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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自全国的师长、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在物质时代也是人心惶惶的疫情时代，感恩大家共聚精神高地“学在船山”，这是我国清末民国初以湖湘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共建的一个著名的学术平台，也是当时那个乱世中国的文化中心。且不说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魏源、陈宝箴那一辈湖南名人，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哪一位不是叱咤风云、革新一代的人物。而除此之外，江浙一带的思想文化依旧云蒸霞蔚，尤其是王阳明奠基、与王夫之同时齐名的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术。浙东学派与湖湘文化皆讲求“经世致用、义利并举”，这样的思想孕育了唐文治、张謇、章太炎、钱基博、钱穆这样一批思想与实业并重的大咖，他们同时无一不是王夫之的钢粉。湖湘文化、浙东学术之碰撞，犹如大陆漂移之两大板块会师，影响波及广东，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名士因而涌现。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船山精神为什么可以成为湖湘学派的精神源头？他又是怎样与马克思主义里应外合，从而深刻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的崛起？ 下面我接着主持人的话头开始。阳明、船山的代表作分别是：《传习录》、《思问录》，被当代中国学术界列为儒家语录体“四书”第三、四部。第一、二部为孔子的《论语》，朱熹的《近思录》。孔子开创的原典儒学，朱熹集大成的理学，王阳明集大成的心学，王船山集大成的气学或者说实学，共同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座丰碑。国共两位领袖都激赏“二王”的书，蒋介石偏爱《传习录》，毛泽东则偏爱《思问录》。长征达到陕北时，毛泽东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参考《思问录》，写出著名的“两论”——《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十五岁起，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每周去附近的船山学社听课，对船山的《俟解》尤其激赏，受其中关于豪杰的思想理论影响，立下了做圣贤兼豪杰的宏伟志向。 为什么近百年来影响力很大的思想家，如当代的林安梧、陈来先生，林、陈的前辈唐君毅、牟宗三，张世英、冯友兰，新儒学的开山大师熊十力，再到梁启超、章太炎，他们都在呼吁“回到船山”，而不是回到阳明？是因为，阳明心学还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部件之一，而王船山的实学，既是中国第二个儒学高峰期的尾声，而且又是第三个高峰值的发端，这个发端已经能够做到与西方哲学直接对话和沟通。张世英先生即认为，船山的一元二分哲学是中国古代与近代哲学的分水岭。我认为，船山“太虚一实、两端一致”的学说就是中国本土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前苏联学者才推崇说，王夫之是中国十七世纪的费尔巴哈，所以贺麟、牟宗三、冯友兰、毛泽东他们才异口同声将王船山与十九世纪德国集西方古典哲学大成的黑格尔相提并论。学界周知，马克思有两个师傅，一个是唯物主义宗师费尔巴哈，一个是富于辩证法的黑格尔。我个人还认为，孙中山、黄兴的三民主义，陈独秀、胡适扛起的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也与中国儒学第三高峰期间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三位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主流学说这个本土源头分不开。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师，写过一篇宏文《心之力》，老师杨昌济给了他满分。毛泽东这篇作文就直接受益于杨昌济的伦理学教学。而当时杨昌济正是船山学的推崇者。据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记载，当时他每周的必读书中，船山的著作占了三本：《读通鉴论》《宋论》《俟解》。《心之力》既受到船山气学“力行知真”“实践至上”等思想论点的影响，也受到阳明心学“心即天理”、船山心学“唯我论”的启发。下面我重点推介一下《俟解》这本书。 产品介绍就三个词：“正能量场、豪杰教科书、领袖人才孵化器”。使用产品的三个注意事项，这是船山先生亲口交代的：一是结合自身经历去理解文句，自己是否有那样的格局；二是不要像王公贵族对待乡野之人献上的野菜一样，瞧不上眼，而先入为主地认为山珍海味才是自己需要的，待人首先需要心平气和，然后才能客观看待人我的冲突；三是不要认为在穷困之中，要以追求身家安稳、日用顺利为人生目标，为人只要与人为善即可，哪怕在乱世之中，也要用豪杰的立身标准来要求自己。 以上三点注意事项写在《俟解》的导语中，写于1684年端午节，船山先生重病，唯恐自己挺不过去，于是将平生学问捡最紧要的写成这本不到一万字的书，以此期待后世知音。我恰在334年后的端午节开始全译全解这本书，一个多月完成。这一个多月，我的内心气场比任何时期都强大。我对船山先生《俟解》的中心思想的理解就是此书中的一个主题句：“圣人之所以化成天下者，习而已矣。”这个“习”字或许有点历史的机巧。全书贯穿始终的正面观点是“养性气”，而养性气需要以大心纯志驱动良习来完成。“养性气”，我的理解就是船山在其他著作里强调的为自己心灵赋能，“极吾心虚灵不昧之良能”；阳明先生“致良知”则是“极吾心之良知”。前者解决良好行为的动能问题，后者解决行为方向的正确性。我对《俟解》作者的著述目的理解如下：此书所朝暮期待的“解者”，就是知行统一的豪杰。具体而言是三种人：一是知行统一于自身修养，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学习而悦、修己以敬、明明德；二是知行统一于接人待物，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朋来而乐、修己以安人、新民；三是知行统一于回报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不知不愠、修己以安百姓、止于至善。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最后一句总结“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知行统一论”，其实采纳的就是船山先生的观点，而不是朱熹的知先行后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于知，朱熹阳明的观点很容易导向不知不行或以知代替行的局面，所以船山、毛泽东都反对。文革时期，响应毛主席号召，全国各省掀起学习王船山著作的高潮，各地所编撰的各种王夫之著作选注本，也都盛赞王船山以行为归宿的知行统一观。而在毛泽东之前，梁启超、谭嗣同等思想家均已接受知行统一于行的观点。所以，儒学三变，从格物致知到明心见性再到经世致用，是直到王夫之的以行统知的科学知行观出现才完成的。毛泽东正因为带着“实践至上”的宝贵启发从长沙的船山学社走出，才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比船山思想更进一步的地方是，他的实践不只是个人的修身、与他人的相处、以及单纯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而是加入了中国古代任何思想家所从未提出和经历的阶级斗争与革命斗争实践。这恰恰也为船山的道随器变、理随势变的进步历史观所预见：“道莫盛于趋时……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日之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指出：“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某些特异的规律。”这与船山的进步历史观一脉相承。 这里介绍一个插曲。上世纪九十年代，毛泽东女儿李讷来衡阳访问，游回雁峰，远远的看到一尊雕像，便把陪同参观的领导甩在身后，虔诚参拜。同行领导们很惊讶，问她熟悉这位名人不？她回答说：这是你们衡阳的大圣贤王夫之呀，他是我父亲一生最敬佩的人。这个故事来自原衡阳市船山学会会长熊考核老师的著作《走近船山》，熊老当时以讲解员身份陪同李讷。毛泽东有两个女儿，李讷和李敏，意义取自孔子的名言：“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同样强调的是行动胜过语言，更别说念头。王阳明说“一念发动便是行”，是为了强调慎思，由谨慎思考，来随时随地保护良知的纯粹。但是这种天才式绝对化的语言表述，容易在大众化的层面产生误解。 《思问录》一书。这本书也是船山先生晚年的原创著作。毛泽东除了长征达到陕北时，通过湖南一师的同学邮寄过来供他读，让抗日军政大学的指战员们读，还参考它写出《矛盾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还是在读它。辩证唯物主义是我党长期的革命实践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其理论源头有两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就是我国古代的唯物辩证思想，而船山无疑是集大成者。《实践论》、《矛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反对本本主义》等可谓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运用的思想新高度，奠定了中共走向政治舞台的科学而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中《两论》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的“双轮驱动”，而《思问录》是《两论》的重要母本。反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于其领导人过分相信本能之知、一己之知，不注重社会调查与研究，不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所以，不仅无法化解国内矛盾，连自身各派系、各军阀之间的矛盾也难以调和，这才有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活的灵魂的中国共产党团队的应运而生。 与一个政党一样，人也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这是黑格尔说过的话）。中国人要想都真正站立起来，就必须向毛泽东主席学习。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在菊香书屋藏书即达9.2万册，仅仅眉批评点过的典籍就达1300余部之多。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身居领袖之位就放弃思想之路的上下求索，直到临终他还在读《阅微草堂笔记》，以全部生命践行他青少年时期读船山《俟解》的心得：做既办事又传教、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人物。 最后分享一个感慨。今晚，我们单位社科联主席刘熙阳特地驱车赶来我家，自告奋勇加班加点帮我主持这个线上读书会，我和他的台桌上正好排放着两盏明灯。让我们继续守护阳明、船山这两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明灯，也让它们感召更多的有识有志之士前来沐浴圣辉，点亮心灯。我就粗浅的报告这些，谢谢各位潜心聆听，让我们明年元月11日再聚首。 (本文系“双十二”第二期“学在船山”全国线上读书会演讲参照稿, 演讲者系湖南王船山故里研学基地理事长） (责任编辑：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