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中国古代唯一一位说衡阳话、从衡阳走向世界的圣贤,生长于衡阳城回雁峰,隐没于另一座原本寂寂无名的山——衡阳县边远穷乡万山丛中的石船山。笔者受益船山遗著及相关研究读物多年,近年来深感船山文化对于当代核心价值观建设、重塑民族信仰之价值意义,几乎专力于船山文化推广。有感于国内外诸多船山学爱好者乃至研究者,对于船山生活环境、背景,多有迷惘,乃至混淆。比如,2010年在湖南卫视讲座《天地大儒王船山》的王立新教授,将船山的出生地衡州王衙坪,说成了衡阳县金兰乡。湖南省作协聂鑫森撰文称:“王夫之先是筑巢于石船山下,到50多岁时,方迁至此置茅草屋三间,一直到74岁离开人世。”同为省作协副主席的水运宪先生撰文说:“湘西村坐落在石船山下,那里是明清之际哲学巨匠王夫之晚年筑草堂而居的地方。他的大部分名山之作,都是在那座小草堂完成的。这位先哲最后殁于石船山麓,草堂依旧,墓冢完存。”中国人民大学赵春秋撰文称:“湘西草堂,是王夫之晚年自筑的居室兼书房,‘蓬檐竹牖,编篾为壁’,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三间两层砖瓦房。”诸如此类,暂不一一驳难,读者且看我后文考证与分析后的观点。
再,一些非湘籍的船山文化研究者,对船山其人的把握不甚贴切,如南京大学一位博士后,在其近著中介绍晚年船山时取小标题为“晚景凄凉比顽石”,我当即建议其修改为“晚景贞苦志比顽石”。没有亲眼目睹船山先生留下的遗迹、徒手徒步攀登神奇圣山石船山的人,是难以走进船山所述的“此吾山也”的心境的。因此,笔者拟以“重走船山路”的角度,初步梳理、探究,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隐居期间不同凡俗的心路历程。
先勾勒船山迁徙流转一生轨迹: 生长于衡阳城南王衙坪→求学衡阳县学石鼓书院→求学岳麓书院→避居南岳莲花峰续梦庵并起兵→肇庆从桂王→奉旨回衡阳县长乐终父丧奉母→复返肇庆、不久从王走梧州,任行人司行人→逃梧州走桂林,依瞿式耜→桂林城陷走广西永福→徙居衡阳县长乐耐园为母守制→避兵零陵北洞钓竹源、云台山→徙居常宁西庄源→徙归莲花峰续梦庵→徙居本县金兰乡高节里竹花园茱萸塘,建败叶庐→茱萸塘下两百米建观生居→去观生居两里石船山下建草堂→终老于石船山下,葬于大罗山。
王衙坪与船山书院
夏历1619年9月1日,船山出生于衡阳古城城南回雁峰脚下的王衙坪。此时,衡阳州县同城,1632年,14岁的船山与介之一同考入衡阳县学。1756年,衡阳县分为衡阳、清泉二县,两县治仍同城。直到1952年7月,清泉县改名衡南县,原位于衡阳老城区的的衡阳县治成为衡南县治,衡阳县县治迁于西渡,衡阳县才正式析出一个衡阳市区。今天连很多衡阳县人也以为王船山出生于衡阳市,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直到1882年,还是衡阳县知县张宪和根据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议,下令在回雁峰脚下的王衙坪的“船山祠” 设立船山书院,筹备两年后,船山书院正式招生,张宪和亲自制定书院章程,聘请李杨华(曾任清泉县知县)为首任山长。1885)3月15日,狂热崇拜船山的学者、曾官至清兵部尚书的彭玉麟认为船山书院逼近城市,不适合读书,上书奏请朝廷,将“船山书院”迁建于湘江中的东洲岛,并将慈禧太后赐他的退休俸银12000两全部捐出,初时建筑为三进四合院的古典式建筑。彭玉麟世代居衡阳县腹地渣江。另外捐助较多的衡阳名人还有王船山八世从孙、湘军名将王之春、衡州盐运使程商霖等。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荃也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322卷板片捐置书院。船山书院因祭祀王船山而建立,所以以船山思想陶冶学生,以“讲明夫之之学”为办学宗旨,致力于弘扬王船山思想,不课八股,以实学造士;“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经费亦由这四府联合下拨和筹措。特别是因为清末国学大师、曾任清史馆馆长王闿运在此主持书院达20余年,而让该书院在清末最具盛名,长沙岳麓、城南书院学子也慕名而至。遗憾的是,这座因为屹立于湘江中流而避免了在七十年前的衡阳保卫战完全倒下的清代建筑,至今仍然在危险的处境中悲壮的屹立着。而就在它的隔壁,改革开放以来兴建的佛寺却气势辉煌、金碧若新。2013年7月,我在省城长沙做了一个船山文化讲座,在交流环节,一大批湖湘文化爱好者针对船山书院的发问,让我这个与船山先生同里的文弱书生感到空前的不能承受之重。
续梦庵续复国梦
1643年10月,张献忠陷衡州,王朝聘被扣,索要船山兄弟,船山自伤肢体往敌营明志,因此父子俱虎口脱险,避居南岳莲花峰。12月,船山下山访长子勿药,过台源寺,雨寒交加,同窗夏叔直弟夏汝为赠棉袄。可知,船山自此陷入困顿。1644年3月,船山赴邵阳武冈,欲寻王师于乱世报效国家,无果而归。同时,李自成陷京师,船山闻讯,悲愤不食数日,作悲愤诗100韵。8月,船山次子攽出生,但就在9月,船山还奔走永州东安联络友人。10月,在家居南岳的同窗夏叔直陪同下,为建续梦庵选址,至南岳景色最美的莲花峰、黑山(据南岳船山研究学者康和声勘探,认为黑山即双髻峰)一带,夜宿山下方广寺。次日于山半一奇石曲折处寻得方址,奇石上下交叠,左右临水,石间有平桥,绝壁如立。船山以“造形以来,悠悠者谁望而目之。”欣然请人凿石级于其“肩肘之间”,并举酒酹石,勒名“涌几”。稍后,船山趁夜出岳,纵马三十里。到达樟木市。此行目的很可能为建房筹措,因为是年底,续梦庵建成于莲花峰中之黑沙谭上。船山这段雅兴难得之经历,想必因为长子出生、家有托、梦可续。船山先生有《将营续梦庵登双髻峰半访址》诗,云:“不觉登处高,上有千嶂争。下方平似水,拟买钓舟横。”
1645年3月,由湖广学政升任巡抚的堵允锡拜方广寺二贤祠,欲往续梦庵看望王船山,寺僧以道险阻拦。夏,堵允锡命修二贤祠,嘱船山、王介之、夏叔直三人共同负责。5月,清攻下南京,福王被执杀,船山续悲愤诗一百韵。秋,船山应耒阳友人之邀,陪同父、仲兄访杜甫墓,后应邀,避兵永兴县,游石角山、便江(耒郴二水合江)等地。11月,还南岳,会堵允锡,商定二贤祠主事者增加管嗣裘。管嗣裘原籍衡阳县金兰高节里(今属曲兰镇船山、湘西村)。
1646年,船山续梦庵注《周易》,正式开始自己40余年的学术著述生涯。3月,采风湘乡县参与诗会。夏,赴湘阴县前线,上书佥都御史、湖北巡抚章旷,请调和南北,以防溃变。未被采纳而退。8月,南明唐王被执杀,船山再续悲愤诗一百韵。10月,桂王即位于肇庆。11月,妻陶氏哭父卒,年仅二十五,船山作悼亡诗,有“寒风落叶洒新阡”之句。是年,船山成莲峰志五卷,又受父命,始编春秋家说。
1647年4月,桂王至武冈,船山与夏叔直由湘西间道奔赴,因暴雨月余困车架山,半途而归。5月清兵克衡州。夏,船山与夏叔直登衡阳湘乡交界之白石峰,此后避兵湘乡县南,隐居读书。8月,仲兄卒。闻父病危,船山与长兄分别自湘乡、祁阳归岳。10月叔父及其夫人卒于衡阳县长乐。11月,父卒,葬南岳潜圣峰麓。是年,桂王闻船山事迹,明旨下奖云:“骨性松坚”。
1648年10月。船山30岁。与管嗣裘、夏叔直、李国相举兵南岳,战败军溃。因麻痹大意,管嗣裘本人在南岳的家眷全部遇害,起义军中伤者几十口被老家在衡阳县台源的夏汝弼之弟夏汝为收治。船山携侄子王敉走耒阳,有“韩城公子锥空折”之句。至兴宁、由桂阳、清远,达肇庆。堵允锡推荐船山入翰林院,后兵部尚书、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极力向朝廷推荐王夫之,请阁试。船山以丧服未满上疏请终丧,免阁试,得旨:“足见孝思,更征恬品。著俟服阕另与议考。”“霞灿松坚,孝思恬品”,成为船山晚年题写于湘西草堂的名联,今人常乐于引之励志。霞灿,乃王道的象征。孝悌的思想,恬静的品格;灿霞的气象,坚松的骨性。这恰是能够担当内圣外王的船山先生的写照。
1657年4月,船山徙归莲花峰续梦庵。船山之所以不避凶险、再次选择南岳,可以用他《莲峰志》中的名句来说明:“与岳患难,唯岳知余。残梦不忘,我报灵墟。”1658年,船山40岁。收逃难南岳的落魄书生戴日焕为弟子。1659年,撰写南岳采茶词七绝十首,尽管“鞠尖队队满洲靴”显出未忘身世,但全组诗一反黍离之悲,会景生心,感情丰富,意趣浑成,格调清新,描写细腻,几成天籁。乃“对帝王之业的完全抛弃,所以在澄心静气从事学术著作之时,才会有较为平静的心。”(衡阳师院刘晓林教授)船山对南岳莲花峰的钟情,是可以与他最终选择的归宿之地石船山一比的,前者见证其侠骨柔肠,后者见证其贞志固节。如果不是后来著书立说的需要,我想他是不会离开此峰的,在那样交通不便的时代,后来船山还多次回南岳“重温旧梦”,其情其义令人怀想。
隐居长乐大云山
1650年,清兵陷肇庆,乃从桂王走梧州,就职于行人司,娶继配襄阳望族郑氏。其间,船山同情主持振刷朝廷的“五虎”金堡、袁彭年、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联合同事管嗣裘,依托严起恒、瞿式耜、张同敞等正派元老支持,三次越级弹劾王化澄结奸误国,斥退欲加害忠。几被害,赖降帅高必正力争脱身。7月,携继配郑氏、侄子王敉至广西平乐,再至桂林,依瞿式耜。不久清兵下桂林,留守瞿式耜与总督张同敞相约殉国。船山一家走广西永福,因苦雨60日,被水患所困,绝食四日,有《桂林哀雨》四首(今佚)示郑氏,破涕相劝。1651年春,清兵下梧州、柳州,船山一家回衡阳县,为母守丧。有“犹记余生雪窖归”、“有约三春就夕晖”诗句。次年,船山徙居衡阳县长乐大云山侧,傍石仙岭长兄一家,又有同年好友邹统鲁、诗友欧子直、熊渭公等比邻而居。8月,孙可望别将李定国克衡州,派人召船山兄弟,船山因孙可望挟君窃国,进退萦回,终决定“退伏幽栖,俟曙而鸣”。
西庄源隐居
1654年8月,船山避兵零陵北洞钓竹源、云台山。冬,徙居常宁西南乡西庄源,间或避居山洞,变姓名为瑶人,为当地人说春秋、周易,众多文士慕名而至。管嗣裘之子管永叙投其门下,数年后不幸早逝。1655年春,客游兴宁山中,寓于僧寺。始作《周易外传》、8月,写成《老子衍》。1656年3月,写成《黄书》,5月,第四子王敔生于西庄源。是年冬,还南岳重游莲花峰,有诗句“振衣情不惬,北望暮云寒”。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家。作为衡阳人的船山有很强的乡土情结,尽管当地人极力挽留,船山也很留恋此地的风光人情,但还是在留下一首很长的五古之后,飘然而去,这首题为:《西庄源所居后岭前壑古木清沼凝阴返映念居此三载行将舍去因赋一诗》。此后他回到续梦庵,又在第二故乡南岳生活了三年。
四个“湘西草堂”
船山热爱乡土,重视亲情友情,与底层劳动人民同气连心。主要表现在他隐居时期。
1660年,船山42岁,迁徙居湘江之西,即本县西乡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前,植木九根,编篾为壁,建造小室,取名“败叶庐”,此为船山先生的第一个草堂。作者有诗记之:“新买茱萸半亩塘,苔侵床足月侵墙。天涯芳草迷归路,病叶还禁一夜霜。”是年,内弟、弟子郑显祖去世,船山因与郑氏感情极深,亦因为弟子身份故,所以特别伤心,犹如孔子之失颜回。有诗数首纪之,其一,化裁汉诗名句“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之意,自桂林相逢回忆到杉桥(在衡阳县)永别,极为动情:
“与君相逢入桂城,铁骑斥野飞箭鸣。旧愁疑在春梦惊,乃知君死而余生。生亦不可期,死亦不可悲。鸡鸣月落杉桥路,且与须臾哭别离。”
1661年,患难继配郑氏卒,年仅29岁。葬大罗山,船山特命虚其侧,以备将来与之合葬。其后,船山登岳峰,作《悼亡诗》纪之。不久复有《续哀雨诗》。12月,明桂王被执,船山三续悲愤诗一百韵及《长相思》乐府,有“肠断受恩时”、“他生就君结”之句。
1663年,管嗣裘兄管嗣箕卒于南岳百丈山,不久,在船山安排下,返灵筵于金兰高节里之故居。船山与管氏兄弟自幼同里同学同患难。管氏兄弟与船山兄弟乃至夏汝弼兄弟,这三对难兄难弟其忠肝义胆惊人的相似,他们代表了南明时期湖南民间的士人刚烈之风。考船山徙居金兰乡原因,需要回顾一下莲花峰起义失败后船山主要战友、同道的去向:夏叔直走匿九嶷山饿死,管嗣裘从王死节,依王介之避居大云山的郭凤跹、文小勇亦均已亡故。只有自陕西富平浪迹至衡,原在衡阳城桂王府任医官的李国相健在,张献忠陷衡后与船山同徙南岳,起义失败后先船山自南岳转徙金兰高节里山谷,而此亦想必其时客居南岳的起义总指挥管嗣裘或其仗义之兄管嗣箕之安排,此时南岳及其周遭已经成为清朝的眼中钉,而管氏兄弟的原籍金兰乡比南岳偏僻许多。李国相居金兰乡诗中多有怀念夏汝弼和管嗣裘的。据《衡阳县志》载:“国相尤善介之兄弟,高冠蔉衣,数相往来。……凡隐居三十年,先介之卒。”是年三月,因赏杜鹃花至铁墙坳,结识当地种花诗友王恺六,一边论诗,一边为恺六和石灰粉刷墙壁。
1664年,船山为子娶衡阳县小云山下藏书家刘近鲁之女刘氏,刘氏后来生五子二女。与刘近鲁、欧子直同登小云山,作《小云山记》,自此,船山与刘近鲁相约一岁一登小云山,并毕读刘家的万卷藏书。1665年,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正月十八、十九,两个晚上和成湘乡奇才洪业嘉梅花百咏诗。三月,作著名的潇湘小八景词、潇湘怨词。再赴王恺六庄园赏凤仙花。夏,游大云山妙峰庵,作《大云山歌》。1667年正月初一,与欧子直下棋并赋诗。夏,避暑王恺六庄园。是年,因庄廷龙明史案,康熙复兴文字狱,船山、介之被人告发。湘乡举人刘象贤招游至虎塘避难,会刘公60寿宴,船山即席为子王敔聘其女为妻。
1668年,船山50岁。船山“不闻人语五十日”,本县宿儒王朝聘门下弟子唐克峻之子唐须竹,奉父命投船山门下,船山相见恨晚。此后,须竹之名屡见船山文集中,船山在临终半年前的伏天,还特为须竹撰写告别散文《惜余鬒(zhěn)赋》,知交之情,可以想望。兹录船山《与唐须竹夜话》为例:
九春初歇雨,花屐不相期。踏藓亦何适,临风久系思。 秋毫分九级,火电掣双眉。不与通消息,含情更待谁。
王介之、王敔均有长歌赠予须竹,亦可侧知须竹之识量境界。须竹实为船山最后二十余年授业弟子中最倚为奔走者,犹如孔子之有子贡。子贡在孔子殁后,为孔子守墓六年,倍于其他弟子;须竹则“筑室山中以终”(《船山师友记》),以绎船山之学。须竹一生成书两百余卷,惜毁于兵火。仅有“独语无与酬,遥心托寒水”等雅洁隽永片羽浮光之句,呼应“不与通消息,含情更待谁”。可见其与船山相契之默,令人低徊。
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目前主要聚居在竹花村败叶庐、湘西村观生居一带的船山后裔(约300人),我的一个发现是,今人对船山“居衡阳县石船山下”的介绍,乃至说其“晚年(32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都是泛指,而船山在世所言“于石船山下”说法不是泛指,而确指其最后在石船山脚下定居的十七年。所言“湘西草堂”系泛指其在湘江以西衡阳县金兰乡(今曲兰镇)建成过的三个草堂。
船山五十岁作《春秋家说》,序中明确写道:“迄今二十二载,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泽空存,念蟪蛄之生无几,恐将生失坠,敬加诠次……湘西草堂王夫之序 ”。乃知此处湘西草堂之名并非单指船山五十七岁时迁到距观生居两里之外的石船山下的草堂,而是泛指其于湘江之西所建造过的三处草堂。而现今的湘西草堂实为在王敔所建草堂废墟上修复,规模最大,加上这一处草堂,事实上在昔日金兰乡高节里今日曲兰镇湘西村,先后建成、曾经并存在过四处草堂,建筑所在位置与具体时间可见于下表:
曲兰镇船山文化遗迹一览表
王敔于《湘西草堂记》明确记载:“……越十二年(本为十五年,其中1673年前后的三年离开观生居逃亡在外),再徙于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两里许,仍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而今草堂并非位于石船山下,而是位于东落寨下,离石船山路程约四里,直线距离约两里;要说泛指,那么,比起今草堂,距石船山更近的败叶庐、观生居早应该说位于石船山下,这就与王敔本人的《湘西草堂记》不符合。也不符合船山在临终三个月前写下的绝笔散文《船山记》中的表述:"顾于此阅寒暑者十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东落寨的高度不下石船山,如果当时船山将草堂建在今址,那么,王敔应该这样记载才是:“再徙于东落寨下,去观生居二里许,筑湘西草堂。”既然如此,能够说服人的,只有第三种可能:船山第三次建草堂,建在石船山脚下,而其他两处草堂败叶庐、观生居并没有拆除。至于现在的湘西草堂,船山生前或许建成了,但是主要分配给作为王敔作私塾使用,此时,船山感到时间宝贵,更多时间是独居石船山下的草堂著书立说,而把教学工作基本上交给了王敔和王攽,王攽的学问才华稍次于弟,更可能自觉的留在观生居读书、务农,负担一小家九口人,这中间大约因此闹过小小的家庭矛盾,这在船山文集中有暗示。或许,今草堂为船山去世后所重建,原房舍即李国相之子的,而原土地可能是当地人的,因此后来发生了土地纠纷,最后因为王船山的名气,草堂被官方断为船山公祠。据《衡阳县志》:船山南二里有桃坞,李国相隐居地。王、李同志,互有歌诗。”彭玉麟在修订衡阳县志时加上了一句:“然今之湘西草堂正在桃坞,盖非故地也。”据船山观生居撰《南窗漫记》中记述:“李敬公国相遗稿,嘱余订定。”由此可以约略推知,由于桃坞——今之湘西草堂地址显眼,以当时的气氛,李国相之后人很可能在住址被清朝统治者发现后被其父送往他处,或回原籍,或继续追随桂王府后人隐姓埋名。
船山有著名的《女冠子·卖姜词》,题曰:“余旧题茅堂曰姜斋,此更称卖姜翁,非己能羡,聊以补人之不足尔。戏为之词,且卖且歌之。”词曰:“卖姜来也,谁是能酬价者,不须悭。老去丝尤密,酸来心愈丹。 垂涎休自闷,有泪也须弹。最疗人间病,乍炎寒。”此处所述的姜斋即观生居,观生居早已几经拆建,如今已是一栋三层高规模甚为壮观的洋楼,由王攽的后代居住着,其旁至今留有当年姜田湾的旱地,后人因为怀念先祖种有生姜。
至于现今的湘西草堂的流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草堂新中国重修时的一段文字记录:
在清乾隆年间,湘西草堂已破旧不堪了,多次典与他人。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才由王船山的曾孙王其旋以重金赎回,再度重修。1982年3月,我在湘西草堂一华里许的肖家冲进行文物调查时,有群众向我反映,在生产队的保管室里,有一块木匾。我根据群众反映找到生产队长找到木匾。木匾长4. 1 米,宽1.3米,字迹依稀可辨,其中有“月吉旦庆旋翁先生重修草堂并七秩晋一”,因左下角被锯掉一组字不见了,中横写“湘西草堂”四个大字,跋语共14行165 字,除“船山”二字为红色标涂外,余均为金粉字,蓝色粉底,款落两中,不可认辨。据查证,跋中所提的旋翁者,即名永萦,字其旋,为王船山曾孙。清嘉庆年间,居住在曲兰乡的王氏后裔公议,将湘西草堂更名为船山祠,每逄船山先生阴生,后裔们都要到船山祠朝拜,这种习俗和船山祠的名称,沿用了100多年。(录自《湘西草堂沿革》,作者周新铭,系船山文化传习总会会长)
1673年开始,船山因为躲避“三藩之乱”,走出“观生居”,”“泛宅数载”,湘乡访友、游伊山寺。与唐须竹渡洞庭湖,送别准备借吴三桂反清形势再度起事蒙圣功回乡,只有过年才归“观生居一趟”。其中一次在长沙,遇见坚持抗清的湖北巡抚章旷的儿子章有谟,带回衡阳。还有一次到达江西萍乡(其时吴三桂兵进江西),与永历朝旧臣蒙正发接触频繁。1676年,王夫之自湘阴返回“湘西草堂”。此年十一月,吴三桂也占领衡州,王夫之打消了三年来所筹谋的乘机起义的念头。1678年,王夫之六十岁,此年闰三月,吴三桂在衡州自立为帝,并派人去湘西草堂,请船山写《劝进表》。船山愤而辞之,且义正词严:“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今何用此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我安能作此天不尽、地不载语耶!”
石船山及大罗山
仁者乐山。一生乐山的船山先生,最终选择了石船山作为其生的至爱与归宿,其晚年以终老之所的“船山”为号,且在临终三个月前,写下绝笔散文《船山记》作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报告,述志节以示来者。《船山记》的开篇是这样的: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其田纵横相错而陇首不立,其沼凝浊以停而屡竭其濒,其前交蔽以絯送远之目,其右迤于平芜而不足以幽,其良禽过而不栖,其内趾之狞者与人肩摩而不忌,其农习视其堘埒之坍谬而不修,其俗旷百世而不知琴书之号。
船山老人开宗明义,以光秃秃的石船山及其周围看起来一无是处的蛮荒景象为象征,向世人将自己的归宿之不幸合盘托出,然而紧接着作者笔锋急转,表达自己凛然履命的从容,有如孔子所谓“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
然而予之历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栖神怡虑者往往不乏,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
其实开篇所述乃船山对本民族因为蛮夷满清(内趾之狞者)侵占而陷入文明低谷的忧愤,而象征文明的“良禽”、“琴书”几乎消灭殆尽,当时的鸿儒刘献廷寻访衡阳,读船山遗著,作出如此评价:“其学无所不窥,於《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以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因此就当时的湖南而言,恐怕只剩下王船山一颗“读书人的种子”(史评方孝孺)了。然而船山穷且益坚,苦而益贞,身如转蓬,志如顽石,“壁立万仞,止争一线”,接下来的文字便是船山对存在意义的冷静定位:
古之所就,而不能概之于今;人之所欲,而不能信之于独。居今之日,抱独之情,奚为而不可也?古之人,其游也有选,其居也有选。古之所就,夫亦人之所欲也。是故翔视乎方州,而尤佳者出;而跼天之倾,蹐地之坼,扶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则虽欲选之而不得。
……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终于此而已矣。
当我冷静的夹叙夹议到这里,独自咀嚼这样的哲思隽语,一股透骨的寒凉从人生某种看不见的真空袭向我,忽又仿佛古人所谓无语泪空流的感觉。一时,我不明白自己有志于学以来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诉求什么,但我又有一种可以妄自充数“船山后学”的基本自信,船山洋洋千万言的真知灼见与井泉喋喋百万言的浅薄胡语,其本色或许若合一契。我忍不住抛出本人旧作中一段文学性的记录——这大概不太符合调研论文的规矩,但想起学者肖驰“王船山是中国古代集大文论家与大哲学家于一身的孤例”的说法,也就顿时有了底气:
此山大观如覆船,高、大,且不乏“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奇险景观;然而荒凉、萧瑟,正是个“且忍罡风十夜霜”的埋心之所。中华五千年沧桑文明的变迁仿佛在这里凝固,甚至没有人知道人类历史在这里走过。你蹲下身去,发现这里不久前还遭过火灾,原本艰难生长的灌木丛焚烧殆尽,遍山漫布的,是焦褐的沙土,是嶙峋的乱石,是长不起也烧不尽的野草,是幕天席地裸露本真的巉岩。林业部门执行退耕还林政策不是不力,从山脚到山腰,一律种植着松树苗,然而看上去,其生命力似乎还不及野草,成活率太低,已经成活的,也随时在参与着下一轮的淘汰。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地难道真是被“天人”船山先生断定了的不毛之地?这么说,上帝对它的放逐也就是对船山的成全了。“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你轻吟起《船山记》,此文正面描摹石船山景的无非这四句。当吟到此处,你突然顿住,你愕然,无论你如何搜索枯肠,终也不能有别的语汇来贴近眼前之境。你终于完全失语,你甚至感到,攀爬过程中与同伴交通心气,兴奋或者痛苦的表情流露,也都是不适宜的。于是,接下来,你几乎只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石船亘古的哑语。
或许,船山先生的足迹与心路原本不是可以述说的,只可以仰止行止而已。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个也许是不该提出的问题:船山为何不选择长眠于这荒凉寂廖的石船山中,而是那风景秀美的大罗山麓?是的,那里有他的郑夫人,他的苦难战友和痴情爱人在等着他,那里的风水与此地刚好相对,世俗意义的宝地与儒林圣学的绝地。是的,正如许多学者所言,船山并不完全是唯物的,甚或也不完全是高大上式的伟人,除了他用不羁的雄魂眷恋而报答无门的祖国民族那“缥缈的余魂”,他还想着荫庇他绝大多数躬耕安居于故土的子孙后代。所以,他早早选择了“宝地”。王立新教授将船山先生一生形容为“贞苦无比”同时也“壮丽非凡”,一直以来,我心中都在默默为终于修得了万世福报的这样一位家乡圣哲而欣幸.“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这样的墓志联,应该不独是那位清末第一才子的灵感,也是天意。
(作者系船山文化传习总会常务副会长。通讯邮址:421200 湖南衡阳县西渡镇县委大院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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