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着重通过船山先生的诗作描述其青年至中老年时期之心态变迁。学术界研究船山多着眼于其学术成就及哲学思想，且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船山作为“亡国一臣孤”，由毅然举兵抗清而隐忍苟活，藏身于深山荒野，愤发著述，探讨其心态的变迁，似也颇有必要，杜维明先生曾说过，要了解一个人的人格风范，首先要了解他的感情世界①。而且，要研究一个人的生命史，除却思想史，还有心灵史。研究其心灵变迁，也能较全面理解其人的思想及其生命的历程，但全面深入的探究显然是笔者力所不逮的，所以本文只能通过船山先生较有代表性的诗作来稍作分析。
                  
   一、青年至中老年时期船山先生思想心态之变迁
  

  （一）悲痛忠愤的青年时期（先生34岁之前）。

   明朝末年，国运多艰，李自成、张献忠相继作乱,连克多城,与此同时,清军破关而入，明政权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终于公元1644（先生26岁）年，崇祯皇帝身殉社稷，明朝宣告终结,清朝同时建立。然清政权以武力立国，且权力拥有者在政权建立初期根本不具华夏传统文化素养，也根本无法获得谙熟儒学群经大义的文化人的认同，清人入主是国家灾难，也几乎是华夏文化之灾难，所以爱国思想，民族气节理所当然的成为明朝遗民的头等要义。船山先生甚至认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②，但当发现“歼之”和“夺之”几乎不可能时，以黎民苍生为己任的他悲痛之情几乎无法言表，“公始闻国变，悲愤不食者数日，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诗已佚）③。后凤阳总督马士英迎立福王朱由崧于金陵，年号宏光。次年（1645，先生27岁）清兵下金陵，明总兵田雄劫福王降，先生续悲愤诗一百韵（亦佚）。是年六月，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奉唐王朱聿键立于福州，改年号隆武，镇将张先壁、郑永忠、卢鼎等纵兵剽掠，相互仇杀，时局堪忧，秋，贡生曹伯实、陈耳臣访杜少陵墓，先生有感于此，作诗《耒阳曹伯实翁丈招同陈耳臣广文访杜少陵故墓》一首，诗中有“天清野旷吊孙刘，伤心素旐陈涛恨”④之句。隆武二年（1646，先生年28）始注《周易》，秋八月，唐王被执，先生闻变，再续悲愤诗一百韵（亦佚）。是年11月明桂王立于肇庆，改明年（1649）为永历元年，先生有悲于时运，作《悼亡四首》，同时，其父武夷公命编《春秋家说》。永历2年（1648，先生年30）明宗室举兵耒阳，先生与管嗣裘举兵衡山，战败军溃，先生携侄王敉辗转赴肇庆，后随桂王至梧州，逢锦衣卫迫害忠良，先生匍匐舟中饮泣谏，桂王不听，先生于努力营救之余，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内心忠愤交织。后来忠臣金堡、李芳先获救，先生与之话旧游，相继洒泪。奸臣王化澄欲构先生于大狱，先生愤激咯血，以病求去,桂王准予休假（实则撤去其“行人司行人”一职），先生携侄短暂的投靠瞿式耜之后返湘，于永历六年（顺治9年，公元1652，先生34岁）与兄介之避居耶姜山（又名大云山）⑤，从此一面躲避清军搜捕，一面静观时局，同时更名改姓设馆授徒，开始富有成就的学术研究并著书立说。总之青年时期的船山先生基于对明室的耿耿忠心，尽心竭力，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同时深刻感受着强烈的痛苦，感受着巨大的悲愤。
     以上34岁之前的这一段历程中，除凡三次作《悲愤诗》（皆佚），先生于晚年整理成册的诗集《忆得诗》是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尤佳者有于崇祯16年（1643，先生25岁）所作《九砺》（“九”仿《楚辞》，“砺”仿郑所南《心史》中诗，拳拳之心可鉴），诗序有“从贼者斥国为贼，恨不与俱碎”之语。诗中有“父母生汝身，苍天覆汝上，土枭甘母肉，欲啼心已丧”及“一闻已心寒，屡听魂空荡。诉天求长彗，一扫云霾障”之句⑥。崇祯17载（1644，先生26岁）所作《东安得欧阳叔敬弟诗见忆赋答》一首，中有“生今愧古人，与子同所耻”及“谁能怜哀歌，击筑悲宋子”之句，生逢国难，先生满怀忠愤与殷忧于此可见！其后，先生28岁（隆武2年）时，有绝句六首，其二有“野人无事向天哭，巡使能趋太乙雷”之句。 29岁（永历元年）有《淫雨弥月将同叔直取上湘间道赴行在所不得困车深山哀歌示叔直》一诗，猛烈英勇之志、痛恨几死之心、耿耿报国之情表现得最为鲜明淋漓，开头几句“天涯天涯，吾将何之？颈血如泉欲迸出，红潮涌上光陆离。涟水东流资水北，精卫欲填填不得”，中间有“两人相将共痛苦，休留夜啸穿林木。自有生死各有乡，我独何辜陷穷谷”，后二句是“但得龙翔乘雨驾天飞，与君同死深山愿亦足！”，看得出，于先生而言，生何所惜？死何所惧？但悲不见“龙翔乘雨驾天飞”，先生所忠所痛在此啊！可是，曾威伏四方的明王朝这条巨龙，如今连龙首何在都不得而知了（呜呼！）。同年还有《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一首亦极能见先生所怀。杜少陵、文文山心系君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先生肯定对此二人深有隔世知音之感，诗中有“峒烟蛮雨困龙气，我欲从之道阻修。呜呼一歌兮向南哭，草中求活如猥缩”之句，深深痛恨于龙气为峒烟蛮雨所困，“欲从之”又“道阻修”，除了长歌而哭，先生还能何为呀？
    
  （二）隐忍愤发的中年时期（先生34－57岁）。

   永历六年（顺治9年，公元1652，先生34岁）船山先生与兄介之避居湖南耶姜山。此后几年，清统治者加强了对湖南的统治，并对一些怀有“光复旧朝”之志的明臣，加以缉捕杀害。八月，王夫之和妻子郑氏避居于零陵北洞的钧竹源、云台山等处。他听说侄儿王敉在衡阳被清军杀害，甚感悲痛。是年冬，徙居常宁西南西庄源的山寺，日常生活得到当地隐士王文俨的“供赡”。船山先生改换姓名，变易衣著，自称是傜人⑦。永历八年“为常人说《周易》《春秋》…常宁文士来者益众”，是年作诗有“含羞含恨无终极，稚子牵衣笑邓攸”之句；次年（1655）春“有从游者，为说春秋”，同时，始作《周易外传》，八月《老子衍》成，是年诗有《山居杂体》二首；永历十载二月，《黄书》成，序言中说“悲满穷愁，退论旃也，明明我后，逖播迁也…”；永历12年（先生40虚岁），《家世节录》成；永历十五年（先生43岁），清兵至缅甸，桂王被执，南明亡⑧。
    清康熙元年（1662，先生44岁），居败叶庐（42岁时于造湘西金兰乡）闻桂王被执，续悲愤诗一百韵并作《长相思》乐府二首，《长相思》其一有云：“年华讵足惜，肠断受恩时”其二有云：“他生就君结”康熙四载（先生47岁），居败叶庐，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正月初七，读洪业嘉《梅花百咏》原稿，读之泪下，后连夕和洪公诗。康熙七载（先生50岁），居败叶庐，秋七月，成《春秋家说》，序中言：“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泽空存，念蟪蛄之生无几，恐将失坠…不孝征仕郎夫之述。”康熙八年（先生51岁），居败叶庐，冬，编《春秋左氏博议》。康熙十四载（先生57岁），舟泊水绿洲，访刘思肯；舟泊湘阴，追哭故明大学士华伯亭、章旷；三月，归长沙，传授《礼记》；九月，舟行至湘潭，访明将张永明，所作诗有“呜呼乎！往恨迷离无再说，一死人间万事决…”之句；还，于石船山山下，仍里人旧址筑草堂成（名之湘西草堂），徙而居之⑨。
      
     以上先生徙居湘西草堂（57岁，1677年）之前这一段，是先生的中年时期，从与兄介之避居耶姜山开始，虽几次寻找机会追随永历皇帝，但结果均未能成行，因此一直隐居湖南山中。前后建有草堂续梦庵、败叶庐、观生居、湘西草堂凡四处。这一时期先生努力著述，学术硕果累累，他的这种隐忍愤发似可理解为痛苦无以平复之后“化悲愤为力量”式的努力。亦时有诗作，其诗作先生后来编入《五十自定稿》。在希望追随永历帝却“欲从之”而不得之后，先生除了这种痛苦依旧之外，也有过含恨隐忍、独自愤发著述意愿的流露，如36岁（1654）这年诗有“黑海难全一叶舟，谁将完卵望鸺鹠。含羞含恨终无极，稚子牵衣笑邓攸”之句，似有于乱世中求自全之意，但孤忠依旧，因为该诗还有“岳阡秋草应含怨，万树严霜杀一林”之悲。但这一时期，直接表达如青年时代那样的痛苦的呐喊如“颈血如泉欲迸出”这样的诗句几乎没有，青年时代的那种悲痛忠愤慢慢化入更为隐微的深处，比如常借山水诗来表现，如作于37岁（1655）的《晦日二首》《夏夜》，38岁时所作《重登双髻峰》，39岁所作《花咏八首》，这些诗作，从其拟题，便可发现其思想心态已主要通过寄兴景物来体现了。41岁（1659）作《山居杂体药名》“白日及闲年，寻常山色妍。古松香满径，修竹叶参天。紫莞朝霞雨，黄连夕照烟。紫桑寄生理，不受督邮怜”，诗中已有寄身荒野以求独完之意，但这肯定不是心死，先生之忠心未有片刻消停过，寄身山野恰是先生保全忠心的一种方式，在44岁（1662）这一年，桂王被执，先生所作《悲愤诗》及《长相思》乐府可证明这一点。南明亡后，先生及诸多明室遗民自然悲痛万分，但这事来得并不突然，因此，这些满怀耿耿忠心的人似乎并没有被这一事变击倒而不知所措，而是选择了在隐微之处进行着积极的文化上的努力。如黄宗羲、顾炎武、魏禧兄弟、彭士望等一大批文化人便埋名隐居，从事讲学与著述（这种努力客观上促成了明末清初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船山先生也如此，这一时期其著述极丰。南明覆亡次年（1663，先生45岁）有诗《又雪同欧子直》，中有“连天朔雪悲明月，昨日西清忆落晖。为报春光多蕴藉，来朝一倍报芳菲”之句，用什么来“悲明月”和“报芳菲”呢？诗中没有言明，但同年的另一诗作《即事有赠》或许是一个巧妙的回答，全诗如下“青门绿野两情忘，柳宅桃津一径长。四海交穷怜白发，双星夜永看珠光。梅香早透胧胧月，酒坐寒侵款款霜。咏史已惊开竹素，挑灯无事话沧桑”，人世已发生沧桑巨变，那么，只好以“夜永看珠光”、“咏史”、“挑灯”来告慰自我痛苦的灵魂了。

  （三）秉道自安的晚年时期（先生57－74岁）。

  “秉道自安”一词，来自船山先生晚年所著《读通鉴论》一书。该书《秦始皇之二》一篇中先生所发的议论“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为无用而已矣”及“秉道以自安，慎交以远物，存黄、农、虞、夏于盗贼禽兽之中⑩”二句最能表现其晚年所秉持的思想及心态，当然，这里的“自安”也只是指船山先生于努力著述后稍感心有所归而言（而非真正的安心，因为明室覆亡的伤痕将永难愈合）。文化上的寄托或许能够给先生以存活于世间的勇气，因为他一直以重建文化道统为己任，其晚年自撰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极能表明这种责任感，看得出，先生心之所系全然在此。康熙十五载（先生58岁），撰《周易大象解》。次年秋，《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成。先生60岁，闰三月，吴三桂同党以劝进表来属，先生婉辞拒之，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吴三桂死，回湘西草堂。之后，船山先生继续不断地刻苦研究，勤恳著述，直至去世，去世前自题墓石，上写：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
      这一时期有诗集《六十自定稿》及《七十自定稿》。前者自序中有“人苟有志，死生以之，性亦自定，情不能因时而”之言；后者序中有“曹孟德言：老而好学者，唯孤与袁伯业而。陆务观以名其庵曰‘老学’…好之不已，穷年无竟”之言；作于62岁的《翠涛携诸子游瞻云阁有作见寄遥答》有“天问固难酬，孤心还自谌”之语。我们与此可见，先生确实已经找到一条能够在清人统治下灵魂得以自全而不为其所辱的道路，这就是他所“自谌”的以文化建立尊严，以文化承续民族血脉的道路。

  二、思想及心态成因之分析

  （一）悲痛忠愤。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他对明王朝的忠心。船山先生对明室的忠贞不同于权力拥有者在失去政权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恋恋不舍，亦非顽固不化的愚忠。他在《黄书·原极》中说过王权“可禅可继可革”，看得出，于朝代变迁或政权的更替，他有着较开明的眼观。可是，在清人入关后他却“悲愤不食者数日”，而后积极投身于挽救和复兴明王朝的斗争中，明王朝的每一次国变都让他悲愤不已，且前后三次作《悲愤诗》，当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时，又感到十分激奋。甚至在去世前的《自题墓石》中他依然称自己为“有明遗臣”。可见，他的忠诚始终是坚贞不渝的。
    那么，在南明王朝官僚阶层异常黑暗腐败，党人残酷相争，朝廷岌岌可危的时局中先生为何依然怀着满腔的忠诚呢？我想这首先与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深受家风的濡染有关，父亲王朝聘（即武夷公）曾拜邹德溥为师，邹德溥是理学家邹守益之孙。邹守益先宗程朱，后师事王守仁，王朝聘深受其师的启迪，努力践行儒学的圣贤道统，甚至临死前嘱咐儿子要把他葬在这“幽迥远人间”的山麓，“无以榇行城市，违吾雅意”；勿载“遗形过城市，与腥臊相涉”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王朝聘仇恨清统治者的思想，这对先生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先生是年作诗《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一首，诗中有“呜呼六歌兮幸不死，他日定知谁氏子”及“呜呼七歌兮孤身孤，父母生我此发肤”之句，强烈地表达忠孝交织、对动荡不定的未来充满焦虑的情绪体验。其次，对于船山或其他有着强烈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而言，也只有自觉维系华夏文化传统，才能“穷理、正心、修己、治人”⑾，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明王朝并非一姓一家之天下，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安立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家园，只有在这里（而不是在清人所建的王朝），延续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传统才不会悲剧性的断裂或丧失，文化的延续才能获得保证，所以，先生坚信虽“明月无心”但依然会“自照人”，而“清风有意”却“难留我”。而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将会随着满人的入主而丧失，所以先生所说的“可禅可继可革”的下一句便是“不可使夷类间之”。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先生对明王朝的忠诚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文化精神的挚爱和对民族尊严的顽强守护。
     然后分析先生的痛苦和悲愤。可以肯定，这里的痛苦和悲愤是建立在他对明室忠心始终不渝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情绪体验与文天祥有较多的共性，文山先生在大宋倾颓之际，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扣留，夜亡入真州，复由海路南下，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执，将士牺牲甚众，天祥只身逃脱，后因叛徒引元兵袭击，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被俘，就义之前也是九死一生，然而，文山在《指南录后序》“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的感叹中所痛的并非个人际遇，而是“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的那种无力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痛楚。同样的，船山先生于切肤之痛中看到的，也是一个自己对其有着强烈的精神认同感的王朝即将被一个南下的野蛮民族所取代，正如其于《长相思》所写“谁念故园空？豆蔻含胎死”，因此，面对故国沦陷，自己救国无方，内心强烈的无力感才是他最为感伤痛的。
     其次船山先生的痛苦和悲愤还在于目睹南明王朝自身所暴露出来的的各种末世景象。起初先生看到弘光朝廷的君臣对占据北京并调兵南下的满洲贵族缺乏警戒，不禁发出了“击楫意不伸，臣浪终难弭”的慨叹，表现了对时局的深忧。隆武二年（1645）南明驻扎于衡山燕子窝的黄朝宣部和驻扎于攸县的张先壁部，肆行抢掠，弱肉强食，当地和邻近地区的人民，备受荼毒，先生了解到上述情况，非常焦急，就冒着盛夏的酷热，前往湘阴，会见了湖北巡抚章旷，章旷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不必过虑”，船山先生听闻后便悲愤的离去。永历四年，“吴党”中的吴贞毓、郭之奇等，在党魁朱天麟（礼部尚书）、王化澄（兵部尚书）的指使和梧州总兵陈邦傅的支持下，对被诋为“五虎”的“楚党”（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进行猛烈的攻击，上疏控告他们“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当死。”永历帝以袁彭年“劝李成栋反正有功，置勿问”，而将其余四人廷杖各八十。金堡被杖时，“受刑独重”，腿竟残。廷杖后，永历帝命将四人下锦衣卫北镇抚司狱，并写下“密旨”给主持审讯的张凤鸣（都督），令其将金堡杀害。先生听说“楚党”遭受这样的灾难，连忙从桂林赶到梧州，决定尽力营救。但是，“吴党”对于先生却切齿痛恨，决定伺机构陷，先生因此愤激咯血。至此，南明王朝内部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一切迹象都在指向一个结局：王朝政权已到尽头。船山先生虽忠心不已，但面对时局，目睹这样令人心寒的党争，该也是忠愤交加吧？
                       
  （二）隐忍愤发。 

   永历之后，  表面上，虽南明室依然存在，但实质上已是一个四处辗转的流亡政权，而满人所建的清王朝经过顺治帝的励精图治，正在以无法阻挡的势头迅速强大起来，且通过统治者的灵活变通，汉人知识分子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个新王朝的体系中来。先生虽满怀孤忠，但以他充满智慧的眼光肯定能够看到明室的复辟是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或许可以说先生于政治上的期待已渐趋落空了。接着的问题便是，先生明知自己所忠诚的王朝已经慢慢远去了，最后将会不复存在，那么，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许多受过传统教育的文化人都有“华夷之别”的观念。然而作为文明之邦的华夏长久以来却不断地遭受来自北方野蛮民族的骚扰，在武力入侵取得政权之后，文化素养最高的汉人往往会跌入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如元代的汉人被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也就是整个民族就会沦为亡国奴。有鉴于此，在蛮族入侵之际，文人们常常会毅然投笔从戎，竭尽全力抵御敌人，船山先生在30岁那年在南岳方广寺组织起义，但很快失败，永历六年二月，孙可望劫迁桂王于安隆所，秋八月，孙之别将李定国招他前去，但“招公，欲往不果”。看得出，船山先生始终是心系南明王朝的，只因他不喜欢孙可望，“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故未能成行，之后，他曾几次试图追随南明王朝继续作反清复明的努力，但均未得以实现，而且不得不随地遁迹以躲避清兵的搜捕，儿子王敔在《行述》中说“所寓之处，士人俱极依慕，亡考不久留，辄辞去”。与此同时，他所效忠的南明小王朝也在迅速走向末路，加上清人的步步进逼，从军事上挽回局面几乎不可能了。此时，船山先生所能做的也只有在文化层面上的努力了。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在天下分崩离析之际最为常用的一种寄托方式，对这些人来说，自觉维系文明传统才是他们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即所谓“为往圣继绝学”，所以，当年孔子于天下动荡开合之际最为忧患的不是个人际遇，而是道业不修、学术不讲的社会风气。而且，也只有在文化事业上作贡献，知识分子才会实现自我价值，树立自我信心。现在，要把这样一个文明之邦交给一个野蛮的北方民族来统治，最使知识分子担忧的是如何在这不利的环境下承续并发扬华夏文化传统以保住这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并重建民族自信心。而在这个问题上面，过分的悲痛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悲痛只是面对悲剧时人的感性情绪，在文化意义上的悲剧到来时，只有理性的思索和理性的行为才能延续文化的血脉，因此只有化悲痛为力量，也就是：隐忍愤发。
    所以船山先生除不间断地赋诗表达所思所感之外，他特别看中对元典著作的训义和注释。而中国的文化精神除了部分化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外，便主要是凝定在这些元典上面的。先生便希望以对元典精神的强化来确保文明传统的延续，因此他对《周易》《春秋》的传授，他对《四书五经》的注疏，对张载的推崇，都是一种传统的精神、正统的性格的凸显；撰《黄书》，他着重阐述了防御外来民族入侵维护本民族的独立和安全的重要性，强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这一切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退论旃也，明明我后，逖播迁也…
           
  （三）秉道自安。

  上面说过，先生力图以元典精神的强化来确保文明传统的延续，以此保住这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并重建民族自信心。借用一句《大学》的话叫“知止而后有定”及“坚守吾道而不旁分”⑿，在认定一个方向后，船山先生便以非凡的意志发愤著述，以求“明明我后”，因为政治上的复明他无论如何也等不到了，文化的发扬光大毕竟还能给人另一种希望，它的“逖播迁”毕竟还会让那些在清人统治下的明室遗民感到些许安慰的，所以或许，先生的著述日增，他的苦痛也渐趋释然。因此我们能够同样欣慰地看到，先生在南明亡后的一段岁月，在艰苦卓绝的著述之余，也会时驾扁舟悼古访友，所思可能与前无异，但所感或许多了些淡定了，在“申旦劳太息，悠悠但长吟”之余，偶尔也会“酌醇酒，吹华笙，阅世迢迢心不惊”的，然而，永远不会改变的是他对明王朝的耿耿忠心，甚至，有时还会今昔恍然，所以，依然有诗如此：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

   三、总述
   上文所写，只是在大体地描述船山先生以一个有责任感、有正义、有良知的文化人在朝代更换变迁之际所体验过的一段心路历程，重点在其中年时期。然而，人的心理活动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其细处可能是瞬息万变的，这种描述只是一种粗线条的梳理。因为，譬如，就算在非常痛苦的时期先生也有获得儿子时的短暂欢乐；在相对淡定的后半期，也会忽然“无穷消一泪，墨外渍痕汪”。因此，对先生心态较为准确的阐释，实有待来日之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①《杜维明文集》（第五卷）郭奇勇主编 武汉出版社 第183页

②⑦《中国通史》（第十卷清时期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白寿彝总编 2004年版

③⑤⑧⑨及本文所有先生事迹均来自《船山公年谱》（《船山全书》第16卷）岳麓书社 1996年版 98重印

④⑥及本文所有船山诗句均摘自《船山全书》第15卷（诗全集卷）岳麓书社 1996年版 98重印

⑩《读通鉴论》（上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页
⑾⑿《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7卷）岳麓书社 第39 、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