欢镜听以犀利的洞察力解剖这些死囚的复杂心理，透过现象观察精神本质，心理和肢体语言观察细致入微，大胆挖掘人性深处最微妙最本质的精神矿藏，进而揭示人物的心灵奥秘。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关照就是两颗心之间最好的桥梁。欢镜听拆除死囚心理上的篱笆，总能找到话题的切入口。比如，在一些场合，欢镜听“我敏锐地抓回并擦亮了他过去曾经辉煌的旧痕迹。”另一些场合，欢镜听通过一包高档香烟，就能找到与对方信任的依据，“刑场前有人送香烟，那么，他将很快地投胎转世。”在对方被执行死刑后，欢镜听“死后在他临终前住过的地方，为他点燃两支香，实则是两支香烟，希望他早日投胎，不要变成荒郊野鬼。香烟很顺利地燃下去，中途没有倾倒或熄灭，说明死囚没有补枪，能够早日投胎到新的人家”。还有，欢镜听为一位名叫艾强的十九岁死囚写遗书时，“我的第一次为死囚写遗书，我的眼里竟然真的有了泪水。”等等。
语言运用上，《我为死囚写遗书》也独具一格，欢镜听是重庆人，他擅于将重庆方言和监狱里常用的口语融进文学语言中，使作品保持地方色彩的同时，又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老犯欺负新犯，叫“过堂”或“过手续”，读起来犹如置身其中，这也是欢镜听成功刻画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比如，《在天籁的柔美面前：一路“诉”讼》就采用了这种功夫，“山上（监狱）实行军事化管理，当兵的叫服役，他们叫服刑。外面称同志，里面叫同改；外面叫警察，里面叫管理；外面清点人数叫点名，里面叫清钵。”在另一篇《涉世眼手：如“烟”似雾》中，提及毒贩的现实生活时，“先是兄妹吃成夫妻，后是夫妻吃成兄妹”。对场景的描写，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高墙外自由的大千世界，自由的人们在阳光灿烂下潇洒地生活着。同样的，灿烂的阳光将她纤细而透明的‘光腿’小心地从死牢的铁窗间探进来，将薄明的生机展现在死囚眼前。”类似这种多处阳光的特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沧桑历尽大路直，领略生命的卑微与尊贵，阅读《我为死囚写遗书》，感受生命的热度。欢镜听因为《我为死囚写遗书》而一举成名，成名之后的欢镜听接受国内外媒体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写这本书，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敬畏生命”！
欢镜听在《我为死囚写遗书》中还说过一句话：“这，就是生活。”
于羊城温泉之都流溪河畔夜笔
作者简介
链接电影《八佰棒》部分剧照及相关报道：
《八佰棒》
摄制：Dream Machine Pictures、敦煌鼎丰影业公司、徐小明工作室
片长：93min
导演/ 编剧:柯枫
主演:邸越明、苏丽、寒丰、陈春雨、徐欢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作为描写中国大陆看守所里在押犯的故事，电影以在押犯人黄敬廷被安排为临刑前的死刑犯代写遗书的情节为主线，反映铁窗内众囚犯不同人物、不同心理、不同人生观的冲突，打破了中国大陆关于此题材的诸多禁忌。通过于现关有大批在押犯的监狱实地拍摄的生活体验和积累，影片冷静真实地再现了囚犯铁窗生涯的众生百态，折射出对生与死、罪与罚、自由和囚禁的思考。
柯枫
 (责任编辑：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