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读《芳草·小说月刊》（2012年11月刊）之名家近作《我不是潘金莲》（节选），作者刘震云，其《一地鸡毛》、《故乡到处流传》很出名，惜未及读。唯读过他为顾城夫妇的长篇小说《英儿》作的《恶梦与惊醒——代跋》，说到顾城烟囱一样的帽子，谢烨温暖宽和的笑容，给他深刻印象，再说他们的书给人们留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看待自己和别人，生命和虚无。

    《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人公李雪莲为了生二胎而逃避罚款、丈夫被开除公职而假离婚。然而丈夫趁此间空档与另一个女人小米结了婚。一开始李雪莲想杀了丈夫秦玉河，后听了一看厕所女人的教唆，决定告状，告秦假离婚，告自己生二胎，以让秦家破人亡，生不如死。没想到萝卜未拔满脚泥，李从县法院告到县里、市里，甚至到了京城。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庭长、院长、县长、市长拖下马，以致于她所在的省市县将上演围追堵截她上访的剧持续20年。李喜欢较真以致成瘾，这与当今的造假社会格格不入。于是，人与人之间的钩心互利、官场腐败全在这一曲貌似荒诞的离婚案中曝光。而李雪莲“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这种为了私利无视法律尊严，为了报复，无视生命意义，甚至无视个人尊严的歇斯底里，正是当代社会公民价值观念荡然无存而终极物欲无限膨胀的体现，给世人给统治者都是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正如顾城之杀妻自杀带给貌似神圣的中国文坛一声惊雷，让无数读者、作者由此猛醒。

    我的担心不是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影响力，而是普通国人的接受力、优秀读者的记忆力。借此机会，我想向我们的统治者进言：普及公民法治文化教育，开放正面舆论宣传渠道，最大限度地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该期《芳草》扉页《小说元素·说人说事》之头条：

    只谈扶贫济困，不谈怎么给弱势群体说话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监督强者的权利、与强者享受同等机会的权利……就像往一只无底的杯子里倒水，而社会公正是这个杯子的底。

    这段话是著名电视主持人柴静说的。

    再看看台湾历史学家许绰云的言论：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拼命赚钱，精神生活空虚，不知道为什么活，也不知道应该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尺度在哪里。“钱”对社会集体安全感的侵袭和破坏，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比经济衰退更棘手的危机——精神硬着陆。

    李雪莲之到处乱撞叫冤，说到底，还是为了一个钱字。秦玉河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利用真法律令原配李雪莲假离婚破产，自己不仅单方面逃避了经济、地位的损失，还让李丢了丈夫又背上恶妇“潘金莲”之骂名。表面上看，李为出一口冤气，其实只要秦诚心诚意与李私了，同意分割财产，承担抚养孩子责任，李也不至于走上漫漫上访路，将小事无限化大，将人格无限缩小。法院为了自保，也无视弱势群体之存在——如果李送给王公道庭长的不是一只老母鸡、半布袋芝麻，或者李不是王转弯抹角的所谓亲戚，如果王公道获得的利益足以抵消其承担的小麻烦，那样也就不会有二十年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麻烦了。中国的维稳大问题正是由一个个贪官刁民“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保观念而来。而善于改变此等落后的封建残余观念的，当首推公民法治文化的建设弘扬。

    有网友谈“资源共享非易事”：“没有座位的时候，大家都能坦然的站着，相安无事；有座位却不够时，就会挤成一团，为的是争抢有限的座位；座位绰绰有余，却仍然拥挤，因为有人想躺着。”笔者就曾在火车上目睹过无座者与躺着的购双号座者之争执。

    现代社会，最紧要的是政府必需大力引导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在我国，尤其是应该立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回到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正轨上来，公民法治文化又当成为文化建设的中心。道德人治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早就到了该扬弃的时候。

    公民情怀与法制观念是制约私欲的最有效的武器。日本、新加坡公共场所之所以处处整洁，英国室内、台湾出租车之所以禁绝抽烟，都是因为其执法力度与自律意识的相辅相成。

    潘金莲的时代，潘没有一纸通向自由爱情的通行证，其恶行犹有封建社会方面的原因；李雪莲的闹剧，顾城夫妇的悲剧，根子在现代公民文化素养的缺失。

        2012年12月8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