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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时，正是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1979年。一位伯父对父亲说，你的儿子不小了，应分担点农活了。父亲没搭理，因为母亲说过：我们家自你们曾祖父以来，还没有出过一位高中生呢。何况，华夏大地已经露出一丝让泥腿子子女拿上粮本的曙光。
那年月，吃饭，永远是一个问题。每年春三月，新粮还未收获，存粮早已经肠胃消化变成了有机肥料。父亲便去100里外的八乡山烧炭，赚钱度荒。
有一回，父亲好不容易把省吃俭用赚的20块钱，通过一位年龄差不多的叔公托交给母亲。没有想到，这些救命一般的钱，后来竟然没有了下文。后来，没有饿死的我，便也从母亲处学来一句名言：“老鼠不吃寄信物”。
为了吃饭，父亲曾经到双华墟煮熟米猪骨粥卖，到供销社挑盐、挑化肥赚点脚钱，最困难的时候，把家里住房的棚桁撬出来，扛到安流墟去贱卖……为的，就是换回一点吃的！
父亲当过生产队长。等到我读书的时候，队长一职已换他人。生性忠厚善良的父亲，不凶不狠，但对自己的儿女例外。记得有一回，生产队在河边的水田里打麦地，十叔公驾着牛拉着打土的木板跑，我也被十叔公抱到木板上站着压，高兴得不知所谓的时候，被父亲发现，猛喝一声，吓得我差点从上面掉下来。父亲这么凶，其原因推测起来，一是父亲其时身任队长之职，怕被人说闲话；二来，则可能是担心牛太累。那已经是1969年冬的事了。后来，父亲卸了职。我与孪生哥哥上了小学。入学读书，就听到了人们现编的损我父亲的顺口溜：里江新光，队长林康；搞起生产，吊儿郎当。后来一听到“里江”一词，我便条件反射般躲往别处。
那年月，村里流行过这样的顺口溜：“大干部吃鱼吃肉，小干部偷米偷谷，我们贫下中农们，只能偷小菜煲粥”。像县里、公社的那些干部有这条件，隔些时日就能喝酒吃肉；像大队生产队小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弄点集体的稻谷，也就算顺理成章的事；老百姓无权无势，剩下的便是只能偷点小菜煲粥了。
高大的父亲平时言语不多，却心细如发。记得我五六岁时，有一回父亲赶赴集市买回3只柑橘，回来后，把其中一个给了祖母，剩下的2个就分别剥成四瓣交给母亲，再由母亲分给我们兄弟妹妹。我们不仅学会了吃柑橘，也对出门的父亲多了一份念想。虽然，随着子女的增多和生活的艰难，吃到父亲手信的时候越来越少。
父亲勤劳。为了子女的吃饭和读书，曾经夜里扛着木头赶集摔断了胳膊，叫来医生，用绳子从高高的屋梁上垂下来，帮父亲受伤的上臂复位；也曾经在掏粪时扭伤了腰。
但凡做事，一定要做好，这是父亲的信条。无论是农活驶牛、插秧、番薯地起垄，还是做面包、馒头，蒸甜粄，父亲都是一把好手：不仅追求实用，而且必须保证美观。有一回插秧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行距与间距，插着插着就变歪了。父亲见了，给了我好一顿呵斥。
我怕父亲，然而又不得不与父亲一同出门。1979年秋天，生产队名实均存。我家母牛产的牛犊卖出去后，除去生产队的那七成，剩下的只有很少的一百多大洋。下面还有弟妹读书，要再供我和哥哥两人读高三高四显然已属奢望。
我心不甘情不愿，无奈地退出。从安流墟回来的路上，父亲买了一块糯米做的甜粄，作为对我的安慰。
这一块不足半斤重的甜粄，后来居然成了父亲好长时间的营生。父亲把他“凡事不做则已，做了就得做好”的原则也落实到蒸糯米甜粄上。这种食品，与过年的年糕做法不尽相同：年糕传统做法是，先把糯米放到水桶里泡他一两天，中间要换水，洗好后捞起来晾干，加上陈皮等，放到石碓里捣碎，用间隙很小的糯斗筛过，然后由主妇烧好水，将糯米粉与红糖大致均匀拌好，用热水来和，再不停搓动，搓到足够功夫，就把这些半成品铲到蕉叶铺好的专用粄甑里，打平，盖好，再用湿毛巾把锅盖围密实，就用柴火在炉膛里烧两三个钟头，等到香甜的味道随着熊熊炉火不停喷出来一段时间后，便大功告成。这种食品，与敛蒸糕做法也不相同。小时候见母亲做的敛蒸糕，比较小型，用一尺直径铝制的茶盘为容器，红糖、芝麻、花生及糯米粉都预先准备好，认真拌好，因为糯米粉的制作过程（浸泡）中已经有了水，此时不再加水，放到锅里，大火蒸熟为止。
父亲自创的这种食品，名字就叫甜粄。其做法，跟前述的两种食品均不相同。虽说糯米的用料差不多，但用工、用料、比例均全然不同，很有点“北京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之讲究，只不过，同仁堂制的是药，而父亲做的是食品，如此而已。用料上，主料全是糯米，一丁点的粘米都不能渗；辅料则可以变通，可以是红糖，也可以是赤砂糖，还有陈皮，还有豆腐衣。但就这豆腐衣一项，就有许多讲究：在豆腐作坊，并不是每一家都会做、或者都去做的。一锅豆腐，只能打一张豆腐衣，打多了，这一锅（一板）豆腐质量就差下去了，没有打过豆腐衣的豆腐，既鲜嫩，又有点韧劲，如果打过豆腐衣，韧劲就差了，口感也差了，如果打得过多，豆腐一点韧劲都没有了，因为脆，就无法酿成豆腐，逢年过节买了你家豆腐来酿的人，会很气愤，从此你的名声就因此毁于一旦。因此，打豆腐衣绝对是一种技术活，一种本领：打了，要不显山不露水，让那些上帝（消费者）无法觉察。这豆腐衣，父亲自然有他的门路，不但买到，而且质量还得不打折扣。至于糖，买进的时候父亲也很是挑剔；在拿糖与糯米粉拌匀之前，对那些糖还要放进锅里煮，而且跟糖厂那样将蔗汁煮成红糖那样，用很多的柴火，煮到用筷子点到清水碗里能成球状才用锅铲铲起来，再与糯米粉拌匀。工作的时候，父亲往往只穿一条裤衩，光着的膀子上搭一条大大的毛巾，随时要把流下来的汗水擦去。一床甜粄，从开始准备到蒸出来，往往工时繁复到无法计算。蒸出来的甜粄又香、又甜、又软、又韧，又有劲道。常常是，同村的人排着队等父亲开锅。邻村的一个专业户，跟仁利铁匠打出来的菜刀那样闻名方圆十几里。自我父亲也干上这一行，他的买卖便风光难再。
父亲教我不要贪小便宜。记得1983年秋天，我已经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一天圩日，我与父亲一起赶赴安流圩，似乎是去卖自家的出产，然后购置一些用品，回家时已经是傍晚。路上，又听到邻村人讲到一个故事，说某某人把自己的猪卖完后，上了别人的当，一百多块钱给骗得一分不剩，弄到要跳河了。因为很快就要到省城广州，父亲就以这件事为例，要我记住：只有劳动才能改变生活，贪小便宜，迟早要上当。父亲的话，其实，不正说明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不会从天降”这个道理么？
父亲的爱好是喝茶。三两好友一起，泡上一壶八乡茶，边喝边聊，便可以坐上大半天。他也爱喝一点小酒，在干完农活劳累之后，自己拿着酒瓶走到供销社打上二三两米酒，然后喝上一个星期。关于喝酒，父亲说，少能通筋透骨，多则酒醉伤身。
我的父亲，他最大的贡献乃是——在那样的艰难岁月里，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抚养成人，然后，用超出自己的能力，让我们读书，让我6个兄弟妹妹，5个读到大专以上，让我们今日不至于生活得像父辈他们那样艰难——正如他和母亲所追求的那样。
很可惜，我们四兄弟都没有接受到父亲的遗传，没有耐心，也没有他那样的吃苦精神，加上生活在别处，这一伴随父亲20多年的技法，随着父亲2003年春节的辞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失传。
父亲已逝。对于父亲，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让父亲到深圳看我的愿望变成现实。2002年的时候，那时我还没有买到房子，村里一位远房兄长来到我当时的竹林中学的小宿舍，曾对我说起父亲想来深圳看我。那时想，等我买了房子，肯定要让父亲好好在深圳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哪里想得到，这个小小的愿望，竟然变成我永远的遗憾！其实，就算到四星级的宾馆，好好住他几天，又能花去他儿子我多少钱呢！
人生不如意常十八九。已经不再为吃饭发愁的今天，“双亲”于我，却只剩下了满头白发的母亲。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他的名字叫万林康。愿父亲在天之灵安息。
于2009年的端午
改定于2010年4月
（本文发表于《特区教育》2010年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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