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小重山》，吹的这大明朝的万世江山，如同雨打的浮萍风吹的柳絮般，支离破碎。十年的寒窗苦读，王夫之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匡扶这明朝江山！怎奈何，十七年的繁华如梦一场。血染江山的画，高楼奄奄一息，在瞬间倾塌。

  一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一天，天色晦暗，铅云低垂。大约是从未时开始，天空开始下起了雪珠子，那雪下得又密又急，不一会儿功夫，只见远处屋宇已经覆上薄薄一层轻白。衡阳市王衙坪里，一户姓王的人家终于又迎来了一位新成员的降生。

  王朝聘欣喜若狂，把这个孩子取名叫做王夫之，对他亦是寄予了很多很美好的希望与祝福。王夫之祖籍江苏高邮打鱼村，自明永乐初迁入衡阳，他家族的这一脉到他出生时已是第九代。

  王氏家族一向家教甚严，王夫之的祖父少峰公的生活习惯是：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则读书至深夜，王夫之的母亲谭孺人进奉饭菜、茶酒，总是小心翼翼，从不敢使切菜、烹饪之声传到外面；严冬也不生火炉取暖，担心柴火生烟而熏到公婆；盛夏也不扇扇，害怕响声惊扰老人；与侍婢说话，亦是附耳低语，“虽甚喜笑，不见齿也。”王夫之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三，四岁伴大哥王介之读书，七岁读完十三经，十四岁中秀才，以博学多识而著称。少年时代的王夫之大约也不乏普通儿童的调皮淘气。有时候说错了话，惹得父亲王朝聘不高兴，常常十天半月不再理他，直到他内心自觉认错，涕泣求改时才给以教训，气极了有时也会“夏楚（戒尺）无虚旬，面命无虚日”。不过王朝聘不爱翻旧账，一经说过，终生不提往事。

  崇祯已卯（1639年），20岁的王夫之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与同乡人文之勇（字小勇）、郭凤跹（字季林）、管嗣裘（字冶仲）等人效仿东林、复社，成立了一个旨在抨击时弊，评论朝政，议论改革的团体，叫做“匡社”。这几个人都是武夷先生及门弟子，自幼意气相投。次年（庚辰，1640年）东林著名党人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字汇旃）督学湖广，此人少时侍从父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于梁溪（江苏无锡）创办过丽泽堂，与祁州（河北安国）的习包有南梁北祁之称。他本人崇尚理学，督学湖广时曾在衡州立朱熹、张载祠堂，令学子向学礼拜，这样的人掌管湖广的学政，诸生很容易习染东林党人激浊扬清的风气。王夫之参加匡社说明他当时已经留心现实的政治生活，他的长兄有一次提醒他说：“此汉季处士召祸之象也，文章道丧，不十年而见矣。”然而高世泰却在评价夫之制艺文章时大加赞赏，称之为：“忠肝义胆，情见乎词。”匡社是南岳一隅几个关心时政的青年闹起来的，它没有在全国发生多少影响，如果要说它对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影响，那就是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清兵入衡阳，诸生举义帜，而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就是匡社的发起人。

  崇祯壬午（1642年），王氏三子都准备赴武昌应试，结果，次子参之因父母春秋已高，留在家中服侍双亲没有成行，介之、夫之三场试毕，同榜中举。那一年衡阳共有7人中举，王氏独居其二，其余5人李国相、管嗣裘、邹统鲁、郭凤蹑、包世美，都是夫之兄弟的好友。但那时候的明朝江山，已如日暮残阳，危在旦夕。武昌乡试华亭人沔阳知州章旷担任分考，考试结束后接见了王夫之这位年轻的考生，谈话中意味深长地将夫之引为知己，互相勉励；五年后，孔有德率清兵进入两湖，这位在国难深重之际才被永历皇帝推上阁臣高位的官吏率孤立无援之师日夜转战于荆楚各地，其间王夫之与他不断书信往来，献计献策，然而明亡已成定局，他们努力的结果除了以身殉国便别无选择。另一位分考官是长沙推官晋江人蔡道宪，出场后与夫之也谈到国势不支，相互砥砺的话，第二年就死于张献忠入湘之役了。

  学成文武艺，只为“货与帝王家”（这两句的意思是:“学习好了文才也罢，武艺也罢，最终目的都是贡献给皇帝，都要替朝廷出力”）。这一场骤然巨变的政治风云，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来说，不管谁当皇帝照样过日子，然而对于读书人来说，“忠君爱国”就是他们精神上的十字架，朝廷的福祸时时牵动着他们的每根神经。

  二

  公元1643年5月,张献忠由南京沿江而上攻占武昌，杀死楚王，长沙大震。八月，张献忠兵至岳州，很快就攻陷城池，湖广巡抚王聚奎等人只好退守长沙。坚守三日后，王聚奎为了保全实力，以出战为名，抽身先逃了。不久城破，张献忠进占长沙。长沙既下，又分兵经略衡、永，王氏兄弟闻讯，哪里还有心思去考功名，于是快马加鞭赶回衡阳。

  面对家乡尸横遍野的惨象，王朝聘曾募僧人收尸掩埋并念经超度，他还专门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完全信奉佛教，而是因为尸首腐朽狼籍，不忍心叫一般人去收尸，只好募请僧人，既然请了僧人，就不得不按他们的教规去办事，“此亦神道设教之意，汝曹匆谓我佞佛而或效之。”这种深厚的家学渊源给王船山的学术研究以无比深远的影响。

  衡州失陷后，稍有资财的人都逃到山中避兵去了，王氏三兄弟也簇拥着70多岁的父母逃到南岳莲花峰下。张献忠在长沙拆桂王府起造宫殿，选拔官吏，王氏兄弟既然是新中的举人，正好是起义军物色的人才，但是受过长期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都把起义军视为贼寇，不肯为他们服务。

  张献忠起义军里有人提议把王氏三兄弟的父亲王朝聘抓来做人质，张献忠觉得此计可行便吩咐手下依计行事。作为明朝功臣之后的王朝聘被抓到“贼军”阵营中后是誓死不从，准备投缳自尽。王介之准备出面救父，但王夫之考虑到其兄“耿介严厉”，如果由他去很可能会与父亲同归于尽，于是决定自己出面救父。王夫之首先用刀刺破自己的面孔与手腕，血流满面，被人抬着来到农民军的军营换回父亲，并说介之死了，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留下了王船山，放出了王朝聘。王船山在张献忠部守候彻夜，到夜深人静时，在朋友的帮助下连夜逃离至南岳的黑沙潭。

  崇祯十七年的一天，明朝的京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一直不肯相信这最后结局终于到来的崇祯皇帝，不愿看着自己的妻儿受辱，便拎起一把利剑去后宫“拯救”他的家人。长平公主当时年满十五岁，求生的本能使她跪在他父王面前，涕泪交流的哀求崇祯放她一条活路。崇祯内心一紧，揉黯了锐利的眼神，满怀悲恸之情地跟自己的女儿说出一句：你为何生在帝王家！随即手起剑落，砍断了公主的左臂。（《明史》载：“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公主尖叫着倒在血泊里，昏死过去，崇祯没有勇气再去补上那致命的一剑，他踉踉跄跄地爬上宫殿后面的山坡，在一棵歪脖子的槐树上自缢身亡。

  同年五月，王船山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

  明朝灭亡之后，王船山、王介之分别逃匿于湘乡深山与东安之四望山，过着极其艰辛而危险的流亡生活。公元1647年11月，王夫之的父亲于兵荒马乱中忧愤成疾病逝。王夫之与童年挚友管嗣裘等决定募集义师与官兵协同作战，收复家乡失地。对于这种亡国亡家的封建士大夫来说，死在他们眼中根本不算什么，为什么而死才是最重要的。忠臣义士如史可法，他在扬州失陷后自赴敌营，就声称：今特来就死，唯恐死不明白耳（意思就是：我今天是特地来送死的，就怕自己死的不明不白）。王夫之没有留下这等豪迈的遗言，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境是相同的。“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他们终于招集起一支义军，永历二年（1648）秋在衡阳起义了。这支义军的领导是一伙缺乏行伍生活经验的书生，战士是一些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养，孤立无援，失败是从它开始组织的那天起就决定了的，他们苦撑数月，初冬时节就被清军打败了。王夫之从败军中逃得性命，不得不偕同管嗣裘南奔直粤到永历皇帝那里暂且避难。”

  不过永历皇帝也是自身难保，永历四年七月，当王夫之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到一个进退维谷的地步的时候，便动了做隐士的想法，他心有不甘，可是亦无可奈何。从永历五年（1651年，顺治八年）起，王夫之开始了为时40余年的隐居生活。最初十年间，为了躲避清人的缉拿，他流徙不定。顺治十四年（1657）返回衡阳，由于在张献忠入湘时，他避兵南岳，结识了不少释家弟子，于是长居寺院之中，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才定居在湘西金兰乡茱萸塘，初造小屋，名叫“败叶庐”，次筑“观生居”。越十二年，再徙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二里许，因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并自号“船山”。

  1675年冬，寒风裹挟着年近花甲的王船山走进石船山下的西山草堂。夜深人静之时，似见门外有鬼鬼祟祟的人影。昨天刚刚糊好的窗纸，不知是被何人一刀一刀的捅破。王夫之只得反复叮嘱自己家的狗：你给我机灵点！要是有贼子敢来“潜窥暗伺我室”，你切莫斯文，追上去，给我狠狠地咬!

  那株被王船山不知吟咏过多少次的老枫树至今还挺立在西山草堂。它见证了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它陪伴了一个孤寂而圣洁的灵魂；它像位资深的导游引领观瞻者走进王船山生命的深处。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墓碑上所刻之字，只有：“明朝遗臣王夫之之墓”。

  注释：

  文中参考书籍为：《船山公年谱》、《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清儒学案新编》、《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姜斋公行述》、《东安得欧阳叔敬弟诗见忆赋答》、《王船山诗文集》、《船山公故居及其后裔概况》、《船山师友记》、《王船山家世、家学、家风传承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