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生前两次为船山学社题写匾额  前苏联学者拜谒“中共第一所党校”——船山学社旧址 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毛泽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杰出的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是他在这一时期哲学活动中十分关注的问题。1937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在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名篇，开始创立具有中国性格的“实践论”哲学的同时，就已经自觉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中国化必须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对此作了更清楚、更准确的表达：“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534)不久，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与《孔子的哲学思想》二文修改问题写了三封信，对孔子与墨子的哲学思想作了集中的论析，成为他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总结的代表性文献。 但对毛泽东来说，在当时不可能抽出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来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专门的研究。他在“实践论”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贯与结合，实际上源自他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特别是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湖湘学风的深刻影响。毛泽东的“实践论”，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重现实、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的承继与发展。 湖南人自己的哲学风格，即我们今天所称的湖湘学风，是由两宋之交的胡安国、胡宏父子所开启和奠定的。胡宏辞世后，他的弟子张栻等人通过书院讲学延其学脉。张栻先后在长沙创设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在《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提出办学宗旨在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这一宗旨点明了湖湘学风的特点。湖湘之学虽以理学为主，有其形而上学的内容，力主“传斯道”，但又不只空言性命，而注重经世务实，重在“济斯民”。重现实、重实践，成为湖湘学风的显著特点。宋以后湖湘学风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首推明清之际的大哲学家王夫之。王夫之既建构了中国古典哲学中最为博大精深的本体论体系，又关注历史的实际与现实的实践。王夫之的经历、思想与人格，成为湖湘学风的典范与楷模，对近代湖南思想界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湖湘学风由古代而近代的转换，是以王夫之为其承前启后的关节点而实现的。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成为近代湖湘学风的开启者。魏源的经世之学与公羊之学，以及所著的《海国图志》，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在19世纪中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导中国思想世界开始直面现实、放眼世界，作一种新的思考。接下来，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湘军领导集团崛起于湖南，直接将思想与实践熔于一炉，成为湖湘学风的发扬光大者。其中的郭嵩焘，更成为湖南最早到欧洲了解和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先进人物。至19世纪末，维新变法运动大倡于湖南，湖湘学风又由谭嗣同、唐才常等激进的青年改革斗士所发扬。他们的活动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办学会，首先是在长沙成立南学会，接着推动湖南全省纷纷组织学会；二是办报刊，有江标、唐才常等创办《湘学报》于前，又有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湘报》于后。这些活动使新思想在湖南迅速传播，湖南自此成为新思潮涌动之地。 毛泽东的少年与青年时代，都是在湖南度过的，自然深受湖湘学风尤其是船山学社学风的直接熏陶感染。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重视面向实际、面向实践进行思考，强调把理论付诸实践，不愿做纯粹的形上玄想，更反对向书本讨生活。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完整文献，是他的中学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文章就表露出毛泽东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继承了重实际、重实践的性格，爱好面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而不作那种抽象空洞的议论。在毛泽东的题为《讲堂录》的笔记本中，保留了他在1913年10月到12月间在船山学社的学习笔记。这份宝贵的文献，使我们能够比较具体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湖湘学风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讲堂录》中，青年毛泽东对于那些传承与体现湖湘学风的前辈人物怀着深切的敬意，记下了他们的思想。对于王夫之，他记有：“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2期。）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实践论》、《矛盾论》的研究综述 “两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两论”中国古代船山哲学的关系。刘华明教授对王船山知行观的主要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毛泽东和王船山都认识来源于实践。在人的认识究竟中，毛泽东把实践和认识作为认识的基本矛盾来考察，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进一步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的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中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创使造历史的观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公式有机地统一起来。《矛盾论》则从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结合上，从同一性与斗争性互相联接、同作用所产生的合力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共从盾对事物发展的主次不同的作用上，多层次多方面地阐明了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机理，形成了较完备的矛盾动力论的理论体系，对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它在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证法的精髓核心以及对立统一的通俗化等辩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矛盾论》，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怎样从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上，毛泽东和王船山有某些相承之处。在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认识产生可人分为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以及，真理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实践的相对性等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论》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都有明显的继承。《实践论》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主要是对王船山知行观的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但毛泽东是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阶级立场、在实践基础与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上，都远远超过和发展了王船山的思想。毛泽东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科学概念及其辩证关系，彻底克服了王船山对人的认识阶段划分的模糊性、神秘性的局限，确地揭示了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飞跃。他以精科学的社会实践观揭示：只有亿万人民群众才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只有亿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克服了王船山知行观中的轻视劳动人民社会实践的观点，而全面地改造和发展了王船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恩列以及对当时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有关“两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两论“与船山的知行统一观，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概括总结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为夺取中国革命，尤其是为夺取当时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刘华明教授还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六个方面，认为“两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定层次和路径。因为它与《大众哲学》同，“两论”不是为已经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们写作的，立足于中华民族集体利益、整体诉求的视野，集中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 （据新华网，原载云南省委党校学报，作者闰广琴，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中评社北京2014年7月26日讯／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论文集》发表了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两篇万字论文，冯友兰在其中称：“明清之际,产生了一位中国最大的哲学家王夫之。” 冯友兰先生在1988年初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1990年去世前5个月，以95岁高龄完成。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后来叫《中国现代哲学史》。在完成这册书后所写的《自序》中，他讲到文革后老妻去世时他写的挽联中，有“斩名关，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之句。他说：“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清初王夫之在深山中著书四十年，达数百卷，几百年以后才出版。 编者按：冯友兰为什么要自比王夫之？为什么说真感觉到了自由？因为，在最后的著作里，他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独立的认识和分析。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思想受船山影响，是科学的。但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逐渐脱离了船山，成为空想甚至荒谬。冯友兰为自己在有生之年终于敢于像王船山那样说有骨气的真话而欣慰，甚至也终于像王船山那样放下当下出书的名与利的诱惑，而求之于他本人所推崇的“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冯友兰说过，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前两者是人现在就是的，后两者是人应该成为的。其中生活于道德境界的是贤人，天地境界的是圣人。帮助人达到这两种境界便是哲学的任务。贤人孰能无过，圣人世上可有？我们只是凡人，难免世俗，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曾国藩对船山学说的解读心得），人确实须有道德境界，并努力追求天人合一 。 (责任编辑：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