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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这一文学样式发源于唐，延衍于五代，极盛于两宋，到元明时期日渐式微，然而到了清朝，却又有勃然中兴的局面。清朝词人之多，词量之大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仅就顺治康熙年间的词而言，就多达五万余首。此外，有清一代名家辈出，词派林立，各种词学思想在二百六十年间反复激荡，这些都使得清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朵美丽的奇葩。而那些从明代入清的遗民们，正是这朵奇葩娇滴欲放的花苞，预示着明艳芬芳的到来。清初的遗民词人们，在甲申国变之后，都一改从前的靡软香艳而空洞无物的明词流弊，在家国破灭，山河失色的现实下谱出一首首当哭的悲歌。他们的词作，流源于南宋遗民词人在相同的经历与遭际下创作之实践，但又不拘于此。他们在学习南宋遗民词的经验同时，又带上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审美意识与特殊心态，在词史的满天夕阳中抹上了一缕属于自己的光辉。可以说，得力于清初遗民词人的传承与开拓，清词才有了中兴的局面。而他们的不平之鸣，也就是在传承与开拓中千古流传。
一、矢志抗清，忠爱愤发的遗民群体
每一位经历亡国而又不肯屈从新朝的人，心态无外乎两种：奋起抗争的外发与隐然世外的内敛，清初的遗民们选择前者的要比宋遗民多得多。这些远承靖康南渡时士人忠爱传统的遗民们，在大声鞺鞳的同时都积极参与抗清斗争，故而反映于词中的就是忠义愤发的中锋重笔，或道出家国破灭的惨象，或高呼自己的内心志向，如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满江红·梧州冰舍作》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风貌：
烂破乾坤,知消受、新诗不起。正热闹、黄金世界,红妆傀儡。兰蕙熏残罗绮骨,笙歌饯送沙场鬼。被一声、霹雳碎人间,春心死。 泪珠儿,从今止;眼珠儿,从今洗。见青山半卷,碧云千里。鸣涧响遮归鹤语,冷风剪破雕龙纸。几万重、楼阁一时开,团瓢里。
这首词凄凉悲壮，遣词硬朗，一改偎红倚翠之柔软。全词流荡的不是落寞无奈的清空，而是充满了烈士虽死无悔的慷慨气概。词中不仅直接点破乾坤，而且大声呼喊从今止泪，这些都是在眼泪流不尽的南宋遗民词中所无法看到的，使人在悲其家国之感时，亦觉荡气回肠，激动不已。镠越在《论刘辰翁词》中说：“王沂孙借咏物以寄怀，张炎在叙行踪、写景物时随笔流露故国之思……刘辰翁则用中锋重笔，全阕都抒写亡国之痛。”方以智的这首词也可以说和刘辰翁一样，亡国之痛一气流转全阕。但与刘辰翁不同的是，方以智并没有用大量凄凉悲情的意象叠加来塑造枯寂的效果，而是运用辛弃疾纵横开阖的笔法，陶写心中之气。如此这种慷慨悲歌在甲申之变后不久大量涌现，但南明王朝却又是扶不起的阿斗，纵然有如方以智般虽死无憾的义士，但一昧享乐的君王，党同伐异的权臣，难见恢复的残酷现实又将这群奋战在抗清前线的遗民们的心情变得沉重与复杂。试看王夫之的《忆秦娥·灯花》两首：
心未冷，娟娟还弄斜阳影。斜阳影，半点红轻，一天烟暝。 残香犹袅金猊鼎，泪痕微映鸳鸯枕。鸳鸯枕，如何落去，孤衾难枕整。
残膏少，零红难待春宵晓。春宵晓，灰飞无迹，更谁弄巧。 朦胧睡眼微萦绕，疑无疑有幽光小。幽光小，破镜寒辉，死萤残照。
这种以咏物来抒发家国之感显然受到《乐府补题》的影响，但和王沂孙他们不同的是，王夫之词中没有艰深隐晦的辞藻，所谓曲隐寄托之情味其实自然地流露在读者面前，没有丝毫的枯涩之感。严迪昌说：“以‘灯花’的未冷之心、幽小之光等意象，表现‘孤忠’之臣在‘一天烟暝’的残局里的苦撑心态和待晓心期。‘零落难待春宵晓’的‘零红’也即‘半点红轻’的‘幽光’，这七字吞吐之间，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情、难言之隐痛曲包无遗。至于‘死萤残照’是孤忠的自我写照，定‘灰飞无迹’是心头感知的前途景况。”船山之意韵，也正是这短短几句话即可道出明晓。于此相同，屈大均的咏物词也是如此。兹看其《望江南》组词前两首：
悲落叶，叶落落当春。岁岁叶飞还有叶，年年人去更无人，红带泪痕新。
悲落叶，叶落绝归期。纵使归来花满树，新枝不是旧时枝，且逐流水迟。
此处咏落叶之意一目了然，叶落即寓明代亡逝，一去不返。新枝与旧枝的对比自然是明清易代的悲怆，自是受张炎“只有一支梧叶，不知多少秋声”的启发。但此词声情却更加激楚，情感更加幽咽，特别是最后“且逐流水迟”道出自己的苦撑之心与恢复时势不存之间的矛盾，从而把内心的深悲积怨完全包含在字里行间，正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所说：“‘且逐流水迟’五字，含有无限凄婉，令人不忍寻味，却又不容己于寻味。”这种在缠绵芳菲的笔调之下，润以比兴之法，诉说自己心中的幽怨不平，不能不说是受到辛弃疾《摸鱼儿·暮春》的影响。此外，王夫之集中诸如“万古中原龙虎气，百年冠盖凤凰台，天阙一双开”（《望江南（其二）》）、“五色秣陵芝做盖，三山北固海吞虹，今古几英雄”（《望江南（其五）》）、“将吴宫旧怨，血洒灵衣。怒遣天吴，滥驱海若，长风奋驾支祁”（《望海潮》）等句更是具有辛词龙腾虎跃的当行本色。辛弃疾的词风在此时不约而同地被这群遗民词人所拾起并不是偶然，因为这些遗民们多有和辛弃疾一样的经世之才恢复之志但不得施展而壮志难酬的境遇，自然对辛词中的深幽情感有着深深的共鸣。这些，却不是在颓废士风，清谈出世风气影响下成长的南宋遗民所能够理解的。
随着抗清斗争节节败退，各个南明小朝廷最终难免迅速覆亡的结局，这些抗清志士们纷纷流散天涯。虽然和陈子龙那样投水殉国者实为少数，但我们不能强求他们都做到如此的忠烈，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牵挂。不过，这些当年奔走在抗清风尘中的遗民们大多选择了遁隐的道路，或逃于禅或逃于山林。他们此时的词作中，在辛弃疾的悲愤下又加入了南宋末年词人们的冲夷萧远之意，从而把壮烈的怀抱，时局趋定而宗国复兴之愿不泯之心，一以沉郁悲凉的笔调喷薄而出，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如今释澹归（金堡）的《贺新郎·感旧次竹山兵后寓吴韵》：
古剑花生锈。忆当初、仰天长叹、风尖石透。几叠哀笳吹白露,化作清霜满袖。唤一緉、芒鞋同走。入夜欲投何处宿?见半弯、月上三更后,刚挂住,驼腰柳。 隔溪鱼网悬如旧。渡前村、叩门不应,狺狺多狗。积得陈年零落梦,搬出胸中堆阜。要浇也不须杯酒。老大无人堪借问,照澄潭、吾舌犹存否?窥白发,自摇手。
蒋捷原词是触景生情，既叙述自己兵后流寓的穷困潦倒的境遇，也抒发世事沧桑的家国变迁，故而整首词风格萧疏凄清，悲凉俏劲。再加上遣词用句典雅平和，还是一片舒缓的节奏。但今释澹归的和韵则不尽然，他全词都是抒发自己孤影落寞的心态，世事苍狗成一梦的苦痛。如果说蒋捷只是用一句“想看只有山依旧，问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来感慨变迁，心情还算节制克微的话，今释澹归就是毫无羁绊的恣放了。此处大量凄凉意象的叠加，并用俚俗的语言写出，的确是将蒋捷的冷峭化作为苦涩辛辣了。至于今释澹归《沁园春·题骷髅头》七阕则更是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国变乱世下人事的沧海桑田，生命的朝不保夕以及魑魅魍魉的困惑变化都极尽淋漓痛快而恢奇诡谲，相比于辛弃疾的《千年调》而言并不逊色多少，同是词史上不可多得的作品。
这些抗清遗民在抒发倔强意态的同时，也对历史上在国难之际的人物事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使之跃然于词间，构筑属于自己的历史空间，从而将辛词那种风云气盛，郁勃怒张之势扩展开来。如今释澹归《满江红·大风泊黄巢矶下》中“是铁衣著尽著僧衣，堪相傍”的警句正是将黄巢故事与自己身世相联系，表达出誓死不向新朝投降的遗民风骨，是和辛弃疾“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同样的用典深意。而彭孙贻“叹英雄空老,宝刀欲缺。望里黄龙虚痛饮,车前太乙休啼血。看秦城、王气暗钱塘,遮陵阙”（《满江红·和鄂忠武王韵》）的咏岳飞事，“宁坠绿珠楼下井,休看青冢原头月。愿思归、望帝早南还,刀环缺。”（《满江红·次文山和王昭仪韵》）的用宋朝灭亡六宫北迁之事不仅声情激越，又何尝不是借古讽今，对腐朽无能的南明小朝廷的抨击呢？此种笔法，不能不让人想到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连用三典来抒发对当权者之规劝。
清末著名词人朱孝臧曾以一首《望江南》赞船山词云：“苍梧恨，竹泪以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楚骚心。”可以说，这不仅仅概括了王夫之词的风格，也是和王夫之一样有抗清历史，忠爱一生的愤发遗民词人的共同特点。镠越在《论李义山诗》中提出：“昔之论诗者，谓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庄子虽深于哀乐，而不滞于哀乐，虽善感而又能自遣。屈原则不然，其用情专一，沉绵深曲，生平忠君爱国，当遭谗被放之后，忧悱恻思君，潺湲流涕，忧伤悼痛，不能自已……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如春蚕作茧，愈缚愈紧。”这段话正是朱孝臧“字字楚骚心”的极好注脚。可以说，这类遗民词人楚骚之风气，辛词之笔法，对清初词坛稼轩风的盛行，不能没有推动的作用。
二、漂泊天涯，辗转市井山林间的遗民群体
这一类遗民群体或是下层普通文士，或是大家族之后裔，或是处于社会最下流之妓女倡优。国变之前，他们过着悠游靡乐，丝管歌舞的放荡生活，而国变之后，则繁华如梦幻般飘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或是没有兵韬将略，或是国难时年纪方少，他们不能和上文所论的遗民们奋起抗清，将故国热血挥洒在战场之上，而是面对残破的故城，如烟飘散的往事，吟出一句句凄怆的黍离麦秀之悲。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就很好地说出了他们这些遗民们在国难前后的变化：“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可见，他们与周密，张炎，蒋捷等人有着共同的经历，都有着“少年听雨歌楼上”的早年纵欲，又有“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凄凉。所以，他们与南宋遗民的心态更为相似一点。
这些遗民词人从南宋遗民共同心态中所继承的最明显的就是如梦情怀。从承平贵族少年卷入到漂泊流亡的难民洪流中，呼吸着乱世残年的弥漫硝烟，从座上宾变成了踽踽独行、飘泊无依的社会弃子，从士流沦为隶役，丧其行资、牢落偃蹇，这种转瞬之间即成隔世的人生巨变，使得繁华往事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如梦如幻的。郭则沄在《清词玉屑》卷一中记载：“顺康时，去朱明未远，遗民逸老，犹多有故国之思。宋荔裳罢官游西湖，与铁厓、西樵宴集演《邯郸梦》传奇，荔裳叹曰：‘殆为吾辈写照。’即席赋《满江红》云云。座客传观，为之唏嘘罢酒。谷陵传眼，旧径都迷，岂蚁柯感梦哉？”即是当时遗民们如梦情怀之写照。此间最为凄婉恨长的当属余怀《桂枝香·和王介甫》：
江山依旧，怪卷地西风，忽然吹透。只有上阳白发，江南红豆。繁华往事空流水，最飘零、酒狂诗瘦。六朝花鸟，五湖烟月，几人消受？ 问千古、英雄谁又。况霸业销沉，故园倾覆。四十余年，收拾舞衫歌袖。莫愁艇子桓伊笛，正落叶，乌啼时候。草堂人倦，画屏斜倚，盈盈清昼。
此词是清初遗民词人一贯的直抒胸臆风格，典故不多，藻彩不富，比兴贯穿而不流于隐晦，着笔疏淡而不失于枯寂。全词有汪元量《莺啼序·重过金陵》之风但不用历史而述自己的故事。有蒋捷《女冠子·元夕》今昔沧桑哀愁但没有一昧沉浸在过去的繁华中，而是身置破败下冷静追忆，是和其传世之作《板桥杂记》一样的怀旧情绪。南宋遗民们对往日繁华的追忆大多在节日中才能流露，无论是蒋捷还是刘辰翁，他们在元夕节吟咏的词篇大多如此。而余怀则不然，他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就可以把往事重新提起，在词中反复咀嚼，虽然没有节日火花的绚烂，但多了几分静谧的深沉。余怀是用赋笔铺开他的如梦感伤，而有许多遗民词人更把自己的男女私情写入词中，造成“借男女离合之情，抒家国兴亡之感。”的艺术效果。如范文光《捣练子·赠金陵杨姬能》云：“曲儿高，月儿斜。春风场上说杨家。自是调高难得和，误将人面比桃花。”《桂殿秋·赠金陵刘姬》又云：“不在艳，不烦多。尊前一掷与横波。梨花著雨春融洽，应映金陵小素娥。”如此艳词，只有更甚《花间》的绮丽香艳，何来遗民的故国情怀呢？其实，词人在这里只是将自己的梦境实写，既是追忆过去的红颜，更是对比出今日零落的现状。邹祗谟在《倚声初集》中对范文光词的评价说的好：“仲闇《续花间集》皆画船歌席题赠之词，小序更层次有致。博采以志前辈风流，且当《东京梦华录》也。”这一句“且当《东京梦华录》也”道出了多少遗民香艳之词背后潜藏的痛苦词心。
在对如梦情怀的叙述中，我们容易发现，这些清初遗民词人们多以南京为其凭吊怀古，吟咏故国之思的地脉选择，这和南宋遗民们有相通之处。因为南宋遗民以故都杭州为吟咏地脉外，作为南宋留都的金陵也占有极大的比重。严迪昌指出：“南京是朱明王朝开国定鼎之地，更是朱元璋的孝陵所在处。当时人们对崇祯帝之难守宗庙较多地持宽谅和怜悯态度，而对弘光朝则殊多愤怨。意为南都毕竟是国初定鼎发祥地，若善整纲纪和武备并非无复国“中兴”之转机，然而一误至此。故国之痛的大文章往往由此做起。何况金陵为六朝古都，南北朝时的陈后主亡国于此，南唐李后主又是破败在这里，旧典新成，正可喻今。较之于做北京的文章太以触目，这样抒写故国哀思确实虚实进退要妥帖的多。”且看陈维崧的《沁园春·题徐渭文〈中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
十万琼枝，矫若银虬，翩如玉鲸。正困不胜烟，香浮南内；矫偏怯雨，影落西清。夹岸亭台，接天歌板，十四楼中乐太平。谁争赏？有珠珰贵戚，玉佩公卿。 如今潮打空城，只商女船头月自明。叹一夜啼乌，落花有恨；五陵石马，流水无声。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携此卷，伴水天闲话，江海余生。
此词“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首”既有对故国的追忆，又有对“珠珰贵戚，玉佩公卿”只顾苟乐太平而误国的深深愤慨。汪元量在《莺啼序·重过金陵》词中也有对南宋清谈士风误国的批判与反思，但他是用《世说新语》中的典故含蓄曲折地说出。陈维崧在此却是直接点出，可谓气盛而胆张，孤峭而冷峻，较汪词更多了沉痛与深刻。其实，清初遗民词人不仅有这般直接抨击之语，更有直接拿南明人物故实入词说事的现象。如来镕在《金缕曲·哀江南》中的结句云：“虎踞龙蟠养貔貅,依堑江淮表里。不一载、穴穿蝼蚁。天未重昏人已梦,似盲棋著著皆眯。谁宰相,彼哉彼。”就是对弘光政权来去匆匆的反映，也是对弘光政权土崩瓦解之原因的很好总结。特别是“谁宰相，彼哉彼“六字，更是对当时权相们大声的痛斥。来镕还写有《应天长·江东遗事》组词十首，每首歌颂一位或几位殉难的抗清志士,读来相当感人。这些人的事迹,或因他们地位并不算高,或因人所共知的原因,《明史》都不载,因此这些词就显得特别珍贵,除了能让我们了解这些忠义之士在明亡时的政治态度和人品外,还能填补正史之不足。7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陈维崧的怒发，还是来镕以史实入词以针砭时人入词，在南宋遗民的词作里都是无法看到的，这可以说是清初遗民词人的一大开拓，同时也反映出遗民们自明中叶以来的入世心态。南宋中后期，士人们偏安一隅，没有了南渡时期北图的奋发，而是在江南秀丽的山色中过着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奉行理学，注重内向的心灵体验而轻视外向的有为，注重义理的空谈而轻视经世致用的实践。这种颓废的风气下带来的当然就是江湖诗风的闲散，同时更带来了士人人格的卑下，特别是他们奔竞迎合权贵而颇有得色，求田问舍而不感羞愧。近人刘毓盘在《词史》中指出：“两宋词人，每以奸人为进退。……贾似道当国，尤好词人。廖莹中能词，以司出纳矣；罗椅能词，以荐登其门矣；翁孟寅能词，则赠以数十万矣；郭应酉能词，则由仁和宰擢官告院矣；张淑芳能词，理宗欲选妃，则匿以为妾矣。八月八日，为其生辰，每岁四方以词为寿者以数千计，复设翘材馆，等其甲乙，首选者必有所酬。吴文英亦与之游，集中有寿贾相《宴清都》、《木兰花慢》二词。”8正是对南宋文士种种颓废气息的精辟归纳。而明代士人则并非如此更可谓大相径庭，虽然他们也出入流连于烟花巷陌，也过着富贵靡奢的生活，但他们却心怀家国天下，善恶分明绝不做谄媚之事。吴伟业在《冒辟疆寿序》中云：“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阉党也，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奄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此中云三公子与阮大铖之故事绘声绘色，三公子于歌弦丝管中透之正气，阮大铖小人嘴脸一览无余，正是明后期两派纷争之写照。虽然明代由党争而国祚衰微，但士人之出世情怀，家国抱负亦可见之。故此，则不难理解清初遗民词人写就如此尖峭之词句了。而也正因为这种士风心态，使这些遗民们能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下层民众的疾苦，而写下一首首反映民生之作。虽然南宋遗民也是流落江湖，行走人间，但他们的词作中就没有反映下层疾苦的缘事而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代士风心态的影响。清初遗民们关注范围之广只需看看词题就可见得：汤思孝《念奴娇·江南奇旱，时抚臣奏欲告籴湖广而楚中荒疏复至》，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纪田家语》，孙朝庆《满江红·黄河渡口》，释弘伦《杨柳枝·纪事》……这些掩涕哀民生多艰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故国的深切思念，而他们这些创作实践，既有突破传统词学观念束缚的勇气，更有继苏辛之后再次扩大词体容量的功绩，在词这种文学样式在清代获得尊位的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草创与推动作用。
三、身仕两朝而沉痛不堪的遗民群体
理论上，身仕两朝者似乎不能将其归纳为遗民的范围，因为这样一来，是对那些至死不仕者的不尊重。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清初这些身仕两朝的人群中，有许多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事实上，他们的出仕多有无奈的隐衷，而他们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辞官返乡但自责之情却愈发浓厚，故而，把他们划归到遗民的群体中来也并非不妥，而他们的词作也就充满了自我谴责感伤的凄怆。先看“云间三子”之一李雯的《浪淘沙·杨花》：
金缕晓风残，素雪晴翻，为谁飞上绿雕阑？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 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
谭献在《箧中词》卷一评此词为“哀于堕溷”，诚然如是。李雯在此处以飞落的杨花自比，第一韵句自然是追忆国变前自在悠游的生活，之后笔锋一转，以章台新雨喻国变之天翻地覆，而自己也被踏入沙间而玷污了。叙述完毕，下阕就沉入浓浓的哀痛之中。其实李雯是悲哀的，一句“沾惹忒无端”就道出自己的无奈，但他又能和谁去诉说自己的情怀呢？身处新朝的官场，怎能去倾诉对故国的眷恋？和从前交游的老友说吧，唯一理解他的陈子龙又忠义地投水殉国，他还有什么颜面对那些故国遗老诉说自己的沉痛呢？所以，李雯只能自己默默地扛起一切忧愁与责备，在夜深无人的时候暗自流泪了。这首小令词篇虽短，但蕴含着无限情思，给人以无尽的感发，词人的伤痛也都孕育其间。另一位同是“云间三子”的宋徵舆在出仕之后也有同李雯一样的哀愁。一句“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蝶恋花·秋闺》）即凄惨地道出他出仕之后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唯有此种真诚的感情才能在这不可逆变的事实下寻求旧日春衫的踪迹。李雯与宋徵舆的创作实践可谓是继承了“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以象喻之笔曲折传达君国之恋，身世之感。他们词中的意象虽然多是陈旧的伤春闺怨，但由于特定的情思使得词篇推陈出新，不迂不滞，是云间词人所追求的当行本色，亦是之后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流源。
与李宋二人幽隐婉转不同，吴伟业的自讼则直白愤激。典型者即是传为梅村绝笔的《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杰。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苟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不值一钱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这里，我们又一次在清初遗民词中找寻到稼轩之风，没有偎红依绿的掩体，只是赤裸明了的自责，如果说李雯和宋徵舆的悔恨是一种草木摇曳式淡淡的曲折婉转，那么吴伟业就是疾风劲草的直接感发。词中开篇将龚生与己对比，在这样一个不该死者竟死而该死者苟活的今昔观照下，深沉的悔意恨意已然显出。下片又更进一层，将慷慨多节的故人与自己沉吟不断相比，愈发显现出词人此时心地的凄凉。或许，词人的苟活是由于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他却自己否定了这一说法。“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不值一钱何须说”，原来他不肯尽节是为了自己的妻儿，这个何须说的理由词人依旧坦承地说出，让人感到词人的忏悔是何其的真挚，词人对自己“两截人”的现状是何其的无奈。无怪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吴伟业：“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与心迹尚皆可谅。”清初遗民中，这种两截人的痛苦忧伤不仅在男性词人中有所体现，在女性手中依旧悲凉奇绝。且看被称为“绝无脂粉气”的女词人徐燦的《永遇乐·舟中感旧》：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都别。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说。逝水残阳，龙归燕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 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消歇。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
明末清初，出现了许多慷慨奇女，她们的忠义举止，家国情怀，丝毫不输须眉，甚至还要让男子汗颜。大家闺秀有如顾炎武嗣母王氏，其在国难后云：“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我可瞑目于地下。”后绝食十五天而亡；青楼风尘有如柳如是者，先是劝说钱谦益为国而死，而后更在钱谦益犹豫不决时奋然纵身跃入水中。徐燦亦是如此。她在夫君陈之遴仕清而居位权要后，就把原本应该属于陈之遴的内疚惭愧自己扛起，而写下如此沉重感喟的词篇。词是写于春日舟中，应该是踏春游玩的时候，但徐燦看到的不是柳暗桃红的温柔春景，而是残阳燕杳的惨黛，想到仍是惨痛的国难血泪，所谓“春景都别”自然是对明清易代的感伤。那些“多少英雄血”也只是洒在过去未几的时光里，而自己却悠游于江上，游历春色，这真的令人沉重而动容。山色依旧惨淡，猿声还在悲咽，词人把自己比作不顾世事浮沉的刘郎江令，纵他豪华抛掷，人生飞絮，依旧纵情于山水，显然把自己染上了丑陋的色彩。这种悚然自责深深地反映出词人内心的苦海漂浮，矛盾凄切。徐燦由于夫君出仕而不能守节是无奈的，但她自我惩处的责难又是令人尊敬的，相比之下，由宋仕元者这种情怀就淡了很多。赵孟頫之妻管仲姬在仕元后也有《渔父词》四阕：
遥想山堂数枝梅，凌寒玉蕊发南枝。山月照，晚风吹，只为清香苦欲归。
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闲去云水边？名与利，复之天，笑把鱼竿上画船。
身在燕山近帝居，归心日夜忆东吴。斟美酒，脍新鱼，除却清闲总不如。
人生极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风吟月归去休。
词中反映出自己深深的归去之意，但原因是什么？是和徐燦那样的家国之恨么？显然不是，只是对宦海浮沉的疲惫，对追名逐利的厌倦，充其量只是一种人在屋檐下的惆怅。她的吴中，没有南宋坍颓的故陵宫阙，没有悲怆的故国遗老，只有云水新鱼的闲适，弄风吟月的逍遥。这种归隐心情，在历朝历代都比比皆是，根本不能反映出她的遗民身份应有的士隐之惑。虽然人各有志，我们不能对管仲姬的选择有什么异议，但这也使得她《渔父词》远不及徐燦《永遇乐》来得的深刻有力，而只能以才华之词被人提及，不能在词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正是清初遗民们用忏悔的心情写就宋人没有的内疚词章，为清初遗民词添上了一道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景。
四、余论
随着清朝局势日益稳定，遗民们相继老去，清初故国之音也就逐渐消逝在康熙朝盛世的光辉之中。其实早在顺康间，清廷就已经用高压之策限制这些遗民故老的生存空间，而士人们也无奈地在高压下屈从顺服。“科场案”、“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的纷至沓来就是明证。这些大案之后，江南士绅成被一网打尽之势，任籍、学校亦为之一空。叶梦珠在《阅世编》卷四中记载：“吾松士子，昔年无游学京师者，即间有之，亦不数见。自顺治十八年奏销之后，吴元龙卧山学士始入都援例入监。癸卯，甲辰，联登科甲，选入庶常。其后游京者众，其间或取科第，或入资为郎，或拥座谈经，或出参幕府，或落托流离，或立登取仕，其始皆由沦落不偶之人。既而缙绅子弟与素封之子继之，苟具一才一技者，莫不望国都而奔走，以希遇合焉。亦士风之一变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仅存的遗民们要坚持他们的操守自然是孤独而凄凉的。吴伟业《沁园春·赠柳敬亭》正是此番心境的写照：
客也何为，八十之年，天涯放游。正高谈拄颊，淳于曼倩；新知扺掌，剧孟曹丘。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间。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 眼中几许王侯？记珠履三千宴画楼。叹伏波歌舞，凄凉东市；征南士马，恸哭西州。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絮满头。关心处，且追陪少壮，莫话闲愁。
柳敬亭与苏昆生以唱曲说书著称，虽处下流，但其作为反使士大夫文人相形见绌。孔尚任在《桃花扇序》中赞其“扼腕时艰者，徒属席帽青鞋之士；时露热血者，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当此关系南明史事的逸老重现京城之时，所引起的轰动和时下的士风现状的反差自然令残存的遗民们唏嘘不已。词中一句“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絮满头。”饱含了多少无奈的凄怆悲扬，亦含多少对这种坚守操义者的钦佩。时代变迁下人之心态的改变，故而当浮沉已定时，遗民们那种稼轩之风也就随之飘散，如浙派家白石而宗玉田的空中传恨也自然盛行起来。浙派名家丁炜在《紫云词序》中说：“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昆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此种淡化家国之恨，身世之感而歌咏太平之论自不能被遗民们所苟同，而其之论也与遗民们用词章陶写内心哀愁而名篇迭出的事实大相径庭。只能说，清初遗民词是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产物，是那个时期社会历史风云激荡的见证与写照。遗民们在自己的心路中选择了词这一文学样式，经过他们的传承与开拓，带来了清代词学的兴盛，为清词乃至中国之词注入了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但时代变迁，心境不同，清代中叶的稳定后，遗民的特殊群体不复存在，大一统的环境也无法使人真正体验遗民们特定的生态。至于到了三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遗民词人与他们的词风再次被提及则亦是时代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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