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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强山，长郡中学历史教师，兼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在郭嵩焘研究方面发表过多篇论文，如《论咸同时期郭嵩焘的政治思想》、《试论郭嵩焘的哲学思想》、《左宗棠与郭嵩焘：立功与立言》等。2015年在《书屋》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成为该刊重点推介的作者。多篇文章被共识网、凤凰网、搜狐网、中华网等转发，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湖湘文化十杰”刍议 ——兼论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与内在精神 王强山 一 2015年湖南文化界有一件大事，就是由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发起，著名湘籍学者唐浩明、郑佳明、朱汉民、王鲁湘领衔启动的“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 湖湘之地，向称人文荟萃，自屈原、贾谊，以及宋代理学之宗周敦颐、明末大儒王夫之，至近代而人才趋于极盛。如何在灿若星辰的历代湖湘文化名人中选出十个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最大，也最能代表湖湘文化的人物，这确实是个难题。为此，组委会确立了几条评选标准：一、上自先秦、截至1949年以前去世的有详细资料考证真实存在的人物（神话传说人物不在此列）。二、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在文史哲领域丰富了湖湘文化内涵的、对湖南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三、个人影响力不止于湖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且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物。四、籍贯地不限于湖南，但正史记载确在湖南生活过相当长时间。 根据这一标准，组委会列出了三十六个候选人名单，并附上其简介（简介略）： 屈原、贾谊蔡伦、张仲景、欧阳询、怀素、柳宗元、沩山灵祐、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欧阳玄、李东阳、王夫之、罗典、欧阳厚均、邓显鹤、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谭嗣同、杨昌济、黄兴、熊希龄、杨度、陈天华、蔡锷、宋教仁、蔡和森 在组委会列出的这个候选人名单中，有些确实并非湖南人，如屈原、贾谊等。而湖南文化旅游力推的炎帝、蚩尤、舜帝，以及毛泽东、齐白石等重要历史人物也不在候选之列。 对此，组委会解释称，“湖湘文化十杰”评选对象，强调“在中国历史上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考虑到诸多因素，限于上至先秦、下至1949年以前去世的真实历史人物，重点在与“湖湘文化”相关。按照这一标准，作为总评委之一的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进一步解释说：“炎帝神农氏、蚩尤、舜帝虽见诸史料，但总体来说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人物，不能纳入此列。同样，毛泽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受湖湘文化影响，但更主要的成就在政治。近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很多都跨越了20世纪。考虑到各种因素，不得不忍痛割爱，将时间下限定于1949年。以此为标准，也更能体现出湖湘文化清晰的传承渊源和代际特点。” 确立了候选人名单后，下一步就是评选的办法了。这次评选首开“互联网+传统文化”模式的先河，也就是并非由宣传部门主导，而是由学者发起，全民参与，自下而上的评选，网友投票的权重为百分之五十，份量最重。著名湘籍学者唐浩明、郑佳明、朱汉民、王鲁湘组成的总评委只占总权重的百分之二十；知名湘籍学者、文化名流夏剑钦、周秋光、廖名春、龚旭东、欧阳哲生、孟泽、陈明、肖永明、十年砍柴、谭伯牛等担任的推选委员会占总权重的百分之三十。 “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后，各地网友踊跃参与，他们通过凤凰网湖南频道、红网等专题页面或微信平台等通道进行投票，选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湖湘文化人物。据统计，到截止日，投票的网友人数（次）超过六百七十万，周敦颐得票高达四十九万余。票数超过四十万的还有屈原、张栻、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从投票网友的地域分布来看，其中湖南省内ID占比为百分之五十九点三，广东、湖北、安徽、陕西、上海、广西、福建、北京、江西、贵州、新疆等地网友投票人数占比百分之三十二点七，港、澳、台地区投票占比近百分之六点九。活动还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人、华侨及留学生群体参与，海外参与投票ID接近百分之零点四九，近两万人（次）国外网友参与投票。 经过一个多月网友投票与专家评审，最终确定了十位最能代表湖湘文化的杰出人物榜单，他们是：屈原、周敦颐、张栻、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 唐浩明先生表示，此次活动首次借鉴“互联网+传统文化”的理念，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实属难得，网友对湖湘文化的关注度、对湖湘先贤的推崇度令人敬佩。他说：“此次活动不光帮助我们湖南人自己更好地认识湖湘文化，同时也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 二 确实，网友与专家学者共同评选出来的这个“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还是较好反映了湖湘文化形成发展的清晰脉络以及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但有美中不足。 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战国时期屈原入湘到北宋初期滕子京被贬岳州为第一阶段，属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注入湖湘，成为湖湘文化母体的时期。从北宋中期周敦颐开创理学，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对传统学术与文化进行系统性批判总结为第二阶段，属于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形成与丰富的时期。清代以来至今属第三阶段，为湖湘文化这一内在精神传统的阐释、实践、传播（向省外）、创新与超越时期。所以，这次岳麓书院推出的“湖湘文化十杰”应当属于这三个阶段关键节点上的重要人物。愚以为，荣登这个榜单的十人中有七人非常恰当，但近代史上以事功闻名于世的左宗棠、黄兴和蔡锷入选却差强人意，而宋代的胡宏和近代的郭嵩焘、宋教仁似可取而代之。 屈原虽不是湖南人，但他入选“湖湘文化十杰”却是专业学者与网友两个层面争议较少的，这主要缘于他对湖湘文化形成的第一阶段的独特意义。 从时间维度来考察，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最初萌芽形态应在夏、商、周三代，即湖湘文化的先楚时期——由当地荆蛮人、越人和濮人创造的湖湘土著文化时期。但这个时期的湖南先楚文化还属于原始氏族公社后期，还没有真正迈入文明的门槛。随着楚国将湖南纳入其版图，楚文化进入湖湘大地并逐渐演化为湖湘文化的母体，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楚国派遣或流放官员以及灭国移民等方式实现的，而被流放入湘的屈原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屈原入湘后，生活过的湖湘地域十分广泛，从洞庭湖流域、湘水流域到沅水流域，以至南岳衡山等。在流放期间，他“哀民生之多艰”，爱国之心不移。他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传播楚文化，从而使湖湘土著文化与楚文化碰撞与融合。可以说一部《楚辞》就是屈原将湖湘土著文化与楚文化结合而成的代表之作，成为后世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特别是屈原悲壮自沉后，其爱国忧世的情怀以及上下求索的人格魅力不断被后世的湖湘士人（或外地入湘士人）歌颂，被老百姓以各种方式纪念，从而形成上下求索，心忧天下的文化内涵。 屈原之后汉代有贾谊被放逐入湘，唐代则有大量的士人或被贬谪或来湖南游历。开元年间中书令张说被贬岳州，其后有孟浩然、李白、杜甫、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及元稹等先后入湘，他们或歌或咏，留下了大量的诗文，提升了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格调。这种中原文化对湘楚文化的注入和提升基本上到宋初完成，其标志则是滕子京被贬岳州，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提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情怀。 以上为湖湘文化形成的第一阶段，从文化形态言之，属于传播型的、诗性的、浪漫主义的文化形态。超越屈原等人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并实现从传播型的文化形态到原创型的文化形态，从诗性的文化形态到哲学的文化形态，从浪漫主义的文化形态到现实主义的文化形态的转变，则属于湖湘文化的第二阶段。这个过程从周敦颐发其端，中经胡宏、张栻，最终到王夫之完成，它形成了以理学精神为核心的湖湘文化的学统与经世致用的学风。 这次“湖湘文化十杰”的评选活动中，作为出生于湖南本土的候选人，周敦颐是专业学者和网友两个层面最少争议的人物，从网友投票中周敦颐高居榜首可见一斑。周敦颐是第一个出生于湖南但真正有全国性影响的思想家，他对于湖湘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理学，把儒学上升到纯哲学的高度，而宋代以后理学即成为湖湘文化的内核。也就是说，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即学统的开创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参见拙文《打通“三教”的周敦颐》，载《书屋》2015年第7期)。 但是这个“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中没有胡安国、胡宏父子，特别是没有胡宏，却颇令人遗憾，因为他是周敦颐开创的这个湘学内在精神传统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的关键人物。 周敦颐开创理学，传承至二程、胡宏、张栻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周敦颐创立理学之时并未对湖南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弟子程颢、程颐也不够成对湖湘文化直接的贡献。胡宏虽不是湖南本土人，但他在湖南生活、讲学二十余载，并正式创立“湖湘学派”。 胡宏原籍福建崇安，是北宋末期著名经学家、理学家胡安国幼子，很小即随父学习并接受其理学思想，后师事二程弟子杨时和侯仲良，终至发扬光大开创于周敦颐的理学思想，著有《知言》、《皇王大纪》等。 胡宏的理学思想虽是对周敦颐、二程学说的继承，其探讨的主要范畴仍不出道、理、心、性等，但他对这些范畴的发挥和运用却表现了许多独到之处。如二程哲学以“理”为宇宙本体，胡宏哲学本体却是“性”。在“性”与“心”的关系问题上，胡宏以“性”为体，以“心”为用，二者的关系表现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后来“朱张会讲”时朱熹和张栻就反复围绕这一命题辩论。在“性”与“物”的关系问题上，胡宏认为“非性无物，非气无形。”因此其性本体论既不同于二程洛学的理本体论，也不同于张载关学的气本体论，是当时湖湘学派能作为一个独立学派区别于洛学、关学与闽学的重要原因。 在人性论问题上，胡宏也反对以善恶论性，认为人性本为中道，世儒以善恶言性，不过是远离实际的迂阔之论。其人性论阐述虽不够周密，但有其独到之处，对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论断似有启发。 在认识论问题上，程朱理学都讲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但他提出“缘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观，其命题亦有独到之处。特别是他认为“道可述，不可作”，即作为客观规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以认识它，但不可以制造和改变它，这样就肯定了事物规律的客观性，与周敦颐、二程明显不同，对王夫之的认识论有一定的启发。以上思想及其影响表明胡宏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地位是无可辩驳的。 胡宏之所以应登上这个“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不仅在于其理学思想是对周敦颐以来理学的继承与创新，还在于他正式将理学思想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成为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传统。 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胡宏随父兄由荆门南渡湖南。其父胡安国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以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子弟前来就学。绍兴八年（1138）胡安国在湖南逝世，其后胡宏继承父业，继续在衡山等地讲学二十余年。一批批志学求道的学人纷纷前来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其中就包括张栻。至此，胡宏在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上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正如钱穆所论：“南渡以来，湖湘之学称盛，而胡宏仁仲归然为之宗师，学者称为五峰先生。” 所以考虑到组委会所宣称的这个“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要“能体现出湖湘文化清晰的传承渊源和代际特点”，胡宏上承周敦颐，下启张栻，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张栻原籍汉州绵竹，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成为一代学宗，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主要著作有《南轩先生论语解》、《南轩先生孟子说》等。 张栻理学思想上承二程，并极力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之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这种知行观成为湖湘文化注重“经济之学”，重视践履的重要精神源头。 张栻思想对朱熹亦多有启发。乾道三年（1167），朱熹闻张栻得衡山胡宏之学，并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乃由弟子陪同，从福建崇安启程来长沙，与张栻会友讲学，展开学术辩论，即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两人的辩论与相互影响，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之新风，对于加强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次“朱张会讲”的“潭州嘉会”，历时两个月，两人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附近学者闻风而至，听者甚众，盛况空前，成为中国书院史和湖湘文化史上的大事。 张栻对湖湘文化的独特贡献还在于将湖湘学派的重心从南岳衡山转移至长沙，并使岳麓书院成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理学重镇。如果说胡宏将周敦颐开创的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的话，那么张栻则是使这一学统在湖南蔚然成林的关键人物。他在长沙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如胡大时、彭龟年、游九功及游九言等，他们成为张栻之后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 元、明两代岳麓、城南等书院绵延办学，湖湘学派薪火相传，人才辈出，但都无法达到宋代理学家的高度，直到明季清初王夫之横空出世，成为湖湘文化史上与周敦颐并峙的又一座丰碑。 王夫之一生著述一百多种四百余卷，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及《春秋世论》等，对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文化进行批判与总结结。 在本体论与宇宙观问题上，他继承了张载关学“气”一元论传统，但并没有停留在前辈哲人的水平上，而对“气”的范畴作出了新的哲学规定，形成“太虚一实”的宇宙观。同时在宋明理学中长期争论的“理”、“气”关系问题上他作了深入阐述，驳斥了程朱理学“理本气末”、“理主气从”的虚无的精神本体。在道器关系上，他对程朱理学用“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划分来割裂道与器的统一，提出“道在器中”的道器观。他进而提出“絪缊化生”，“要归两端”的矛盾观，“动静皆动”、“变化日新”的运动观，“理势相成”、“即民见天”的历史观，以及“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的认识论，全面批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长期争论的理气、道器、有无、体用、动静、常变、古今、理势、理欲、能所、心物、心理、知行以及天人等关系问题，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辨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王夫之哲学具有深刻而完备的理论形式，反映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精华，标志着中国古代独断哲学的终结，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源头。他还从其知行观出发，系统而全面地论证和阐释“通经史以致用”的学风，成为近代湖湘士人的一面重要旗帜。 王夫之史学著作最重要的是《读通鉴论》与《宋论》，这两部巨著经过郭嵩焘的大力弘扬，在清末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民族主义思想被大力挖掘，成为清末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精神来源。 如果说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的开创者，王夫之则是它的完善者与终结者，其后来者则是对它的阐释、传播、实践、创新与超越。所以清代以来能登上“湖湘文化十杰”这个榜单的人物，一定要在这几个方面有独到的贡献。 三 清嘉、道年间，一个后世称之为“经世派”的湖湘士子群体拔地而起，从陶澍、魏源到汤鹏、贺长龄、罗典、欧阳厚均、邓显鹤和唐鉴等人，他们慨然卓立，以经营天下为志。他们打破乾嘉学派重考据、钻故纸堆的学风，对国家的漕运、河务、盐政、科举、官制、赋役、钱币、兵丁、边舆以及道德、风气和学术等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想，系统性地阐释从张栻到王夫之大力提倡的通经以济世的思想。这个群体中，魏源无疑是杰出代表，他之登上这个“湖湘文化十杰”榜单，也较少争议。 魏源生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大时代，潜心经世致用之学，编辑而成《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期间，魏源任职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发愤著《圣武记》，以清初军事成就激发爱国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后来他受林则徐委托，编成《海国图志》，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巨著，对中国人了解西方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洋务派办洋务的理论来源。 随后，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中兴名臣”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至此，湖湘士子群体已不再是囿于湖南一地指点江山，议论风发，而是位寄封疆，手握实权，将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国藩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曾国藩在成就非凡事成的同时，以其言传身教和各种著述，把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阐释得淋漓尽致。太平军起事以后迅速壮大，清廷正规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不堪一击，曾国藩毅然以一介书生之力，墨绖出山，组建湘勇。面对势力全盛之时的太平军，曾国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咬紧牙关，苦撑危局，最终以杜鹃啼血之诚、精卫填海之力，从容补救，转危为安。曾国藩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他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风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行之有节，持之以恒，大智大勇，坦荡无畏，担荷起世道人心。以书生救国，曾国藩走到了传统“人臣”的最高阶段，时人即把他与孔子、王阳明并称，谓之为成就了“三不朽”事业的非凡人物。 然而，同样作为湘军重要将领，“曾、左、彭、胡”并称的左宗棠入选“十杰”，却争议颇多。 左宗棠一生的主要成就是三大事功：其一为协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其二为平定陕甘回民之乱，其三为收复新疆。收复新疆之役使左宗棠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在事功上或可超越平定洪杨之役。但是作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左宗棠的政治思想、洋务主张以及对世道人心的影响，都无法与曾国藩相提并论，因而左宗棠也只能如彭玉麟和胡林翼等其他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湖湘士人一样被曾国藩所代表，除郭嵩焘外。 郭嵩焘是这一时期湖湘士人群体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不但对自周敦颐至王夫之的湖湘学统阐释自觉而深刻，而且在思想上超越洋务派，下启维新派，开近代湖湘西学之风气，其后湖南倡时务学堂，向日本等国派遣留学生，都受到他的影响。郭嵩焘是湖湘文化史上从旧学到新学过渡的关键人物，所以他在湖湘文化史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弘扬湖湘文化学统方面，郭嵩焘特别推崇王夫之，为之建船山祠、思贤讲舍并奏请朝廷将王夫之从祠文庙。在建船山祠时，郭嵩焘亲撰碑记，将王夫之与周敦颐并列为湖湘学术与文化上的两大丰碑（参见拙文《王夫之和他身后的知音》，载《书屋》2015年11期）。 在洋务思想上，郭嵩焘认识到道光以来中国之开埠不仅仅只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是世界潮流之必然。郭尝言：“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之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应之，亦足为中国之利。”与洋务派同僚被动应对外洋事物不同，他主张积极面对，主动参与。在具体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方面，他主张辨明本末，循序渐进，而不能不分轻重缓急，治标不治本。郭嵩焘在使英期间曾与严复探讨如何学习西法的问题。严复引左宗棠的话说：“泰西有，中国不必傲以无；泰西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左宗棠的观点代表了绝大部分洋务派希望仿效西方，实现坚船利炮的主张，郭对此主张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左宗棠及整个洋务派在洋务认识上不辨本末，急躁躐等。郭主张洋务实践应以通商为本，培育经济基础；以政教为本，行君主立宪，培育利于工商的政治环境；以人心风俗为本，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人才群体。郭晚年“不以显晦进退为异”，孜孜于教育事业，掌教城南书院，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并创立禁烟公社，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教育事业与人心风俗之重要。 正由于郭嵩焘的见识超出侪辈甚远，所以他对当时最知名的洋务官员都有所批评，除左宗棠外，还包括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彭玉麟、曾纪泽及张之洞等。从英国回国返湘后不久，有友人劝其不谈洋务，郭回答说： 吾谓并不见人，然固不可不谈洋务。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节要，以保国有余。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则可不言乎？世俗之说，但谓不知言之人不可与言。此乃无关系言之。苟有关系，忍坐视乎？……夫惟其知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世俗之毁誉奚校哉！ 郭嵩焘对于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才敢于“置区区世俗之毁誉”于不顾，毅然承担起“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重任。这种爱国热忱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敢为天下先的自醒自觉，实与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一脉相承；其从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领域全面改革的主张，既是对洋务派思想的全面超越，又实为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之先声，即使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其思想仍有现实意义。愚以为，在“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上，郭嵩焘之取代左宗棠是站得住脚的。 谭嗣同作为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近代湖湘士人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早年的谭嗣同亦深受湖湘经世学风影响，注重实学，喜谈王霸之略，足迹历遍东南、西北诸省，熟悉各地山川形胜与风俗民情。他研究过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接触过《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等西学书籍，了解过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但三十岁以前其所学仍属旧学范畴。 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思想发生剧变，开始摆脱旧学羁绊，成为冲决专制罗网的激进的维新志士。 谭嗣同主要的著作为1896年写成的《仁学》，该书大声疾呼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仁学》还勇敢的发出“冲决网罗”的呼声，不但要“冲决利禄之网罗”、“俗学之网罗”，还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这种反君主专制的思想，闪烁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 1897年10月，谭嗣同弃官回湘，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积极开展变法维新的宣传与组织活动，提倡新学，筹划新政，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变法运动中最富有朝气的省份。 1898年夏，光绪帝下诏变法。谭嗣同被召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旋即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以自己的牺牲向顽固守旧势力作最后的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菜市口引颈待戮的谭嗣同以身殉道，终结了湖湘士人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开创了湖湘士人新的救国之路，也激励着以黄兴、宋教仁和蔡锷所谓“辛亥湖南三杰”为代表的革命志士。 以上我已将九人列入“湖湘文化十杰”榜单，他们是屈原、周敦颐、胡宏、张栻、王夫之、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和谭嗣同。那么这个榜单的殿军只可能是“辛亥湖南三杰”中的一位了，但愚以为不应该是这次评选中已入选的黄兴与蔡锷，而恰恰应当是被忽略的宋教仁。黄兴和蔡锷在辛亥革命和之后的护国运动中以事功著称，两人基本上属于同一类人物，且可以被同样作为前述“辛亥湖南三杰”之一的宋教仁所代表，但宋教仁光耀千秋的政学思想与宪政实践，却无法被黄兴与蔡锷所代替。 宋教仁于1903年结识黄兴，1904年与黄兴等正式成立华兴会，同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孙中山等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宋教仁成为与孙中山、黄兴并称的主要领导人，但宋的政治理念与孙、黄都有很大差异。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认为“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从这三个方面看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民主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的宋教仁已经把握了宪政民主的基本要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第二天在寓所召开同盟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未来新政府的组织方案时，即出现重大分歧。宋教仁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他之所以坚决主张责任内阁制，主要在于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设计而由革命党人掌握政府的实际权力，从而排除专制制度、专制思想以及可能存在的政治强人对新政权的不良影响。 中国有两千余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且没有经历过像欧美那样长期的思想启蒙，如若实行总统制，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物都有可能走向威权统治，甚至专制独裁，后来历史的走向即可证明。效仿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而非美国式的总统制，在制度安排上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强人进行约束，确乎是宋教仁经过深思熟虑的。 但孙中山坚决主张总统制，且得到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最终决定实行总统制。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不久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2月12日，清帝逊位，依照以前革命党与袁世凯达成的协定，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这时革命党人一致决定未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这一制度作了宪法保障。 宋教仁认为实现他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宪政民主的机会到了，准备大干一场。他很快即展现其言论丰采、思想魅力以及极强的领导魄力与组织才能。 这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个政党组建国民党，他认为新建立的国民党属于“革命的政党”，不同于以前属于“革命党”的同盟会。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概念：“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区别在于：“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革命党”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进一步论述：“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相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同异的论述虽只短短几句，却发人所未发，道出了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精髓，充满政治洞见。 在随后（1913年3月）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此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京，据《临时约法》即可组织责任内阁，实现其政党政治与宪政民主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然而，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也击碎了民初宪政民主的梦想。国民党失去精神支柱与实际能够驾驭的领袖，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四分五裂，孙中山、黄兴也借机发动“二次革命”，中国再次陷入战争与动荡之中。那颗结束一个伟大生命的带毒的子弹似乎也成了一个隐喻，一个中国民主化进程充满痛苦、步履艰难的象征。 宋教仁的政治理念与实践超越了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数千年来的政学思想与政治实践，这是我将宋教仁列为“湖湘文化十杰”榜单殿军的原因。 综上所述，屈原代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即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注入湖湘，成为湖湘文化的母体，形成上下求索、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周敦颐、胡宏、张栻和王夫之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二阶段，形成以理学精神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包括理学的道统、学统以及经世致用的学风；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和宋教仁则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三阶段，体现了对湖湘文化这一内在精神传统的阐释、实践、传播、创新与超越。 （原载《书屋》2016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