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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秦汉之交，历史雄伟，波澜壮阔，构成中国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如果说秦王气吞如虎，挥剑决云，一统六国，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大事；那么大汉勇士豪气干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代一代开疆拓土，上演了中国更加精彩和辉煌的历史。
从秦到汉，中国内部完成了两大影响深远的变革：
一是在大一统的基础上，汉承秦制，削藩立县，在帝国构架上彻底完成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制度变革，有力遏止了分裂战乱；二是儒家预言“五百年有王者兴”，最终变成现实，从最初崇尚黄老之术，到中间儒学复兴，“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再到“杂霸王道而用之”，儒家以礼仪、以文化，完成了汉朝对秦朝专尚法家的“文而化之”（今有人谓之“儒法共和”），奠定了中国儒道互补、儒法共治的思想格局。
从制度和文化层面，汉王朝奠定了中国这个“中央之国”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国风格和范型，从此中国人也被称为汉人。
两千年后，民国纷乱，外族入侵，最终共和国兴，外御强敌，开启中国历史的新开端。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构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中国历史观。民国内部纷乱而外患不断，犹似战国争雄，匈奴窥伺中国。秦始皇以武力、雄略和法术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但焚书坑儒毁坏文化，其雄略武功昙花一现。共和国肇始，虽以武力统一中国，驱逐列强，然以阶级学说夷平社会不同阶层、多元文化和思想差异，中华文化岌岌可危。“秦始皇加马克思”，诚乃法家之说。
改革开放，市场兴起。商业繁荣带来物质丰裕，人心却惶惶然不知所终；欧风美雨输入各种新思潮，风云变幻于一时，但没有经过中国经验的吸收转化，往往水土不服。人心思古而思变，正是中华文化复兴时。
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批林批孔，儒家斯文扫地，如无所附丽的游魂，国人皆以为儒学即将匿亡。但就如汉初崇道轻儒，真正的儒士沉潜于民间，以顽强的生命力匍匐前进，刻苦钻研，拨乱反正，已今非昔比：从“和谐社会”的提出，到大学设立国学馆，全世界孔子学院的创建，再到中国地方修复书院，乃至无数企业援儒学为指导思想，开设弟子规课程，直到最近树立孔子雕像于天安门广场，中国民间崇儒已成一种风气。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开始新一轮对过去“革命”和法家的思想的“文而化之”。
历史在循环往复，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中国已融入到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或曰进入“全球化”，而这个“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引入了企业的组织和商业的力量。如果说古代的“士农工商”是一种等级秩序，文化和政治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仅是从属地位，而现代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三角互动的结构，经济力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如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把双刃剑，但是，毕竟市场经济将在社会的变革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将主要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
在中国，文化正在塑造企业的形象和内涵，企业本身也是文化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文化和经济正在融合，或者文化也正在对经济组织“文而化之”。
湖南的大汉集团，起始于钢铁物流，兴盛于中国城镇建设，力图开发升级100个县域城镇，铸造中国县城的“百年经典”，做中国城镇化建设的领跑者。而以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大汉提出要在县城中再造“原生型”中华文明。
大汉总裁傅胜龙发明“县城瑰宝论”：自秦始皇创立郡县制，大多数县城都有上千年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湖南县城大都依山傍水，为山水间的城市明珠。县城拥有独特的文化、语言和习俗，和新鲜空气、阳光和水，而现代大城市则无。因此，把县城建设好了，将是未来人们居住和旅游的瑰宝。
如是观之，大汉集团的城镇开发和文化观点，回应了两千年前郡县制的创立，而对当下现代大城市建设造成的诸多问题具有破解作用。企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者，其作用可不谓不大。
在当下中华崛起和文化复兴的大潮流中，《大汉印象》力图召唤那响彻千古的大汉声音、勇猛开拓的大汉精神，而大汉王朝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建设，无不对当下有所裨益。助推县域经济发展，挖掘县域传统文化，并提升当代县域文明，这又将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建设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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