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每逢春节临近，不识字的母亲便总要大显一番身手。画年画，剪窗花，糊灯笼，蒸供品，忙个不亦乐乎。可奇怪的是，她的件件作品又总是与莲花有点儿瓜葛：窗花是朵朵盛开的芙蓉，灯笼是精工绘制的“宝莲”，年画嘛，不是“莲生贵子”就是“莲座”上的观音，而供品却少不了用面团彩塑的“莲花供”。虽然那时年幼无知，根本谈不上从美学的角度去欣赏和评价母亲的“莲作”艺术，但那质朴自然、生动有趣的视觉形象，却很使我惊叹和难忘——尤其是那供奉完神灵之后，与兄妹分享的“莲花供”对儿时的我更是具有莫大的诱惑。

 
      及至长大，读了点书，又听了不少趣谈闲议，什么“彼泽之波，有蒲与荷”，“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啦，什么“金莲”、“莲步”、“莲花落”、“白莲教”和“藕断丝连”、“舌上生莲”啦，如此等等，一股脑儿尽往眼跟前凑、耳朵里钻，每每又勾起我孩提的回忆。
    

      我又想，母亲的“莲作”似乎也应该说是很美的，而且与王冕初期的荷画习作大概有所仿佛，乃是从对生活蕴含着的朴素无华的爱中，显现出一种纯洁自然的美来。因此，可以说，在母亲的眼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应是美的真谛，“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当为美的典范。要不母亲那“莲生贵子”中的娃娃，何以竟与“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中的艺术形象那样酷似呢？

      纵览名家荷画，齐白石的写意也好，于非闇的工笔也罢，虽然其表现手法迥然，视觉效果各异，却总能使人从不同的意趣中得到美的享受。荷画如此，莲诗亦如是。请看王昌龄是怎样由“画”而“诗”，又由“诗”而“画”的吧：“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这种把采莲女那堪与芙蓉、荷叶乱真的，不假修饰之天然姿色的视觉直感景象，用纯朴无华的语言，给我们重新展现出的这幅绘声绘色、充满生活情趣的画面，不是产生了极高的美学效果吗？

      然而，濂溪先生的《爱莲说》则又当别论。在他看来，莲花不仅是“中通外直” ，“出淤泥而不染”的“花之君子”，而且更是品格高洁、行为廉正的理想了的“人”的化身，从而把内外兼美的莲花升华到了极至，留下了《爱莲说》这一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由是，我终于明白，无论是唐宫太液池“高贵”的芙蓉，还是朱自清笔下“凡俗”的塘荷，尽管“身份”不同，其实并无质的差别；也不论是属于“阳春白雪”的大家笔下的荷画，还是归之“下里巴人”的母亲的年画，纵然不能相提并论，实在也是异曲而同工，一样能给人以不同层次、不同韵味、不同审美取向的艺术享受——我能说母亲的那些“莲作”不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