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是一位认真严肃书写生活和时代的作家，尤其是乡土中国在当代历经的变迁、动荡和转型的艰难历程，对于这一过程中暴露的现实问题，他没有回避和虚饰，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近年的长篇《麦河》，关仁山的思想和写作不断成熟和深刻。

《飘雪》写一个农村男孩毕亮，家境贫寒，在姐姐姐夫的资助下，复读考上大学，毕业后进电脑公司，渐渐得到老板重用，由最初满怀道德和理想，渴望奉献社会，到步步世俗，在金钱和欲望面前节节败退。在雪华的策划下，办了厂，当上厂长，进了村委会，当上村长，在经商和仕途上小有成就。然而，随着雪华物欲的扩张，毕亮的内心纠结愈发尖锐，直到情绪失控，亲手杀死心爱的女人，沦为完全意义上的罪人。小说以毕亮的个人奋斗为主线，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作者的思考冷峻而且深入。

城市化还在加剧，一大批青年农民沦为城市贫民，在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边缘挣扎奋斗，他们不具备社会资源，不具备文化资源，不具备话语资源。低成本的劳动力输出，依然是目前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大的牺牲，对于农村青年来说，进城打工是个人奋斗的唯一出路。小说中的毕亮不是典型的农民，他受过高等教育，尽管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但是他身上有着农民的文化基因，包括对于自己人生的规划，对于社会的认识，以及对生活的理解，都能看得出来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的领跑者。雪华和他不同。雪华也是底层出身，遭遇更惨烈些，对物质的要求也就更多，对成功的渴望也就更迫切，而且对权力的觊觎相当的司马昭之心。农家子弟个人奋斗的人生悲剧里，毕亮是一种，雪华也是一种。这些怀着个人主义理想的年轻人，承受时代和土地的苦难，作为命运的抗争者，最终集体溃败，欲望淹没了雪华，毁灭了毕亮。大时代的陷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无数年轻的生命。

事实上，今天政府普遍在滥用权力，公权力不受约束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况且，笼罩在民众头上的，不仅是政治集权，还有资本集权。这两种力量严密地控制着社会秩序，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反而处于一种秩序的真空状态，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社会的伦理道德败坏，即是因为没有一种力量真正触及到这个层面，而且资本专制时代的价值观混乱已经突破了社会正常运行的底线，飘荡在中国上空的是肆无忌惮的利益追逐和日益空洞的个体灵魂。如何获得个人的救赎？毕亮和雪华带着各自的罪感走向人生终点，而罪恶的起点是美好的梦想，背负原罪的人们，走在大时代的亮烈阳光下，却一步步跌入没有光的暗处。道德和欲望的较量，一开始胜负已分。即使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民间，也很难重新校正失控的道德天平。所以，与其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近于资本主义初期阶段。马克思指出的原始积累中的血和肮脏，造就了新的权贵资本阶层。由此形成的腐败示范效应拖垮了制度本身的自我修正能力。社会公正和伦理关怀同时丧失。民众的社会参与只是发展的手段，不关乎最终的目标，所以这种想象的政治对于社会内在秩序重建显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在以前的文字中，在和师友的谈话里，反复谈到乡村自治。

我们都认同现代化是必然趋向，小农经济时代已经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实现现代化诉求的代价是对乡村社会的多方面掠夺和破坏，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制度困境逐渐凸显，走哪一条道路不是哪个人决定的，在选定的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也很难完全预见，但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却是不容回避的。政府的思路是自上而下搞一整套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学者的思路是自下而上实现真正的民间自治。实际上，这两种思路都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也就是乡村政治的结构性缺陷。基层组织中执政党的绝对权力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可能性，加之民间传统在历次运动和市场经济浪潮中几乎被破坏殆尽，想要恢复其生机和活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况且上面的执政者对民间力量始终心怀忌惮，倒是一些基层组织出于地方利益客观上推动了私营经济的有限发展，也间接地壮大了民间力量。就像这篇小说中的毕亮，因为办厂，有了经济基础，然后介入乡村政治，但是为大众只是他的手段，他的目标还是为个人，这就是当下乡村政治的实质和问题所在。基层组织本应作为乡村发展的引导者、保障者和推动者，实际上只是起到了监督者和规范者的作用，甚至因为腐败这个作用也是负面的。小说中写到污染企业转型，政府依旧扮演简单的执法者的角色，而孙二狗却可以凭借官方隐蔽的支持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乡村政治成为经济体利益瓜分的主要推手，民营资本普遍脆弱，某种意义上似乎只能与政治权力合谋，才能在时代缝隙中谋求发展，而这种联系本身也同样是脆弱的，雪华为了一块地出卖自己给陈副市长，然而更大的领导介入，先前的批文遂成为一张废纸。要想保障自己的利益，就只能选择暴力的方式，一场械斗改变了事件的走向，实现了利益的再分配。这里面，权钱交易，权性交易，上演的不仅是土地上的悲歌，还有整个中国民众被权力侮辱与损害的悲剧。当然，更根本的是，当代中国的乡村政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乡土中国未来的发展迷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