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3日，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到“知行相资以为用”。 出处是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中庸衍》：“ 诚明相资以为体，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 

      本文第一作者船山文化传习总会会长盛彪（左一）正在船山国学院主持国学研讨会

      知行关系，即认识与实践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知行”范畴最早见于《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出自商王武丁与贤相傅说的“君臣对话录”，这是“知易行难”的原始表述。知行观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几乎每一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对其论述一二。王夫之在继承先儒特别是荀子等先秦思想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用自发辩证法和朴素唯物思想去批判了传统知行观中的心性思想，在破旧思想的前提下，树立了自己的比较全面的唯物主义思想知行观，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清初学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倡导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王夫之在批判程朱理学“知先行后”说及陆王心学“知行合一”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的辩证知行观。他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相资:互相凭借。意思是知与行都有自己的功效，两种功效互相凭借才能发挥作用。王夫之认为知与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而又提出“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指出知行对立统一关系是一个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过程。
       关于知行观的论述，中国古代以朱熹、王阳明、王船山三位思想家最具代表性。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故致力于“格物致知”；王阳明上承陆九渊主张“知不先行不后、知行合一”，故致力于“明心见性”；王船山理论上主张“行先知后”、实践上主张“知行并进”。罗泽南、梁启超、毛泽东、王孝渔等近现代思想大家都基本认可王船山的知行观，而认为程朱陆王的知行观的时代局限性更为突出。当代阳明学、船山学“二王”并研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长陈来教授认为：”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在当时和以后受到了不少批评（编者按：最有名的如明末的阳明后学顾宪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王船山的批评……在范畴的问题上很难说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然而船山的批评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如阳明所说‘一念发动便即是善’，人便不必下为善实功，所以船山的批评‘以不行为行、销行以归知’是有的放矢的……既然阳明自己未能在为善与去恶方面做出必要的分梳，他就无法拒绝批评。” 衡阳市船山文化研学基地专家袁固新认为：“阳明和船山都注重知行统一，不过前者统一在知，后者统一在行。”湖南船山学社常务理事胡国繁认为，“唯物与唯心的宇宙本体观决定了‘二王’认识论的分野一人重知、一人重行。当今中国社会，无论官场还是知识界，正普遍处于知行脱节、认识高于行动（亦即所谓眼高手低）的状态，因此，以重行为总归宿、力主‘实践至上’的船山认识论应该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

     为力纠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重知不重行的流弊，王夫之的知行观突出以“行”为基础。他提出：“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知而后行之，行之为贵，而非但知也。”明确提出行高于知、实践高于认识的观点。王夫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中,“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反之实”,力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进入了由惟“理”向惟“实”转变的新阶段。

      【盛彪 杨立新 撰稿  井泉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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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山文化 经世致用  知行并进】
    【201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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