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人在哪里，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几乎每个华人家族，都有个‘1949的故事’。”这个故事对龙应台和她笔下的人物来说，就是“失败者的故事”，但是，关于已过去六十年的那个历史节点，已经不需要补充新的“伤口”和血淋淋的情节了，需要的是提供疗伤的方式。从这一点来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一本“疗伤系”的心灵抚慰之作。文·林野王

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自出版以来，便成为华语文化圈的热点话题，相继出版了香港版和台湾版。尽管大陆版依旧遥遥无期，但是该书在港、台出版的同时，大陆的三联书店推出了龙应台的文集《目送》，主打亲情牌，以对父母亲的回忆和家庭故事为核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缺席的遗憾。

确切地说，对大陆读者来说，除了它的象征意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否在大陆出版，实际上无关紧要。因为这是一本以香港和台湾为诉求的书，大陆读者并不在龙应台的预设之内。龙应台在写作的时候，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读者所在的位置，其所采用的叙述技巧，也和目标读者的设定严丝合缝，正如这本书的首版选定台湾、首发选定香港一样。相较而言，大陆读者只是个外来者，旁观者，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只可心怀感动，不可大声疾呼，只可眼泛泪光，却很难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

单就这一点来说，大陆读者无论如何成不了这本书的“好读者”。除了感动，大陆读者能够做出的反应不多，而一个好的读者，却需要超乎感动之外，超越感动之上。大陆读者的反应被“束缚”，原因当然不在于大陆读者的情商和智商，而在于龙应台在写作伊始，便选择了放弃大陆。

`讲述“失败者”的故事

龙应台之所以选择“放弃”大陆，肯定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最直观而简单的解释，便是这本十五万字的小书，无法容纳大陆的万里山河、十亿黎庶。如果企图将大陆容纳进《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需要的篇幅将扩充不止十倍百倍。而在另一个角度来说，大陆对于龙应台，终归属于不熟悉的“异域”，不像台湾，生于斯长于斯，呼吸吐纳于斯，声容发肤血脉皆融化其中。

龙应台在书中和回答记者问中多次强调“失败者”这个概念，声称她的写作是“向失败者致敬”。失败者与胜利者，在哲学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中国的历史叙事，一向有“成王败寇”的传统。龙应台并没有企图否定这一中国特色，她只是将这一历史叙事传统向前推延了一小步：“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这种推延，有着人道主义的一面，还有着现实环境的一面，或者说，是在四壁空旷的“现实荒漠”上打开了一扇窗，使生活于其中的人，能够看到大海。而要明白这一扇窗的重要性，就需要到台湾的现代史中追寻。

台湾的现代史，固然可以说始自1949年蒋介石迁台，也可以说始自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还可以说始自1895年日军占领台湾。无论哪一个时间节点，生活在台湾的众人头上，都高悬着“失败者”的头衔。龙应台抽刀截断众流，以1949年为时间节点，开始述说这一节点之前之后的故事——国民政府军人和家属、流亡万里的学生、被国军诱骗或强迫的青少年、被日军裹胁的原住民，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迁徙。每个人的命运都被打碎了，重组了，个人的心灵留下了伤疤，族群的情感中留下了裂痕。“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1949的故事。”这个“1949的故事”，对龙应台和她笔下的人物来说，就是“失败者的故事”，而对大陆读者来说，是“日月换新颜”的故事。这也是这本书选择“放弃”大陆原因所在。

如同许多评论文章所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写的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这是一句俗滥的套话。大时代、大历史，似乎成为这个时代评述过往时唯一能够选用的字眼。然而，这种字眼，不仅恶俗，而且不负责任。没有时代能够大到可以忽略被碾倒在时代车轮下的人物，同样，没有历史能够大到可以漠视历史缝隙里涓涓流淌的血泪。时代和历史，就由这些暗红色构成。龙应台高举着“失败者”的头衔，以“失败者”命名她的父辈以及1949年的芸芸众生，体现了一个卓越的业余史家对历史的恰当认识，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而龙应台自称“失败者之子”，则在“同情之了解”的基础上，表达出对历史的承担。毕竟，逝去之昨日并不遥远，心灵的伤疤需要抚慰，族群的裂痕需要弥合，而这种工作，不能轻易地推卸到“大时代”、“大历史”身上一了百了。所谓历史宜粗不宜细，所谓抛却包袱轻装上阵，或者是孱头的言语，或者是独夫的口号。而生活在时代和历史中的人，伤痕深刻，不可磨灭。

一本“疗伤系”的大作

如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只是展现出历史的创伤和个人命运的惨烈，那它只会成为一本平庸之作。确切地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故事，在过去60年的口述历史中，已经被复述过很多次，相关重大事件的历史细节，也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得到过呈现，龙应台并没有提供更多新的东西。实际上，关于已经过去的六十年前那个历史节点，已经不需要补充新的“伤口”和血淋淋的情节了，需要的是提供疗伤的方式。从这一点来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一本“疗伤系”的心灵抚慰、心理按摩之作。

“疗伤系”并不是贬低龙应台的价值，心灵抚慰也不是简单的通灵师和心理医生的工作，尤其面对的伤者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由密密麻麻、面目清晰的个人组成的族群。在历史的节点之后，在大洪水过后的一片荒原之上，受伤族群的心灵需要抚慰，需要被治愈，这就是埃利·威塞尔（犹太作家，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写作主题多以关于大屠杀的记忆为主）之于犹太人、哈维尔之于捷克人、图图大主教之于南非人的意义所在。这并不是说龙应台已经足以和上述人媲美，而是说龙应台提供了“疗伤”的思路和模式，尽管这一模式目前只适合于台湾民众。

龙应台的“疗伤药方”之一，就是对失败者的生命力的坚信。《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描述的人物，无论她的父亲母亲，还是流亡南洋的原住民，无论是逃亡不忘读书的三千学生，还是被拘禁期间不停表演的军乐队，乃至于台湾岛的八百万人，都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不可否认，这些人物、细节、案例，经过了龙应台的“选择”，以至于有些整齐划一，但他们构成了一个群像。这个群像诉说着，他们不是“失败者”，相反，他们是战胜命运、战胜历史和时代的“胜利者”。对于台湾读者来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企图构筑的，就是头戴“失败者”帽子的这一族群的自信心，通过展现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割裂之后的个人自我成长、自我抚慰、自我治疗的过程，聚沙成塔，点石成金，企图实现族群的抚慰和治疗。这一过程缓慢而漫长，正在进行中。

相比来说，龙应台提供的另一“疗伤药方”则有点轻飘：“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时代、社会和国家对责任的承担，必须建立在“真相与和解”的基础上，没有真相，没有和解，所谓的责任将是空口白话。真相意味着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书写，意味着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换一个位置看待历史和自己，和解则意味着宽恕。最近20年，台湾社会在逐步地袒露真相，但许多人看待历史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方式并没有改变，族群的裂痕依旧清晰。这不是一个“欠”，一个“道歉”就能够解决问题的——马英九已经就二·二八、白色恐怖代国民党道歉了，然而道歉的双方依旧固守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不肯挪动一步，没有宽恕，没有和解。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龙应台的上述话语将更不容易获得认同。龙应台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说，这本书的大陆版可以有一个副标题，“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大陆读者固然需要对台湾抱以“同情之了解”，但大陆读者更需要对自己抱以“同情之了解”。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