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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阳道德讲堂衡阳县一中德育讲座 感谢船山先生，感谢衡阳县一中领导的精心组织、老师同学们的热情参与，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聊船山文化。全方位解读船山文化，是很难的，因为这艘船之大，装今载古；这座山之高，立地顶天。因此，解读者不得不追随船山先生从夏朝徒步到明朝的三千年文化苦旅，仰望他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然而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船容浩瀚，山蓄巍峨，我们饮取一瓢，拾取一石，也可以袖中有东海，琢石成宝玉，我选取的一石就是中华文明这个支点。 先跟大家分享前不久我的一次经历。今年8月14日，我参加首届船山文化夏令营活动，与来自北京大学组织的全国30位高材生志愿者——大部分系硕士博士学历，共同拜祭了王船山晚年的故居湘西草堂。这次祭祀是建国以来湘西草堂的第一祭，一位志愿者老师发言的开场白把全场吸引住了，大家感动得不行，她用至诚至美的声音说道，感谢我们共同的圣贤先师王船山先生，这位中华文明最伟大的志愿者，让我们有了这次回报社会的机会……这次主持祭祀的是北京大学的一位赵博士，参加船山文化夏令营之前，赵博士有一很长段时间心情郁闷，但回北大后，他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他坚定地认为，是船山文化传递过来的文化正能量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为了这次活动，赵博士对于船山文化做足了功课。前不久，赵博士赴台湾考察，在台湾的孔庙，他第二次邂逅了船山文化，台湾的孔庙也长期供奉着王船山的牌位，他几乎是含着感恩的热泪对着牌位行了古礼。台湾的文化界对船山先生的敬仰程度，差不多与对王阳明、黄宗羲一样。解放前，在江西南昌小住的蒋介石，还因为王船山路过南昌，而把南昌的一条街道冠名为船山路。 赵博士的经历让我联想起另一位船山研究者，王孝鱼先生，他是山西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解放前，他在天津市一所中学读书，得了一种慢性重病，百药医治无效，只有辍学回家静养，心情也极度糟糕，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这一切，他父亲给他买回了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他每天欣喜万分的阅读，读完了这部八十万字的著作，没想到不治之症也不治而愈，后来他上大学，他的专门研究王船山的老师对他的船山学见解非常惊讶。王孝鱼先生一生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其中关于王船山的著作就达到八部之多。他收藏的中华文化古籍达一万八千多册，但文革期间全部被造反派焚烧，他保留的仅仅是关于船山学的一点手稿，就是他按照他的老师梁启超的叮嘱，弥补下来的老师们的学术遗憾。1980年，作者去世前的一年，这份手稿经过作者重新修订，终于重见天日。其实在清朝一代，王船山的书就像《红楼梦》一样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最初刻的少量版本被藏书家珍为至宝，所以至今留下了差不多一半。湖北巡抚常大淳，衡阳县金兰镇人，天平天国时期驻守武昌，城池被石达开攻破，全家16口一同自杀殉国，他的4万册藏书和他本人写的书毁于战火，但他收藏的王船山的书留了下来。同为天平天国时期，安徽合肥失守，守将邹汉勋与曾国藩麾下名将江忠源一同战死。邹汉勋当时与魏源齐名，著书达460余卷，绝大部分毁于战火，但由于他的吩咐，他手头的王船山手稿被后人保存了下来。我县有一位农民，他十几代之前的祖先是王船山的学生，他家收藏有代代相传下来的船山十七本手稿，我见过湖南卫视上近年的有关宣传，拍卖起价为4千万。 我跟王船山先生的缘分要追溯到三十五年前，我念小学，父亲给我介绍了家乡古代最厉害的读书人。他说这个人被朝廷派兵追捕，到处逃难，但无论在大雪满山的南岳山顶，还是昏暗的石船洞里都要读书；后来朝廷安抚他，他却放着高官厚禄不要，把自己“活埋”在一个风雨飘摇的草堂，而且无论下不下雨，出门都要打一把很大的油纸伞，穿一双很高的木屐；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坚持唯物主义，什么神仙呀鬼呀佛呀，统统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实践。这个人就是王船山。这样一连串的故事一直陪伴我到现在，同时这也是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心里扎了根。直到后来，我欣喜地领悟到，父亲为我扎下的船山文化之根，是中华文明最深土壤里的种子所生的根。大家千万别小看了这个根、这颗种子，它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第一讲 布衣圣贤集成三千年儒道文化 船山文化我归纳为三个特点：正，实，大。正，是儒学正脉；实，是经世实用；大，是气象宏大。 中华文明光辉灿烂，历史的天空曾经百家争鸣，但最基本的阴阳两极是儒家与道家，儒家感性而崇尚担当的精神，道家理性而崇尚自由的精神。纵观船山一生，感性的儒家多一些，越到晚年，越是多了些更理性的道家。台湾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将船山先生的人格归纳为“贞固”（坚贞的贞，坚固的固），并说可与孔孟老庄人格魅力等量齐观。当代超一流的古文家徐湘鸿和衡阳师院教授朱迪光等都认为，尽管船山的影响力永远无法跟孔子乃至孟子相比，但船山的学术水平实则超过孔子。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全国著名青年学者徐兆寿在一次跟我聊天时提到，他教授中国古典文化这门课程时，古代学者中以讲授王船山专章的时间最长，超过一个星期，不仅因为船山的精神令他最崇敬，而且因为船山是最有文化和学术含量的。撇开学术不谈，我认为船山的贞固与孔子的温厚、孟子的刚健、老子的圆熟、庄子的透脱，可同列而为中华文明血统五种最高境界的人格魅力。船山终生打磨、穷贞老固的志节就是中华民族赖以自救自新、百折不灭的文明薪火。 我和衡阳市船山学会熊考核会长有一个不约而同的观点：第一个提出并践行中国梦的圣贤是王船山。王船山明确他的中国梦是文化复国，并且解释：国者，族类也，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这与今天习总书记解释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出一辙。无独有偶，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原作者也是王船山，船山的原文是“扶长中夏”。船山整理三千年中华文化，为的就是中华文明复兴这一天的到来。船山先生对他的明朝恨铁不成钢，也基于，依托几千年文明积蓄，明王朝在前期还是领先于世界的，大家从郑和下西洋可以知道。在王船山看来，明王朝衰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受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影响的文官集团进入鼎盛时期，明末虽王气凋零而士气鼎盛，这是依仗几百年理学尤其是心学的宣传教化，理学心学坐而论道，高歌忠义，闲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然而，因其空疏无用，不能经世致用，导致中华文明一天天衰退下来。明朝不是亡于满人之手，而是亡于正学支离破碎、文化信仰混乱之后的朋党之争、人自为政。船山坚信，唯有振兴实学、规范正学可以复兴民族，所以，他批评老庄的道家，申韩的法家，两汉的神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心学，船山说他“想要尽废古今虚妙的学说而返回到孔子的实学，并推陈出新。”同时他知道自己的复国梦想在有生之年不可能实现，但死前他有一个预言：“两百年后，我的书会出名”。这个预言正是他对于中华文明复兴的一个自信：当时的异族、今天的少数民族满族把持的朝政，两百年后气数将尽。今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众志成城，其实也是在圆三百多年前船山先生的梦。 文以载道，文能化人。船山先生在武装抵抗侵略、捍卫本民族政权失败后，隐居深山四十年，潜心吸收了三千年中华文化精华，因此成就了最圣洁的最感人的民族魂、最坚强和最伟岸的民族脊梁。船山是将孔孟的中庸之道、老庄的天人合一之道集成到一个新境界的哲学家。如果说孔子老子是巴颜喀拉山分流的长江黄河，船山则是烟波浩渺的东海。 中国人的儒家精神原本是属于勇士的。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下，儒家被独尊，独尊是极端化，恰好背离了儒家的包容精神，结果坏了事，被豢养阉割，从此，道统下的正义价值观被治统下的阴谋权术取代。若问：如今儒家在哪里？按船山的担忧：文化皮之不存，文人毛将焉附？最优秀的文人群体——堪称儒士的文人，如今几乎没有了。中国最后一代儒家人物只有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等寥寥几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恰恰就是船山精神的精髓。代表另一极的道家也不见了，自从道家的集大成者庄子变成蝴蝶飞到另一世界后，道家变道教，道家后学都摇身变作道人，道人在衡阳方言里的含义是“不问世间事的人”。我为庄子庆幸，他比司马迁有先见之明，有理性，选择远离官场，以打草鞋为生，全身避祸，也没活到被汉武帝阉割的时代。庄子的全部魅力就在于它的独立自由理性精神。在楚王请他做宰相时，庄子这样回答：“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王夫之给自己画像题写的一首鹧鸪天词，其中有两句很令人回味：“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意思是：我死去了，画像留在人间，如同乌龟死去留下龟甲，但我不只是这样，我还留下了一个梦，这个梦在没有圆之前，大家还是别胡乱猜测，而是多多为它去做点实事吧。按中国上古时期崇尚占卜，主要就是将龟甲和兽骨用火烧灼后看其裂纹预示吉凶，古人将龟甲视为神灵之物，但船山用比兴手法自我戏谑：提供龟甲的“神龟”毕竟是肉身凡胎，连自身性命都掌握在人的手中，又何以能为人预兆吉凶呢？这两句诗折射了船山与道家如出一辙的独立思考之下的理性精神。但是王船山晚年拒绝做清朝的高官，还有高出道家一筹的务实与担当。 历史上毁灭文化的运动，常常把中华民族推入文明的倒车与政治的悲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如此，明清的文字狱也是如此。上个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竖起了的两面大旗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其实与传统不可割裂：民主主要是儒家的，科学主要是道家的。民主确切的说是被阉割之前的儒家的，直接源头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之后，儒家这一传统断掉了，直到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他们的出现，特别是王船山。船山是南国儒林第一人，但晚年船山越儒入道。与我们历代帝王推崇被阉割的儒家相比，近现代西方更推崇道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代之后严重落后于西方，责任在历代统治阶级，船山沉痛批判可以地归结为三个字：私天下。因为私心，所以专制，所以愚民，不鼓励科技发展，结果导致积贫积弱，落后挨打。船山还有一个观点：“中国之中国，非天下之中国”，意思是，即使是中华民族意义下的中国，也不是将来天下大同时的中国。这句话今日还不是名言，但将来必定有检验它而使它成为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意义深远的名句的一天。这些观点都可以见到船山的宏大气象。 中华文化史上以布衣身份而成为圣贤的只有王船山，其最重要的人格魅力就在于相信文化的力量、坚信文化人的意志。，我认为超越老庄。老聃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在祭祀之前是很受人们重视的祭品，但用过以后即被丢弃，老子借这个比喻说，人的命运只能受天地主宰。但船山说“非天地刍狗万物，万物自效其刍狗尔。”船山的意思很明显：并非天地把人类当作刍狗，只不过许多天生软弱乃至犯贱的人把自己当作刍狗！针锋相对，一个回合就把道家的祖师爷挡了回去。船山毕生一个最大的信仰是：人是可以自救的，乃至可以补天之不足，哪怕环境、条件再怎么恶劣。 遇逆境而悲观自杀，并不很难，难的是在险恶环境中为天下大义而力为其难地生存和战斗。明末清初，清朝统治者血腥屠杀汉人抵抗者，被船山考证为“生民以来未有之祸”，船山一家就有30来口人因这场战争非正常死亡。接着满清推行恐怖的文化灭绝手段——剃发令与文字狱，更被船山视同“暴秦”。“扶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只能用手指头扶着的一寸宽度的土地也不能确信为我所拥有）”，但王船山毅然选择留在与自己有这个深仇大恨的大清帝国，在不屈不挠的持久战中最终胜出、全归于天。清末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其口号分别是强国、变法和复国，但高举的都是船山的思想文化旗帜。成为中国政坛前所未有的奇观。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的记载了甘做中国变法流血第一人的谭嗣同给他和康有为的遗言：牺牲自己和辅佐圣主，后者更难，所以谭嗣同把更重的担子交给了他们。“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康梁二人后来是否昆仑，另当别论。但毕生远师王船山，相信肉身成仁而精魂长存天地的谭嗣同倒下后，无疑成就了中华的又一昆仑。然而，船山认为，为政治而牺牲生命乃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分别有三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因为深受船山文化精神影响而献身：谭嗣同、夏明翰、熊十力。与船山同一故里的革命英雄夏明翰是为了保守组织机密而取义成仁，他在临刑前写下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惊天地、泣鬼神，与船山的“头不顶清天、脚不踏清地”的活埋精神其实殊途同归。在那种形势下，船山在世同样也会为了“主义真”和“后来人”而从容赴死。但谭嗣同、熊十力则显得更为悲惨，因为他们原本都可以不死。如果说谭嗣同如同流星，让天下人痛惜之余激起正义之气，那么王船山就是恒星，恒星的好处是可以吸引许多行星，形成巨大的磁场和能量。王船山仅仅凭借一己之力，抗衡强权，集成了中华三千年文化正能量，其价值更大，其难度也更大。谭嗣同生前曾表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光大衡阳王船山的精神”。船山的个性精神特点是坚贞加坚固，谭嗣同只是做到了船山的一半——坚贞。正如屈原，坚贞有余，所以殉国汨罗江；但是坚固不够，所以自沉汨罗江。王船山曾说：当其死，“与烟俱散，不荡其馥馥之馨”；当其可以不死，虽大势已去，“与灰俱寒，不灭其星星之火”！遇逆境而悲观自杀，并不很难，难的是在险恶环境中为天下大义而有意义地生存和战斗，坚信星星之火终有燎原之日，毛泽东主席在工农革命低潮时发表的相关文章，灵感即来源于此。王船山没有为我们的民族以直接的方式悲壮殉道——舍生取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属于更“难”的一层。南明朝廷宣告破灭，他在山里架起几间茅屋做书院，播文化种子于衡阳林莽。他死后两百年，正如他死前的预言，他的文化复国的抱负得以实施，与其说满清王朝亡于孙中山、黄兴的武力革命，不如说灭亡于曾国藩通过大量刊印船山书籍而保护好的华夏文化这一点上。孙中山的军师、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家章太炎在中国同盟会纲领性文件中一再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光复之绩，独赖而农一家。” 隐居四十年，对政事绝望的船山没有从此沉沦，而是以“活埋”之心，闭门谢客，忍受孤贫，担负起著述六经、开孔子事业之生面的重任。大家知道，最能总结王船山一生的一句话就是他晚年题写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副对联曾被钱钟书文革期间拿去做了座右铭。我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这里的上联可以做全国所有学校通用的校训，为什么呢，我说这是一副重担，六经是借代的用法，用孔子主要讲授的“诗、书、礼、易、春秋、乐”六种经书代指文化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开生面，说的是别开生面，也就是创新精神。中间一个“责我”，就是我挑起这副担子的担当精神。整个的座右铭用白话翻译，意思是：“孔老夫子留下的六经责令我为他开创另一个时代的生面。七尺男儿的我选择跟随上天、乞求活埋在书斋里。”翻译出来，虽然字面意思很清楚了，但内在含义局外人还是难以捉摸。乞活埋有两种含义：第一层含义：他想把自己埋葬在中华文化中，“天下有道，以身殉道；天下无道，以道殉身”。第二层含义是把自己当成是殉国过了的人。没有机会为中华民族死节，是船山终生遗憾的事。船山悼念长兄的《石崖先生传》写道：“戴眉含齿、抱余疚于泉台”；绝命之作《船山记》中认为自己仰而有愧，所以俯而有愁（这两篇作品都被学界称为中华极品散文）；还有他的两千来首“字字楚骚心”的诗词，读过的人都能感同身受。船山曾以屈原自比，并说其悲国之情有过于屈子，事实上也是如此，我说他是千古第一伤心人、石船山是千古第一伤心地，《船山遗书》是千古第一伤心文。 船山先生说活埋，不是说说而已，他的独立特行精神罕见其匹。我们衡阳人都忌讳一个死字，因此忌讳门前栽种柏树，柏树一般种在坟墓前或陵园里。而在王船山眼里，死根本算不了什么，为了表达他的“活埋”决心，他在湘西草堂前栽种了两棵柏树，就是今天游人可以看到的两株高大的古柏。他的意思很明显：我的草堂就是一具活棺材。“从天”，从哪一个上天？明朝的天？清朝的天？华夏的天？天下的天？天命的天？都可以放上去。“活埋”做什么？隐居观生居，仅仅是静观天下苍生吗？你王船山不是忠肝义胆、敢说敢做吗？这个时候怎么不去为生民立命请命，经世安邦？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此时已是顺治17年，康熙快要即位，尽管接下来有吴三桂作乱，但是船山凭借洞穿历史的法眼，极其鄙视吴三桂，认定他是惑乱祸乱天下，料定他成不了气候。当时整个江南数王船山文望最高，吴三桂卑辞厚礼再三请船山写劝进表，船山不仅不写，逃进深山后，还写了一篇祓楔（fúxiē）赋代天斥骂吴三桂。祓楔是古代一种清除不祥的祭礼。吴三桂不知醒悟，为过一把皇帝瘾，执意在衡阳称帝，可是加冕的那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自此，他一病而终。在晚年的船山看来，康熙的天下稳定了，也多少在由夷变华的改良之中。孔子有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接着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树起的都是华夏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而越过圣人肩膀的船山的法眼更犀利，他认为，夷华之别的区分标志乃是否接纳礼义之邦——华夏优秀的正统文化。“诸夏近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近诸夏则诸夏之。”就是说,只要是吸收了华夏的文化,那你就是华夏族,哪怕你的血统是夷狄。只要放弃了华夏的文化堕落地生活,那你就是夷狄，哪怕你的血统是华夏。船山在其著作《黄书》中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未来发展有一个大胆假说，放在当时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最为先进的而且相当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的思想。他说：“在轩辕之前，中国就是夷狄；更远的伏羲以前，中国人不过是直立之兽般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全世界都是如此。兴许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信息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兴许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中国这边也不能知道罢了。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如果不保全文化火种，薪火传承，将来必定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义词。正是从文明进化，防止野蛮民族对文明的破坏，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停滞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王船山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提出一个论断：“汉室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这话今天读来，犹如天地春雷，振聋发聩。所以最后船山总结：“不言正统”，“一姓之兴亡，私也；万民之生死，公也。”也就是说，天下是哪个王朝的不重要，王朝姓什么不重要，甚至出身哪个民族哪个阶层的人来执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死，百姓的忧乐。 综上所述，此时船山心中的天，我认为既不是他昔日想要拯救的明朝，也不是此时迫于无奈开始怀柔天下的清朝，而是天命天意。王船山有一句悼念他的老师，为南明血战而死的章旷的诗：“一枕冰魂随故剑”。船山从决心隐居那一天起，就清醒认识到昔日的一腔爱国热血、只能顺应今日的历史潮流，不能刻舟求剑。而且船山对未来的中华文明是很自信的，他有两首逼真的预言了他的故居和墓地将成为中华永恒的文化存留的诗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几许兴亡，凭谁料理，血痕一缕留青史。他年莫问草堂荒，萧萧落叶随风起”；“极目江山无止竟，伤心日月太从容，霜枫依旧半林红”。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出，源于中华哲学智慧的船山生命力的底蕴是强大的。在历经铁与火的浇铸之后，“从天”是这位爱国志士认定的归宿。然而“从天”不是信天由命，因为后面有“活埋”。自愿“活埋”拯道的勇气，是这位文化英雄走向圣贤境界的关口，这位以“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而举世闻名的前朝贞臣，在汉家社稷丘墟半个多世纪之后，最终以汉人衣冠、汉族发型埋葬了自己。死前不久，他自撰一个著名的墓志铭，并且严厉告诫后人不得改动。 第二讲 造命天人独步中华文明危峰 船山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最后一座巍峨大山，源于他南岳起兵抗清、继而永历从政扶明失败之后的另一个更宏伟的人生蓝图—— 王船山是一个从小心中有大格局的人物。孔子三十而立，王船山同样如此。这个自立的标志便是人生信仰与毕生规划的确立，即人生大蓝图的完成。这个蓝图用四个字概括就是“活埋拯道”，这里的道，是文化复兴民族之路，是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之路。王船山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规模挽救中华文化的文化界民族英雄，他有一句诗：“千年欲识丈夫心，独上危峰揽苍翠。”就是这种英雄形象的写照，在民族政权旁落异族，中华文明面临断层之时，他独步中华文化的危峰。 前面讲了船山后半生四十年隐居的座右铭，是他的人生大策略，船山文化教育复国梦的序曲，接下来我要讲船山的三句名言，是深入他当年的梦境，看这位一生矢志为民族改造命运的天人是如何独上危峰的。 先讲至今刻在的大罗山船山墓碑上的自撰墓志铭：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落款，他用的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纪元。这个自撰墓志铭的全文我翻译如下：“明朝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埋葬在这里。墓的左边是他的妻子郑氏的坟墓。他自作的铭文说：‘怀抱刘越石的孤愤，而命运使我无从实现自己的夙志；仰慕张横渠的正学，而才力使我赶不上先师。幸能保全身躯归葬在这墓里，原本心怀忧愁永远没有了时。’”痛苦是所有真正思想家共同的宿命。王船山之所以尤其伟大，是因为他终其一生接受了这一宿命。王船山说：“即使满世界都是坏蛋和糊涂虫，只要我还保持着清白和清醒，我也就保存了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的人本来就该含着忧愁永无尽头！”王船山的痛苦是因为他站立在时代的顶峰，所感受的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巨大孤独。可惜他无法听到稍晚时代的知音黑格尔的声音：“如果你生活在一种无法抗拒的、无法改变的痛苦里，那么这种痛苦将是你的幸福！”王船山与黑格尔被誉为东西哲学天宇的双子星座，我认为这些是本质意义的关联。 刘越石是西晋与祖逖一起闻鸡起舞、北伐中原最后血荐轩辕的英雄人物，张横渠则是连朱熹也叹为观止的北宋唯物主义大哲学家，“为天地立心”就是他提出来的，一直以来被矢志担当道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奉为衣钵。船山墓的右边，葬的是他的儿媳刘氏，这在封建社会是大忌，到今天还让许多“小人”猜忌。其实不难理解。刘氏是船山好友，小云山下刘近鲁的女儿，船山经常在刘近鲁那里借书，把刘家的六千册藏书都借读完了，最后把刘家的这位千金也借去了，给他做儿媳。刘氏知书达礼，公公几百万字的草稿大部分都是他代为整理。对刘氏而言，船山是父亲，更是老师。后来，她留遗嘱追随先师于地下，后人尊重了她的选择。一些侮辱圣贤的言论其实是自取其辱，以小人之心度圣贤之腹。王船山平生不作一首艳诗，即使怀念过世的夫人的爱情诗同时也是爱国诗。极其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这是凡夫俗子根本不能企及乃至不可想象的圣贤境界之一。 人盖棺之后只有任人评说。孔子经过两千五百年的研究评说，早已面目皆非，流失了其作为自由思想者、文化拓荒者与素质教育者的本来面目，更多成为封建卫道士们为政治需要而打扮塑造的一个精神木偶。王船山基本还是保持了他一百多年前出土的模样，有点可惜是，上天派下的助其实现他死前“两百年后吾名始显”的预言的人物——曾国藩，竟是他最该感谢同时也最该唾骂的一个不太忠实的粉丝。或许因为小心谨慎世故圆滑，或许因为多少丧失斗争的气节，曾国藩不顾王船山简直是“法老的诅咒”式的告诫——“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利用校勘船山遗书的权力，擅自将墓志铭中的孤愤二字篡改为孤忠。这一个字的更改，就像一把整容的刀，将船山易容成了一个与封建社会无数的愚忠之臣无异的人，思想家的深邃不见了，诗人的生气减退了，你说曾国藩该不该挨板子？这个墓志铭与船山的堂屋座右铭是可以参照起来读的。它们都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爱国救国，爱国不是忠于一个皇帝，救国不是拯救一个朝廷；另一方面，治学传学。对前人最好的继承便是创新和超越。王船山毕生抱负宏大，他想要超越的是孔子和他认为唯一系统继承发扬了正统儒学的张横渠。与此同时他最可贵的是作为后学者的本分的谦虚和应有的诚恳，墓志铭更具韵味的是后半部分的抒情：“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我的意译如下：“我王船山总算是一个节操圆满的人，然而我还是心怀着与生俱来的忧愁！”我认为，船山极大深化并彻底践行了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观，船山的超人人生观体现在六个字：君子必需“贞生”、“安死”，圣贤还必需无始无终的“忧世”——如此一来，小我不满百年的自私可怜的忧乐，也就被大我“常怀千岁忧”的高贵情感所完全消融。多年来每次拜祭位于我们衡阳县石船山下的船山故居、墓庐，特别是墓庐，我都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气场，产生无比肃穆的正气，对我的心灵是一种最好的充电，对我的灵魂是一次莫大的洗礼。船山逝世320周年的前年，我独自前往墓庐，随后在日记中写了这样的话：“320年后的秋天，冷雨淅沥，我身影颤抖立在您的墓前，耳畔响起’此吾山也，吾终于此而已矣’的千古一叹，眼泪满眶辨读霜枫青苔之下您自撰的墓志铭.我无能读出您的无奈。只能为您瞑目于高节千古的大罗山默默祈福。” 湘西草堂院落有五种数百年以上的古木：古樟、古柏、黄连木、闽楠，尤其是有一株像是蛟龙腾空的古紫藤，号称千年藤龙，比一般的大树还粗，据调查是全国最古的藤，船山生前经常坐在此藤下休息，我每每以为藤龙身上凝注了龙族的精神，而或许也包括那个不逃跑、以颈血荐轩辕谢天下的崇祯皇帝。藤龙的两大支脚是同样稀有名贵的树种：黄连木和闽楠，他们三者数百年来共生共荣、和谐和睦，又仿佛象征了中华儒道释三种文化的和合交融。这些古木，大跃进、文革时期都没人敢毁掉。可惜石船山下的那个船山隐居读书的洞被炸掉了，因为当地人在洞里拜石头娘娘，即认石头为干娘，以寻求庇护，文革被视为迷信，“破四旧”破掉了。普通百姓的思想境界是无法与船山先生同日而语的，船山晚年经常去光秃秃的石船山下散步，他是去拜顽石为师的。正如明朝前期另一位大思想家王阳明，也曾在被贬谪地贵州龙场的一个石洞里悟道，还试着将自己活埋进一口石头棺材中。王阳明的活埋是为了参透生死，而王船山的活埋则是在参透生死之后。通过顽石悟道，船山炼就了一身傲骨与满腔浩气，以至于他归天之前也像王阳明一样，可以“我心光明，夫复何求”，对人世没有丝毫的留恋。船山在石船山下总共生活了32年，但前面的15年，先后住在败叶庐、观生居的他并没有注意到这座普通而神秘的山，直到他迁居湘西草堂。 下面讲船山另一副自撰名联，今日被题写在船山故居湘西草堂的正门两侧: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这个名句，读者往往没有往下细嚼，因为字面意思简单，好像与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差不多。其实更包藏深意。这里的清风不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那个清风一般简单，写那个清风的书生被捉去杀了头，因为他骂清朝骂得直接了当，偏执一端。船山就客气、客观多了。他首先承认康熙的清朝大致是不错的，是还算清新的风，而且对他王船山存一番好意，只是他不为所动。不为所动的原因乍看，来自他昔日追随的大明，其实不然。大明比大清好吗？很难说。崇祯还算争点气，不仅在位时企图力挽倾厦，科教并重，农商并举（诛奸臣魏忠贤、重用徐光启修《农政全书》）。而且做到了“君王死社稷”，留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血书。连李闯王也因此感动给了他不坏的评价：“君非甚暗，臣尽行私。”所以船山得知崇祯帝自缢身亡，痛心疾首：“深衣何日能裁就，负罪孤臣拜烈皇”。“明月无心”的意思其实有两层，一是最后一位还算英明的崇祯皇帝没了，明朝从此失去了一颗坚强的心。第二层意思，就是隐喻后面的五个南明皇帝，不是没心肺就是没心眼。前者如永历，残害忠良；后者如隆武，糊里糊涂被手下送给清兵。或者都没有，比如弘光，王船山认为他是天下最昏庸的君主。然而，船山的异于常人之处就在于，没有得到明王朝俸禄乃至重视，依然不给自己找半点做软蛋逃兵的借口。不像享受了半辈子高官厚禄的钱谦益，主动剃发投降后写的那个替自己遮羞的《降清文》：“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钱谦益也是文坛大腕，但他最大的本事就在于知道怎么能把一件龌龊的事情包装得高尚纯洁、理直气壮。他约小老婆柳如是一同投水殉国，效法屈原，在岸上散步了一整天，结果却说水太冷，明日再来，羞得刚烈的柳如是立马跳进了水中。船山在《姜斋诗话》一书中，将钱谦益津津乐道的淫诗斥之为“青楼淫咬”。谁是媚骨，谁有风骨，可以立判。 大明覆灭，明月无心，我以明月为心，我心日辉月映，永恒光明。这是船山儒家的一面。 天倾地覆，天地无心，我即天地之心，我身天人合一，辽阔宁静。这是船山道家的一面。 晚年船山的著述生涯无比艰难，草堂风雨飘摇，厨无隔夜之粮，买不起写作必需的纸笔、灯油。船山唯一不缺的是孔孟“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境界。关于文化复兴民族，他有许多口碑相传的故事：账本写作、手稿嫁女、炮落石洞、病榻背诗……晚年的他更进一步，在国破家亡的形势下，还要苦中作乐，将无比艰难困苦的生活视作自己自由精神的乐土。他要在荒山野岭，独步凌虚、日养纯阳、月生气阴，受庄子影响，他以官场世俗为牢笼，而以天地自然为住所。读诗写诗是他排遣苦闷的唯一方式。而与庄子迥异的是，船山汪洋恣肆的文海，始终是波涛翻滚的，从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极冷寂。船山诗词数量达两千多首，是专业大诗人李白杜甫的总和，很多诗词的境界是李杜在世也要折腰的。 我最后要讲述的船山名言体现船山文化的基本精神，八个字：“纯志成德，相天造命”。 船山是儒家的，看的是他的主旋律。逍遥自遣的道家只是他精神充电的方式。积极用世的儒家终归是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船山是儒家精神最高的标杆。中华文化精神是来自周易中的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具有普遍适用性。我提炼的船山哲学的精髓、船山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此大同小异，只是更适合于天才式的有很强的精神追求的人物。 船山的骨子是儒性的，儒家主要追求的是明德新民。但在此基础上，船山批判吸收了道家的“天之道”。《道德经》的核心观点我概括为：“天道地德”。稍加阐释：顺天道而为，即厚德或有德之人，其“所得”在天理之中；逆天道而行，即缺德或无德之人，其“无得”，或虽暂时得到也将很快失去，也在天理之中。船山的基本信仰“以德相天”即源于此，“以德相天”，即“以人的德行辅佐上天”。船山终生读《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是整个宇宙天体本身就是“行”且“健”的，所以君子亦当如此，得天之乾气（上天性健，故“天行健”亦可写作“天行乾”）——阳刚之气的君子，自然会自强自立；“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顺，人居住的宇宙中的大地是顺应万物的，所以君子亦当有厚生之德，得地之阴柔之气的君子，自然能够厚德相天。 船山强调：“纯志成德”。他将世人按思想灵魂进化（或者说理想人格修养）分为四个层次：庸人、中人、君子、圣人。他阐述道：“庸人有意而无志，中人志立而意乱之，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圣人纯乎志以成德而无意”。船山认为教育当以“正志、自拔流俗”为本，以“纯志、变化气质”为最高境界。 纯志，是指一个人只有志向，没有庸人乱七八糟的邪念。纯志才能修成大德。大地生万物，生生之谓德。害生就是缺德。害生主要表现为阻碍别人合理发展，没有成人之美的胸怀，甚至成人之恶。相天就是辅助上天。造命，是比成德的境界更高一层的境界。这就是天的境界了。能相天的人能改变人的命运。天很远，很大，能相天的人，他本身就是天的一部分，他的心灵就是天心，胸怀要像天空一样辽阔。相天的人还要一定的天赋的才能。天赋是一个人的德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即可获得的上天的赐予。纯志，让船山成了意志力超强的超人；相天，让船山成了与上天合一的天人。按胡适先生的说法，王船山是“中国的尼采”，他教导民众不要停留在“吃饭、穿衣，养儿防老”地步，而要向“超人”迈进，主宰自己的命运，用文化升值人生。按韦政通教授的观点，王船山就是“天人”，船山的书其实是写给天子和辅佐天子的人读的，用以主宰国家民族的命运。 第三讲 中华文明圣灯洞烛人类古今 王船山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矛盾最深刻、超时代超地域的思想巨人，所以成为洞烛古今的文明圣灯。孔子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中华文化的掌灯人，他的思想尽管有复古的消极因素，但总体而言，他首创的仁爱礼恕的哲学系统具有永恒的认知价值。船山的思想则极大地超越了他，拨亮了中国由封建专制社会迈向到民主共和体制国家的思想圣灯，北大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张世英先生认为，王船山是中国古代哲学由感性的天人合一说向类似西方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说的转折点。在西方，主客观二元对立说为科学战胜宗教神学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船山哲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先声，这一从认识论高度高屋建瓴的思想，犹如灯塔，影响到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两面大旗的五四精神，是对王船山以来近代启蒙哲学的一次总结，是对三千年传统的天理压制人欲文化的一次总批判，从而影响到了二十世纪两位推动改变中国历史的核心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政治哲学。 司马迁赞颂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大师崇高的品德，像高山一样令人仰慕。大师走在光明大道上，人们自然愿意追随。我们也这样赞颂船山先生，因为船山是立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又一个分水岭向着光明彼岸摆渡人类的大船，是值得永远仰止的人类文明的高山。余秋雨2010年在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坛讲座《城市与文化》，以船山文化贯穿始终。其中说到，王船山是中国古代对文明的概念诠释最多的思想家，船山基本论断是任何国家最根本的兴衰最终系于两个字：文明。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唯一没有断层的民族。为何独有中华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答案是：中华文化毓育的中国文人特有的豪杰精神——士大夫精神。这一精神的代表，是孔子的“朝闻道，夕可死”；是孟子的“舍生取义”；是王船山的为“开生面乞活埋”。士大夫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内圣”：即胸怀天下，人格高洁，以人为本，以文化人，这是我们民族五千年来的宝贵传统——即所谓的“道统”。船山认为，“道统”为“治统“之本，治统可变道统不可断，“内圣”才能“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从尝百草的神农氏炎帝到天下为公的孙中山，从开创六经的孔夫子到开六经生面的王夫子……正是政界与辅佐政界的知识界绵亘不绝的民族脊梁，顶撑巍巍的人文大厦，方有中华文明虽屡遭天灾人祸、血雨腥风，仍然如云蒸霞蔚，如银汉长存。正是士大夫精神铸造的正气，改写生命只属于肉体的动物属性，将一个个人字大写在历史的天空。 哲学探究的是宇宙与世界的本源，是最根本的学问。迄今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是儒道哲学，而船山作为冯友兰所说“中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哲学家”，可以说是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总结起来，船山思想文化对于人类文明至少有三大贡献： 一、公天下、人权法治思想与和合理念 船山先生论政治有一句名言：“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这句话我的理解为：“老百姓不因为君主一人统领天下就怀疑天下只是君主的，君主不因为一统天下就把百姓的天下当成私有财产。”这句话体现的思想太了不起了，自孔子以来的圣贤都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他的含义是，天下乃天下人共同的天下，所以需要上下互信，全民同心，而不是孟子所揭示的战乱的根源：“上下交征利”、国家一盘散沙。拿着因为“公天下”这把尺子，王船山心中的好皇帝有两位，一位是光武帝，就是那个不纵容自己的公主而让一个公正严明的县令董宣低头的皇帝，中学语文课本里记载了一个故事，一名小官董宣因为执法严明，冒犯了。船山称赞是他独一无二的行大道公天下的好皇帝，说他可以历经百世而称王天下。另一位是“为天下百姓守财”的宋太祖，历史记载了他和他的掌上明珠永庆公主一个故事，有一次，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满翠羽的短袄前来请安，太祖看见不仅没有夸赞她，而是沉下脸来对她说:“你把这件衣服脱下来。”公主撒娇:“这件衣服没有花太多的钱，是用翠鸟的羽毛做成的，又不是用黄金珠宝镶嵌。”宋太祖严肃地教育公主:“不能这么说，公主穿着这样豪华的服装，皇宫和亲戚必然效仿。而翠鸟的羽毛价格很贵，百姓为了追逐利益，会伤害很多鸟类的生命。”永庆公主辩解说:“天下之大，鸟儿之多，谁会在意我的这件衣服呢?”太祖更加严厉地说:“天下虽大，鸟儿虽多，如果管理不严，那么就会天下变小，鸟儿散尽。身为皇家子弟，更要以身作则，皇家的奢侈会让天下人心浮动?”永庆公主听后，羞愧地脱下那件衣服，再也不曾穿过。船山总结宋太祖治国之道是三个字：简、慈、俭。并且解释这三条都符合中华圣人对“大道”的要求：求己不求人。因此直到一百年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时期，违背了这个根本出发点，国运才由盛转衰。船山也批评了宋太祖开了“怀疑天下士人”之端。“杯酒释兵权”大家都知道，其危害船山认为是，只重文化不重军事，“贻六百年衣冠之祸”。从宋王朝建立的960年算起，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中国积弱都是因为不信任军事将领，结果两度被异族翦灭。在《宋论》一书中，船山还讲了一个史料故事：太祖乘车微服私访，忽然有暗箭射中了车身，太祖走出来大声说：“射死我，也未必轮到你来做皇帝。”其实，暗箭，就是太祖事先派来射车子的。宋太祖此举用了小小的诈术：以此来昭告天下，他是真命天子，任由自己做什么都无妨。船山在充分肯定太祖“盛德”的同时，严厉批评了他的这点小聪明，认为宋朝的德行因此埋下了衰败的种子。船山论史，一再叹息“孤秦”“陋宋”，前者“私天下”，后者“疑天下”，如此专制的政治文化导致的恶果，轻则亡国，重则亡天下——即让本民族文化遭受灭顶之灾。 船山的人权思想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发展，船山提出的“依人建极”就是今天讲的“以人为本”，王船山是古代圣贤中批判法家和肉刑最为激烈的，这一点上鲁迅、胡适等现代思想家都相当的钦佩。儒家大师朱熹为官时动用过肉刑，王船山毫不留情的批评了他。残酷的肉刑其实是人治社会人性劣根性膨胀的体现，是与孔孟的仁政思想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个体生命才会得到充分尊重。这一点，现代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对王船山五体投地。他称王船山为“东方的孟德斯鸠”，并说“儒者重视法治，独推王船山”。1949年，熊十力拒绝国民党文人集团的赴台邀请，仿效船山留大陆。文革期间，熊十力曾采取船山打纸伞着木屐那样的行为艺术，用麻绳系住被红卫兵撕掉了纽扣的白衬衣，跑到街上，老泪纵横、仰天呼喊：“文化亡了，中华亡了！”最终他为捍卫中华文化绝食而死，在那段悲惨的岁月，他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名句：“晚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姜斋就是船山。生前他的书斋长期供奉三位圣贤的牌位：孔子、王船山（孔子左）、王阳明（孔子右），按古代礼节，尊贵的座次依次是中、左、右。 受四十年的易经和老庄哲学研究影响，船山哲学处处显示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辩证法高度。例如他提出三维说：天维（人与自然有别）；地维（本族与外族有别）；人维（君子与小人有别）。但在践行上，他最善于化解矛盾，例如： （一）终生视满清为仇敌，却与康熙英雄相惜最终和合共生。康熙敬重王船山而指示湖南当局主政的郑端嘉勉他，船山因敬重郑端的人品，接受了口粮，但是坚决退回了奢靡之物——锦缎。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辞帛受粟”的故事，可以说是和合文化的经典故事，他还曾以诗的形式对英明的康熙皇帝表示友好：“南阳凭羽翼，恩泽放山林（诸葛亮出山那是因为他有本领，我感谢你的恩泽把我放逐在山林里）。”拒绝做官，因为气节，更因为他牢记着文化复兴民族的历史使命。 （二）一生好游名胜，却只因为气节视不毛之山石船山为大美知音。青年船山曾在五岳独秀的南岳生活过十八年，是什么原因让他在康熙怀柔天下之时，还迁居到风景远不如南岳的石船山呢？只因为一个义字。清顺治五年，公元一六四八年十月，王夫之在莲花峰下组织义师抗清，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后来，为纪念这段血与火的历史、续文化复国梦，他为莲花峰写一部史志，其中有“与岳患难,惟岳知余，残梦不忘，我报灵墟”的名句。这次起义，船山是参谋长，其他主事基本是他的师兄们，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人起兵，很像后来的孙黄革命。当年与船山一起中举的衡阳县的举人就有好几位：管嗣裘是总司令，将领有夏汝弼、李国相，这三个人都是王船山的至交。还有相当多的僧人，这与抗战期间僧人上阵也很相似。失败后夏汝弼饿死九嶷山，全家被害的管嗣裘携李国相隐居石船山，李国相是独臂老人，当年因为拒仕张献忠而自断一条胳膊，南岳起义曾独臂挥刀杀敌。这时候，依照船山忠肝义胆的个性，谁都会猜到他要去哪里。据船山后学、清末兵部尚书彭玉麟编写的衡阳县志考证，李国相居住的桃坞毗邻湘西草堂。 （三）精研佛道学问，却终生辟佛辟道。至今曲兰湘西村一带的船山后代家里有丧事，不请和尚道士。唯物主义必然带来的务实重行，是船山贯彻终生的处世态度。但这并不影响船山拥有许多宗教界的朋友。2009年衡阳市召开纪念王船山诞辰3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代表300多人，两岸三地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佛教界人士占了差不多半壁江山！众所周知，佛教界有一句名言：不愿成佛，愿见船山。 （四）曾经敌视农民军，认为其作乱国家，后来却在一部史志《永历实录》中，用大量篇幅为可能被历史尘埃淹没的农民军将领立传。 （五）独立特行却又趋时更新：船山既有“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的行为艺术壮举，又提出“道莫盛于趋时”，“趋时更新、与时偕行”，“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时代先行者的口号。其实并行不悖：前者是气节，后者是思想。 我认为王船山的处事方式启发了他的近代家乡伟人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理论，也可以启发当代人“不认死理、合理妥协”这一科学思想方法。王船山作为中国有史以来一位最矛盾的思想家，他的名号也恰好可以象征他的和合文化理念：船是他的盾，山是他的矛。当其达，他持盾，浮云富贵，袖风怀月，海纳百川，船容浩瀚；当其穷，他持矛，浓墨仁义，老贞死节，壁立千仞，山蓄巍峨。世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而凡能统一起来的矛盾都是美好的。当代和合文化研究的名家张立文先生就独钟王船山，曾著一部四十万字的书，专论船山的和合文化理念。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和合文化”，“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正是这种“和合”精神使中华民族能够在本民族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交融多种外来文化，而枝繁叶茂、日趋强盛。“和合文化”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体、人与自然和谐。所以推广船山文化，对于化解当前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社会，推广船山思想文化的意义在于推进中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在处理既要维护社会稳定、也能平衡公平正义这一对矛盾上，船山学说非常管用。 二、人类社会发展最根本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 一大批近现代哲学家包括毛泽东把王船山比作东方的黑格尔，苏联学者把王船山比作是中国的费尔巴哈。马克思系统学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集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以我说王船山是中国的马克思，是集成儒道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这位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大师已经被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为大救星，而最要紧的是，王船山比马克思更高明的地方：与暴力革命对立的和合文化的理念。1985年美国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德谟克利特、王夫之、费尔巴哈、马克思。德国是盛产大哲学家的故乡，我认为与德国人生活态度严肃认真有关，船山一生学习工作生活都非常严谨，这一点中国历史上也罕见其匹。中国能高端出口、对话黑格尔这样级别的哲学家实在不多，而集大文论家与大哲学家于一身的人，放眼中国古代，仅有王船山一人。 三、理性的民族自立自强观念 船山的民族学说成为推翻满清王朝的唯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其民族主义并非某些学者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恰恰具有全球视野。“三维”说是船山独立精神的哲学源头。因为如此，船山才被当今学界誉为自立自强的民族之魂。 纵观船山一生，其成就完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有国家民族信仰的人，而且极有勇气对不符合信仰的事物说不。这集中体现在他死前三个月所作的绝笔散文《船山记》里面，作者视冥顽千年、独立荒芜的石船山为知音，乃至自己死后灵魂的化身，借石船山的象征意义，以极其恳切的内心独白式口吻向世人表达其毕生之志，感谢在其下“步影沿流”的人生最后十七载光阴。我个人认定《船山记》是千古奇文、旷世美文，天下第一励志散文。全文不长，六百多字，与《岳阳楼记》《桃花源记》一同被列为三千年湖南的九篇美文，《岳阳楼记》有它的气势，却没有它哲理内涵的深邃；《桃花源记》辞章或许超过它，却达不到它人文精神的高度。我的《行止船山》一书对此文有比较详尽的解读。这里我想给大家讲解一个轮廓： 文章开头说：“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山）以之名。……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毕生深研周易的船山预测到了自己的死亡。 文中用了四段构成层层递进式的排比：虽欲选之而不得、虽欲选之而不能、虽欲选之而不忍、虽欲选之而奚以为？其中情感达到高潮的两段我背诵给大家听： 仰而无憾者则俯而无愁，是宜得林峦之美荫以旌之；而一坏（pēi，指山丘）之土，不足以荣吾所生；五石之炼，不足以崇吾所事。栫以丛棘，履以繁霜，犹溢吾分也，则虽欲选之而不忍。 赏心有侣，咏志有知，望道而有与谋，怀贞而有与辅，相遥感者，必其可以步影沿流，长歌互答者也；而茕茕者如斯矣，营营者如彼矣，春之晨，秋之夕，以户牖为丸泥而自封也，则虽欲选之而奚以为？ 我翻译出来是这样的：“仰面对天没有遗憾的人，俯身择地也没有哀愁，这样的人应该获得美丽的山林居住作为对他们的表彰。但是我够不上，所以哪怕是有一座山给我，也不能给我的人生带来任何荣耀；即使在那山中炼成能长生的五石散，也不能提升我的事业。让我行走在堵满荆棘铺满严霜的路上，这样的待遇仍然超出我的本分，所以尽管可以选择更好的地方我也不忍心。在欣赏风景的时候有同伴，在吟咏诗歌的时候有知音，期望正道的时候有人跟你共同谋划，胸怀坚贞的时候有人与你互相支持。相距遥远而互相感动的人，他们一定是可以身影相依散步水边互相唱和的人。可是我面对的都是为一己而忧心茕茕的人，为私利而奔走钻营之辈。春天的早晨，秋天的傍晚，我也只是把窗户当作丸泥来封闭自己，所以即使我还想选什么地方，又做什么用呢？” 文章最后写道：“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终于此而已矣。”一个为了民族文化文明的复兴事业，历尽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艰苦、做了一辈子义工的老人，竟然觉得自己不配上天拿林峦美荫赏赐他，而终老于荒凉的石船山于他则是本份，所以他宁可在其下“步影沿流、长歌互答”，这是多么感天动地的志节！ “不玩物丧德，信天地之有而敬之；抱独而守志，俯仰无愧于天地。”这是《船山记》的中心思想，也是船山生前对学生最语切心长的教诲。而他自己又能以高洁的人品与卓绝的文品给中国文化人，留下永恒的荣光。当资本主义的晨曦即将叩开一个古老民族大门时，当奴隶制度的铁蹄肆意践踏一个泱泱国度的残躯时，他似一缕清风、一轮皓月，拂尘映污，最终于草莽山林，留住人间最后的净土和民族未来的春色。即使在那样天崩地裂的民族危亡关头，王夫之也深信，中国的文明虽然目前处于满请的残暴压制之下，趋于毁灭，但将来一定还会有崛起的那一天，再回头谈他的“活埋拯道”的人生大策略，他有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他还充满激情的预言：“尽中枢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也就是，只要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奋发图强，就算经历一百个世代，中华文明也终有消除内弱与外患，重新崛起的时候！ 可与《船山记》参照阅读的还有船山先生临终前口吟的绝命诗： 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 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 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 船山在世时，他的穿越整个中华文明史、用工稳的楷书抄誊的一千万字手稿，竟然没有一个变成铅字。王船山的名著《读通鉴论》《宋论》和《周易内传》都是在去世前一年才完成的，合计一百多万字，我想是因为他推算自己不久于人世，故而更加发愤著述，为后代留下无比珍贵的思想资政财富。而今他的书风行海内，本人家里收藏的就有来自全国各省和海外的不同藏本上百种。借这个机会，我向广大官员和市民朋友郑重推荐香港中文大学谢茂松教授的专著《大臣之道——读船山学说》，这是作者花了十年功夫磨出的一本难得的船山经典普及性著作，前些年，中央党校特地把谢教授请去讲这部书。上世纪三十年代，主持编印《船山遗书》（358卷）的是一批国民党中央元老：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清末的船山遗书版本，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左宗棠等显赫官员都是编辑，其中曾国藩一人校阅117卷。解放后的船山全集版本我所知道的有三个：岳麓书社、台湾和北京出版社，其中前两种是繁体版，北京的是简体版。 我衷心希望我们龙族传人，人人像船山先生一样，拥有进入国际社会通行证——和合文化理念，拥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野，拥有强烈的复兴华夏的民族情怀。中国梦是“船山梦”在新时代的延续。不仅从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到习近平主席，是这样的观点。毕生重视传统文化的蒋介石先生，在台湾版的《船山遗书》序中也说过，繁荣船山文化，可以从根本上复兴中华文明。他的原话在这里不妨读一些：“船山先生不愧为中国思想史上启蒙运动的先驱，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理尽性宏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正天下人心。凡所言行，皆切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学术，正为中华民族之迫切需要。”抗战期间，日军侵占湖南，与船山分不开的中国南方的儒家圣地船山学社、船山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均毁于炮火，然而，我们的船山学前辈们，依然冒着硝烟将珍贵的古籍转移乡下，依然每年于船山诞辰日农历九月初一举行祭拜仪式，直到1956年迫于举国的政治高压而转入低潮。解放后，每逢船山逝世十周年纪念期，船山后学们都要举行全国性学术活动，即使在文革高潮的1972年，台湾中国船山学会也举行了国际船山学术研讨会，及时填补了我们大陆的空白。 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德、什么都不信唯独信钱的时代，我们仍然面临攀越历史的危峰，解铃还从系铃处，我们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中重建当代核心价值观，以重塑信仰为突破口重拾民族自信心。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我们都应该像三百多年前的“华夏民族魂、天地人文心”船山先生一样认定：我的立身之处，就是我的中国；我心存仁爱崇尚礼义，中国便是文明轴心礼义之邦；我独立特行与时俱进，中国便豪情万丈活力四射；我心头有清风明月，中国便廉生威、公生明。因为二十年来对船山文化的学习，我本人早就立定信念，一生行止船山，行如经天纬地之船，止若顶天立地之山。“船容浩瀚行天地，山蓄巍峨扛古今”。这是船山诞辰很390周年时我做的一副对联，再过5年就是船山诞辰400周年，正好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衷心期待我们船山故里人人有一个追随圣贤的五年计划。 去年七月，我在长沙橘子洲头做了一场船山文化讲座，一位领导的最后发言是这样的：“有民族魂之称的鲁迅先生逝世时，郁达夫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中华民族人口之多，占地之广，历史之久，是任何一个民族不可企及的，这只能实证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中国人从来就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的圣贤更是从来就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天下大同。西方人、西亚人太看重了民族区分，因而民族之间很难融合；中华文化从来就是包容的、多元的，因而通过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民族大融合，最终消融四分五裂（分裂最严重的战国时期达到200多个小国），形成人类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大民族，中国分裂的原因，是因为统治者撕裂乃至摧毁建构在儒家文化基座之上的政治文明。中华文化日趋博大日趋精深，才不断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日趋枝繁叶茂且根深蒂固，才使得我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引领作用越来越突出，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也越来越举足轻重。所以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并非空穴来风，这完全基于在苦难沉寂一个多世纪之后的民族文化涅槃新生、全面复兴。只要中国政府和人民挺住，将中华文化的根基再度扎住，试看将来的环球，未必不会是中华文化主导而来的大同世界。 前不久去世、北大哲学领军人物同时精通船山学的汤一介先生，曾在世界哲学大会提出：“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依靠工业革命、坚船利炮迅速崛起的岛国英吉利，一度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勃，为何？就是因为其文化根基不固，一个英国人到美国定居，立马自认为自己属于美利坚民族，德国、法国、比利时人跑到美国，不到几年也会自我认定为美国人。他们缺乏最根本的民族认同感，因为他们的文化从源头上看是一种海洋文化，是漂浮不定的。而依靠圈地运动和侵略掠夺起家的帝国主义文化，从本质上看是背天违人的。我们再看看，不用说新加坡、印尼，旧金山、伦敦、巴黎的华侨，一百两百年过去，依然认为自己是华人，依然希望自己的后代学汉语、按中华民族的习俗生活。据我的一个韩国船山学专家朋友提供数据，韩国人，不包括韩国的100多万华侨，还有200百多万人使用双语，即汉语和韩语。 最后我对这次的三集讲座做一个小结：文化不衰，中华永盛。只有弘扬传统的民族的文化，才能推进现代的世界框架下的文明。集传统大成的船山文化是典型而优秀的中华文化。一个多世纪以前，曾国藩以船山文化作为精神武器，平定了中国最大的内乱；半个多世纪之前，毛泽东以船山文化为思想武器，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今天，我们弘扬船山文化，无疑可以走出一条复兴中华文明之路。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作者系船山学社理事、船山文化传习总会常务副会长、船山文化研究会会长，现供职于中共衡阳县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