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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于把明清放在一起说事，一开口就是“明清时期”，其实，两者几乎没有可比性。大明朝放眼全球，敢于放出比西班牙无敌舰队规模更大的远洋舰队，远征世界；而被一些大学者赞不绝口，所谓康乾盛世的缔造者，却闭关锁国，玩起了禁民出海，民族命运自此而堕入百年黑暗。也因此，时至今日，强邻日本出了一个叫上田信的史学家，恶狠狠抨击明代是“恣意的明朝”见上田信《中国的历史》；而对满人统治下的满清政府则被倍加赞赏，说成是勇于自我反省的，“自律的清朝”。言下之意，你中国就应该永远是清朝。
明清两朝的差异，远不止王夫之引孟子之言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之“几希”一词那样，差别几乎看不出，而是相去甚远！其他吗，诸如在着装上颠覆汉服；不准汉人蓄发之类，不胜枚举。而剃发令一下，把中华民族孝道的至上法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践踏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从正文的第一段，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清朝统治者对明朝体制的模仿，亦可轻易窥其有意制造的一些区别：
“元旦、长至、圣寿御殿，百官皆朝服。朔望御门听政，皆公服。御文华殿经筵，平台便殿召对，皆常服，唯许用朱玄色，后或用天蓝、油绿，非制也，有旨禁之。”
这段话虽短，信息量十足。上文“元旦、长至、圣寿”史称“三大节”。长至，即夏至；圣寿，意为皇帝年寿，即生日。明代皇帝在此三日须临朝听政；清代也搞“三大节”，但成为清朝皇帝接受群臣贺表的日子。光绪《大清会典•礼部》卷二十七载：“凡元旦、万寿圣节、冬日至，则大朝，皇帝御太和殿而受焉。”群臣于三大节日，均应上表庆贺。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三大节性质有所不同，节气选择也有所区别，第二节，明为夏至，清为东至。因为冬至节这一天，清朝皇帝会亲至南郊行礼，行朝贺礼被放在了次日。王夫之并没有评论明清两代“三大节”的不同，清朝文字狱前无古人，王夫之想评也不成。但作为前朝遗臣，处在他的观生居里，不可能不去观察两者的差异。当他发现清人上朝身穿或天蓝，或油绿朝服时，还是忍不住发了评论，因为明朝崇尚红色，其实，红色正是象征汉民族主色，为庄严之故，朝服选色为朱鉉色，即黑红。王夫之在文中强调：“御文华殿经筵，平台便殿召对，皆常服，唯许用朱玄色。”这句话，是他著名的“夷夏之辨”观点在文本中的再现。
王夫之的《识小录》，上不涉及学理之究，下无意于资料汇编，凡涉及国家政治、军事、外交，及民生之计之类话题，俱有专论之题，此文只不过是其晚年对往事的一种抢救性回忆，偶有闪念，便随手而录，因此，只对记忆中的内容侃侃而谈，或可描述成娓娓道来，既不分类，也不加小标题提示段落大意。所述之文多为几乎不会引起注意的陈年旧事，而今日之大中国要超越“恣意的明朝”，还是永远做“自律的清朝”。事关民族大义，虽为史学界忽略不了大事件，实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就此略过。
孟子之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意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小”得几乎看不出，但这种“小”，小得真的可以被忽略吗？在哲学家眼里，人与禽兽的唯一差别在于人能思考，会提出诸如“我是谁？我为谁？”类似问题；在孟子眼里，禽兽不忠不孝；我看哪，禽兽没有羞耻心。日本人觊觎中华数百年，祸害不止于亚洲版图，却从不自省，一个破史学家居然还在不知羞耻地讽刺大明朝不安分，欲为外夷统治汉民族进行合理性辩护，为资源枯竭的日本的寻找所谓解决方案？
王夫之写《识小录》，防的就是那些个以为“外国的月亮圆一些”的中国人，因为他们对自家传统的轻视。而在不自觉中“蚁穴决金堤，星火焚昆冈矣。”“全球化”时至今日，尽管出现逆流，但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停滞，但求此途中，国人别忘中华民族之初心，坚持华夏文明，不只局限于满足所谓“立于世界之林”，而要真正成为全球的“中心之国”
(责任编辑：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