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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堤:湘西草堂

时间:2014-11-17 09:10来源:未知 作者:江堤 点击:
       作者简介:江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散文作家,青年学者。1962年10月23日出生于湖南衡阳县金兰乡木瓜村。2003年7月21日因病去世。
 

  一

    湘西草堂是王夫之晚年所筑的居室兼书堂。

    古代的许多建筑在当时实际上是做书院用的,但不冠书院之名。夫之一生闭门隐居40年,不与官员往来,不食朝廷俸禄,生活全靠居室课徒所得,这种教学与私相传授的从游方式是一样的。夫之的一些著作实际上就是教学课艺,写完了就给学生拿走了。夫之晚年,身体日见衰微,只管编撰课本,具体课徒养亲的工作由季子王吾承担。王吾筑“蕉畦室”于草堂之侧,从游的学生称他为蕉畦先生。夫之也偶然到堂授课,随处指点,这在传世的三种《湘西草堂记》和后人的各种研究文献中说得很清楚。因此,我说草堂兼有书院功能是不用怀疑的。

    草堂的位置在湘江南岳以西,蒸水以北,与我的老家同处于万山之中,南岳奇峰连绵纵横千里的山势在那一带看得很清楚。我的老家名叫王家冲,三百年来并无王姓人家居住,因传闻王夫之中年隐居在那里而得名。由王家冲的山头北望,视线越过三四个峰头就可以望到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以三百年前的寂静清绝,一声唤远就能将彼岸的人呼往此岸。

    我对书院文物及建筑遗址的研究始于10年前,而我离开故乡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对故乡,对草堂都有一份深深的牵念。

    金圣叹为冠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作批文,有《快说》33则,其一是说:“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一个人在外浪游久了,骤回故乡,见到熟悉的景物,听到熟悉的乡音,那份高兴也只有用“快说”才能言状。故乡是灵魂中的钉子,是肉体里的根,没有谁可以将它拔掉。

    我初次见到夫之的书,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古旧书店,一本残册,看上去像是曾国藩兄弟刻印的金陵节署本,当时很穷,之所以买它,是因为书的作者与我同处一个故乡,共饮一条蒸水河,共拥一座石船山。

    我见到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已经是1996年了,880块钱一套,16巨册,得攒两个月工资才买得起。那时我已结婚生子,自己又病魔缠身,孩子要喝奶,而我要治病,那种状态真是辛酸得要命。可越是辛酸,越想得到那套书,越想探究一下故乡的这位大思想家在穷愁潦倒时的生命状态。那时候,我对书的渴望如同种在坡地上的苞谷,渴望清泉;如同笼中的鸟畜,渴望森林。我一直在想我为何这样牵念一套书,与其说我牵念着的是书,不如说是故乡,是故乡的灵魂。我需要故乡,需要故乡的大爱支撑。如今《船山全书》早已摆上书架,我也一字一句把它读完了,该沉入灵魂的东西已经沉淀下去了,生命已被王夫之塑造成了另一个样子。

    我在外面工作了20年,灵魂在红尘的鞭笞中凄嚎,如果没有王夫之,我可能早已举手投诚。我知道甫志高是如何叛变的,也知道与王夫之同时代的学者钱谦益、王铎是如何写《降清文》而晚节不保,我还知道我身边的许多人是如何贪图荣华、敛取财物、沉迷声色而最终丧失人格国格甚至生存的资格。有人曾带我到法场看过,希望能在犯人身上切一个器官下来给我换上,也有人将我领到另一种“杀人场”,只要你甘心被宰割你就能得到官位、权力、文凭、职称,并借此获得杀手的资格,从而可以以变本加厉的方式宰杀他人。我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尚未心动,设若哪一天死了,我因为拒绝污秽之物进入肉体进入精神,而可以昂首见同乡,那是一种何等高尚的荣耀。金圣叹在另一则《快说》里说:“存得三四癞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不亦快哉!”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如柏杨妙言是酱缸文化。关起门来用热水洗阴部的癞疮,这样的污秽有何快哉可言,热爱自身那点阴暗的人在人所不见的地方像苍蝇一样偷着乐。在这个变味的“可口可乐”时代,要保持健全的人格,留住人性最后一点尊严,没有王夫之是不可想象的。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存在于自己的时代里,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演绎历史或者推动历史。他们的际遇只有他们自己才拥有发言权。我一直在想,苦难过去之后,他们的故事对当下的时代对处在生活进行时态的人来说,是否还有意义。新时代在与旧时代的对峙中话语变得越来越少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在他的巨著《我的世纪》中说:“要是有客人问,我总是说:是这个魔镜把我们聚在一起的。”我是在时代这面魔镜前面、在新世纪的苍茫时分里追忆王夫之的。公元2002年的故事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像蒲公英那样在地球上飞,人们忘却王夫之一点也不意外。而这种意外正好巧妙地避开了嘈杂人员干扰我对王夫之的追忆。

                二

    王夫之的文化价值,是过去三百年来历经曾国藩、曾国荃、郭嵩焘等无数先贤前赴后继的开掘才慢慢发现的。读《曾国藩全集·日记》,我知道他是如何喜欢我故乡的这位大师的。那时候,仗打得很激烈,曾国藩要调兵遣将,在各条战线上与太平天国军作战。这年是同治元年,曾国藩部署九弟曾国荃攻打南京。这是生死攸关的战役。

    二更……四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夫之)所注《张子正蒙》。(十月初五)

    二更三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数首,论先主、武侯、鲁子敬诸人者。(十月十七)

    二更三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杨仪、孙资诸篇。(十月二十八日)

    二更四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何晏等篇。(十月二十九)

    二更三点入内室,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数首。(十一月初一日)

    ……

    这样的记载,有时不间断地出现,有时断续出现。不管仗打得如何,总是在深夜入室,凌晨才从书斋出来,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声,被曾国藩演绎得淋漓尽致。

    到同治五年,记载又有了新变化。

    辰正开船,阅《乡饮酒义》、《射义》、《聘义》。中饭后阅《丧服四制》,又补阅《投壶》……未刻……将近三日所看之书酌加批识,兼录朴目。……夜又批《礼记》二条。余阅此书,本为校对讹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乃覆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论者半……若前数年在安庆、金陵时,则反不能如此之精勤。

    这一天是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日。因为公务,人在旅途,王夫之始终陪伴着他,真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天。而此前,曾家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取南京城,太平天国从此一蹶不振。王夫之的书也在同治四年十月刻竣,称《船山遗书》,是当时的全本,共收著作56种,322卷。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中说:“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伪脱百七十余事。”又说“因军中鲜暇,不克细紬全编。”

    在战争节节胜利的同时,王夫之的著作被曾氏兄弟一印再印,分送朝野上下,将帅兵弁,大名如同旗帜在各条战线传扬,许多将士战死沙场的时候,手中没有刀枪,但有王夫之的书。

                     三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时逢乱世,悲痛黍离。顺治五年(1648),曾举兵衡山,阻击清军南下。顺治十四年(1657)以前,为抗清复明,民族节义而崎岖奔波,甚至改姓隐名,在山中东躲西藏,过着久无宁日的流亡生活。直至事不可为,遂专一闭门课徒著书,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营建自己博大的学术体系。顺治十七年(1660)始到衡山以西寻觅隐居之所,避乱于衡阳县金兰乡,最终在茱萸塘构筑竹篱茅屋,名曰“败叶庐”。这时,夫之已年近四十。有了相对安定的避居地,使他有条件招收更多的学生,改变一地的文化荒漠的现状,并得以集中精力探讨哲学、历史与社会政治问题。此后12年,他在败叶庐一边教书,一边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及记录南朝永历政权的《永历实录》等。其中《尚书引义》竣稿于康熙二年(1663),在这部作品中,他借阐发《尚书》经义,抨击明代政治弊端,进而总结历代王朝覆灭的思想教训,对玄学、佛学和宋明理学进行批判,此后在他71岁的时候,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修订。

    康熙八年(1669),王夫之已年过半百,身体日见衰弱,卜居十年的小屋也已不能抗御风寒,于是他又在败叶庐后构筑新屋,名观生居。此后六年,每当冬春两季便移住观生居中。期间,又陆续撰成《诗广传》、《礼记章句》等著作,重订了《老子衍》。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兵变,次年正月兴兵檄文传到衡州,旋即吴兵攻占了湖南全境,王夫之在门人陪伴下,走出家园,频繁往来于衡阳、长沙、岳州之间,实地考察和谨慎分析了清军与吴军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继续归隐,以课徒著述终老。从这一年起,他以“顽石”自喻,蛰居在石船山下的新居湘西草堂中。此后17年,王夫之深居简出,专意著述,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在草堂居住期间,先后写下了《思问录内外篇》、《张子正蒙注》、《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数十种脍炙人口的著作。

                  四

    在我的故乡,十年以前的房屋还是土砖青瓦,依山而筑,一律地悬山造或硬山造。一般人家都只有三间一进,大户人家才有多间多进的。房屋多数为两层,上层用圆木做楼枕,枕上铺木板,一般用做阁楼,不住人。再往前推,就是败叶庐、观生居那个样子:“蓬檐竹牖、编篾为壁”(王吾《湘西草堂记》)。今湘西草堂为砖瓦房,三间二层,那是王夫之过世之后,经由季子王吾重建,又经历年改建修缮后的建筑。这些年,乡村房屋大量更换,传统民居受到毁灭性破坏,像湘西草堂那样的房舍,剩下不多了。

    里人说,上世纪50年代败叶庐尚剩残壁,观生居虽已犁为农田,但遗族仍能指其遗址,如今那两处故迹已很难辨认。

    在我刚懂事的年月,对湘西草堂那样的房子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年轻的后生(衡阳话:青年)和孤寡的老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等待终老。他们的前途暗淡无比。如果不是王夫之,文化永远不可能在那样的地方存活,祖祖辈辈都不可能从万山丛中突围出去。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从王家冲徒步去湘西草堂。我将那里想象成爷爷的别院。里面的被褥都是现成的,我可以在那里睡一觉,还可以到后山拾些柴,到门前的园子里扯点青菜萝卜,到池塘边挑水,简简单单做顿饭吃。要是王夫之回来了,还可以坐在一起喝杯水酒。酒,在我的故乡,是最浪漫的物资。

    那段时间,我其实很落魄,一点雄心壮志也没有,而且因为时空和自我修为的原因,王夫之总是躲着我。我知道,如果我总是那样碌碌无为,今生今世也不可能见上王夫之一面。从那以后,我明白草堂本身对我来说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就像一个笔记本,不管是真皮封面还是纸面,填在里面的文字才是紧要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阳光很好。我躺在草堂前面的稻田里。水稻刚刚收割。背下的稻草散发出怡人的芳香。我的思想顺着一根遗留的稻穗向前伸展。凉凉的风拂过草堂拂过我之后,隐入万山丛中。如果是三百年前,这样的时候,王夫之很忙碌。他要将稻草晒干,将草堂屋顶腐旧的稻草卸下来,将新鲜的稻草覆上去。他的学生们会与他一起做这项工作。等一切做完了,学生也归家了,王夫之才会安安静静坐在窗前。对王夫之来说,读书写作才是生存的主体,才能让文化生命从精神崩溃的边缘回到命运的舞台上来,在文化的实践中,找到空前绝后的王者风范。

                  五
    天地造化是山川河岳、日月星辰之于人的雕镂,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呼应着天地的灵性,有着纵横捭阖的气象,暮霭与晨曦在展示王夫之的生活的时候,注入了永恒的美感。

    王夫之的守身保节,得益于故乡晨昏的庇佑。清丽的山水在他与尘浊的世界之间形成一道屏壁,喧浊之气没有突破防线。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最终只有王夫之至死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额上之发始终保持汉人本色,“完发以没”,“虽死不辱”。如果有那样一架机器,可以乘坐它回到明清之际,我与黄宗羲、顾炎武可能都没有什么话说,他们在那个时代已负名在身,享有盛誉,朝野上下,皆以名士之礼相待,精神虽然痛苦,但衣食无忧。而这样的名士,常人往往难以接近。以时下的名流论之,想见他们的尊容已然困难,动辄出场费若干,何以能与他们交谈。而王夫之则不一样,他不过就是坐在我家门口欣赏落日下山的那个老头。黄昏沿着山脊蜿蜒向前伸展,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惆怅,空中的云在落霞的风浪中颠簸得厉害,四周白浪滔滔。谁家的媳妇将竹篱上的棉被连同夕阳抱回卧室,被阳光的芳香刺激出来的情欲像鸟一样在空中上下翻飞,只有老者才懂得阳光对于生儿育女的含义。

    这样的时候,我可以跟王夫之谈一些爱情问题,可以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以找他卜卦,看什么时候会遇见美人。他的学生经常跟他学习卜卦的方法,他随口教他们一些道理,或是让他们读《周易》这本书,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向他发问。
他说:“《周易》是用作占筮的,而学习《周易》义理也就存在于占筮之中。”“占筮是属于了解天命的事,了解天命,是要遵循天命为自己立命;乐于依从天命的安排,知守性命的分限而不感到忧虑。”天命,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客观规律。“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卦辞中,有的适用于日常生活小事;有的适用于治国安邦、修己治人、拨乱反正的大事”,要仔细观察,才能恪尽其道。

    后人评价王夫之的学问,说“笺注训诂,六经于《易》尤尊”(船山祠联),“平生为学,神契横渠,羽翼朱子,力辟陆王,于《易》根底最深。”(《清儒学案》)这都是教人卜卦的益处。在故乡,三十年以前,卜卦的事相当普遍。逢年过节、出门离乡、生诞忌日、嫁娶殡葬,无不要借卦预卜吉凶。阴阳相抱,乾坤相合,则万事顺达;反之阴阳不调,乾坤背向,则诸事皆休。而至今在那一带谋生的算命瞎子,也都自称得夫之易学真传,这真是很有趣的事情。

    晴朗的天气,溪边的石桥或山中的古枫下,年轻的学生怀抱书册阅读。石桥和古枫都已经很老,桥下的溪水、树上的叶片还像孩子那样,在希望中活着。睡在书册里的文字,就像知道雪要来到村庄一样,好奇地醒着。“老师,是不是要下雪了?”年轻人问夫之。夫之说:“下雪之前,你们必须把书上的内容记熟了。”年轻人于是继续读书。

    冬天在阅读之中来到了。

    我小时候的冬天,是在灶膛边度过的。柴火呼呼地烧着,鼎锅里的水哧哧地响着,白薯、红薯、芋头、土豆在灶膛的灰烬里煨着,空中弥漫着扑鼻的香味。学生问夫之,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夫之说:“应不随外物的诱惑而坚持自己的操守”,“小人在自立德行时是无常的,会随着外物的诱惑而变动,在接纳外物的时候,不会有虚怀若谷的心怀。”(《周易大象解》)就像钱谦益那样,虽有满腹的才学,但只要读他的《降清文》:“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就知他的小人嘴脸,爹妈给他的就是一身汉奸的软骨,何配言仁人志士。清代沈德潜编《国朝诗别裁》将钱谦益的诗放在篇首,乾隆训了沈德潜一顿:一个降臣,竟置于篇首,真是岂有此理!乾隆又尝指示《明史》修撰人员,只能将钱氏放在贰臣乙卷,入贰臣甲卷的资格都没有。又送诗一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作为钱氏一生的盖棺定论。学生似乎明白了老师为何枯处山中,不与满清为伍的道理。

    那样的夜晚,时光在鸡埘里静伏着。鸡的生物钟出了点问题,到三更时分就开始鸣叫。火苗娴静下来,草檐上有猫步窸窣走过,夜空银白,外面真的下雪了。夫之问学生,你们是喜欢吃煨白薯还是喜欢吃煨土豆?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煨芋头。焦黑的皮剥掉之后,紫色的芋肉就像狍子肉那样又香又软和。那种野味,想起来唇齿流油。这样的年月,谁能知道我在怀念夫之、怀念草堂的时候,嘴里有狍子肉的味道呢?简约的生活,不是最富有的生活,但却是最有意蕴的生活。曾国藩秉承夫之的品行,一生简约,各方面都有建树;李鸿章则不得真传,一生奢华,他的笔只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夫之劝导众生“勿习拳勇咒术”,设若晚清人士皆从此戒,又何来八国联军。湖湘传统也只有湘人才能恪守。

                   六

    夫之晚年,不再授徒,由季子王吾的弟子侍奉他,年轻人称他师祖公。夫之对冬天的凄迷甚于中年。徒孙们在草堂前的稻田里打雪仗,抓到一只又大又肥的兔子烹着吃,夫之闻到兔肉的香味很生气,痛斥王吾教徒无方,怒书《家传十四戒》,其中一条就是:“勿挟火枪驽网猎禽畜!”众生平等,各有生存的权力,玩物丧志,殊非正途。

    那个冬天,雪下得特别大,野兔因饥饿而偷食地里的青菜萝卜,食物变得紧张,徒孙从家里带些菜叶接济才勉强度日。

    冬天漫长,思想在旅途。

    冬天一过,野兔们要回到深山里去,要到来年的秋天才返回来。

    这年已是康熙三十九年(1691),老百姓说是辛未年。

    中秋刚过,徒孙们陪着他到山中拜访那只被烹的野兔后裔。他们在山中的石头上坐下来。夫之说:“这石头像船,就以石船作这座山的名字吧!”我曾爬到山头去看过那块石头,老实说它并不像船,更像一只兔子。

    秋天在那个年代,特别深沉。树上早早地结了冰棱,衡山主峰在石船山的东面如同一面寒冷的铜镜,蒸水在南面像一缕青色的长发在山野间飘拂。夫之那天突然有了感慨,令徒孙展纸研墨,挥笔而舞:“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这一句,刚才他已经跟徒孙讲过了。“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指稀少)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其田纵横相错而陇首不立,其沼凝浊以停而屡竭其濒。其前交蔽以絯(妨碍)送远之目,其右迤于平芜而不足以幽。其良禽过而不栖,其内趾之狞者(指野畜)与人肩摩不忌,其农习视其塍埒之坍谬而不修,其俗旷百世而不知琴书之号。”写到这时徒孙们疑惑。我读到这里,也对夫之将故乡山水刻画得如此丑陋而心有不快。一方水土,一方人之水土,非一人所独有。在我看来,故乡山清水秀,风景如画。而三百年前,人烟稀少,绝少人为破坏,风景不说秀甲三湘,也绝非一无是处。“然而,予之历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栖神怡虑者往往不乏,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后来读刘载熙的文章,他有个观点,说事物丑到极境便是美到极境。所有的美景皆因国破家亡而成了哀景。“扶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虽然也是隐居,但和那些享尽湖山之美,林泉之幽,万物之性,天地之趣的隐士相比,一切美好皆因亡国之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次夫之为自己的笔作铭文。说:“为星为燐,于尔分畛。为枭为麟,于尔传真。吁嗟乎,吾惧鬼神!”一副笔墨能写出千样文章,可以写《降清文》,也可以写“此吾山”的气节。只要不惧鬼神,便可以为所欲为。徒孙问夫之:“鬼神何来?”夫之说,鬼神就是后人手中的判笔。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说这年冬天夫之“居湘西草堂,公久病咳嗽,吟诵不辍。”这年,夫之73岁。

    这篇文章夫之题名《船山记》,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文章。

    题完篇名,夕阳西下。

    一群黑色的乌鸦向南飞。飞翔的黑羽,使落日的场景惨淡而暧昧。一朵野花在落日时分造了一个生动的句子,它的性灵一直延续到柳絮飘零。

    “惜我依依,杨柳依依。”夫之坐在草堂前,柳树下,嘴里念叨着《诗经》,伸手去摘柳枝,手僵在空中。

    那天清晨,风是固体的。

    徒子徒孙像夫之告别柳树那样与他告别。那时卫星频道还没有开办,我没能看到徒子徒孙告别他时的实况。

    徒孙问师祖,有什么遗憾。夫之像老鹰那样回望一生,说:“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现在行将归西,“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一切都将解脱。

    我在大罗山夫之墓石上看到这些文字,已是公元2002年,夫之以东晋名将刘琨自况赍志而殁,以北宋学者张载为法献身学术,为自己盖棺定论已310年。

    三百余年来,他的遗骸在故乡的山地里,享受着自然繁华所带来的生趣。百鸟在高亢激烈的情欲里生儿育女,干得比人要痛快淋漓。

    徒孙又问师祖还有什么需要交待?夫之对着大家说,我死了之后,你们“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时”。预感到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又指着手题墓石手迹说:“止此不可增损一字!”又卜卦启誓:“背此者自昧其心。”一丝冰冷的寒光像彗星那样从众人的心头划过。我在《船山全书》中看到了自题墓石的全文。第一行云:“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自为铭曰”云云。铭词即为:“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末行云:“戊申纪元后三百□十有□年□□月□□日。”又一行低数格云:“男□□□□勒石”。后有跋文。

    墓石上的纪年让人心绪不宁,有一种割腕之痛和有不可颠覆的道德意识在里面。戊申纪元为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即明代开国的那一年。自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亡国,共历277年,而墓石说“戊申纪元后三百”,于“百”字下、“十有”字下及年月日之间均留空格,是实难预卜自己将逝于什么时候,以俟考终卜葬之时再由后人填上,昭示后人不用清代纪年,誓不与清朝为伍,其意义之深远,节气之高傲,只有天地才能与之匹配。

    时至今天,其空格早已填上,用夫之的纪年法今年是戊申纪元后六百三十四年,明朝亡国已358年,而清朝亡国也已91年。我还应当告诉夫之的是《南京条约》签订(道光二十二年,1842)距今166年;《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咸丰八年,1858)距今144年,大片河山从此不再属于华夏;《马关条约》签订(光绪二十一年,1895)距今107年;《辛丑条约》签订(光绪二十七年,1901)距今101年。

                     七

     王夫之逝世之后的那个春天,徒子徒孙在王吾的带领下,在草堂守丧。春天特别漫长,悲寂之声在静谧的夜空凄厉地回荡。一群发情的黑猫在惨烈的嚎叫声中化悲痛为力量,将情欲宣泄到了极至。万物悲伤,但没有停止生长。

    春天过后,徒孙依旧随蕉畦先生在草堂读书,生徒多至数十人。一个春天过去,又一个春天过去,猫已经老了,不能再做爱了,王吾说,我也老了,你们各自散去吧!这年王吾75岁。草堂从此与书声无缘。

    王吾60岁的时候,课业生徒凑钱为先生祝寿,其时草堂经多次火灾和白蚁蛀蚀,几近坍圮,王吾说,如果大家谨遵孝道,修缮师祖公的草堂就是最好的贺礼。弟子照办了。“易瓦以葺,支椽以栌,炼砖以砌。”(王吾《湘西草堂记》)茅棚草舍变了样子。70岁的时候,诸生再次凑钱如旧。从游生徒及姻亲,又陆续捐资刊印船山遗书数种。雕版藏在右侧阁楼。王吾过世的时候,诸生又在草堂聚首,为先师守丧,回顾了师祖公的学术及先师传授遗书的精彩岁月,气氛很伤感。大树倾圮,众鸟纷飞,从此竟再无人在堂内办学。

    在我的故乡,最动人的是鸡鸣犬吠的声音,内中有繁华与萧条、吉凶与祸福,这跟卜卦是一样的。但这年冬天,最动人的却是风。野菊头顶的伞被风吹走了。

    我坐在长沙一个叫上岛的地方喝菊花茶,喝着喝着被一朵故乡的菊花击中。我对同伴说,我该去湘西草堂了。整整二十年没有去。二十年,人间换了,知道王夫之的已经没几个了,知道草堂的故事与学说的人则更少。王夫之依旧如明清之际那样寂寥。而这二十年来,我生活在城市,嚼着抹有劣质奶油的面包,品着矫情的四季,像迷途的马匹在感人的凄凉中消失在喧闹的现实世界里,只有想到王夫之的时候,才会想到故乡的青菜萝卜、高粱稻米。
月亮挂在石船山头,挂在草堂的上空。“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高尚的事物在变化中保持常理。我常常想,以今人的沉沦是不足以读王夫之的,而以王夫之傲岸的性格,也绝没有心思跟现代人周旋。王夫之生活在一个外界封闭而内心开豁的独特世界,用生命修筑灵魂的防线。至于他的学说,不管后人如何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在他那里都是建筑防线的砖石。谭嗣同说:“五百年来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船山遗书序》)其学说的内部结构又有几人能了解呢?!

                       八

    我原本打算等风停了之后再回故乡一趟。直到中秋,风也没有停止。中秋一过,风反而更大。草堂旁边有一株高大威猛的古枫,夫之命名为枫马。我试着给夫之打电话,夫之就派枫马到长沙来接我。这年秋天的最后一天,气候特别暴恶,我来到草堂凭吊。冷风狂吹,枫马和紫藤上的叶子落了一地。我担心泥砖砌的房子支撑不住。若是从前,残砖早已更换,徒子徒孙的后裔会凑钱炼瓦烧砖,季节的邪气早被这种添砖加瓦的阵势吓跑。我站在草堂前,手脚冰凉,浑身发抖。“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这等清傲的松形鹤骨的对子,一点也不能解除我内心的寒冷。

    一个老者说已有好多天无人到草堂观瞻了。设若这是一处平常人家的居所,又或是二十年前无人将它作为文物看管,屋里一定有人生着炭火了。铜壶里温着酒。客人来了,喝上两口,体内的寒气就拔出来了。房子多时就没人住了,生活气息褪化,纸墨的香味和嗷嗷的书声俱已消散。大堂挂着一块“衡岳仰止”的大匾,跋文字小,我用电筒照了好一阵子才看清楚:“衡阳王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谊介特,足立顽儒。新化邓学博来金陵节署,言其后嗣谋梓遗书。喜贤者之后而克绍家声,因题额以寄。道光十八年四月望总督两江使者前翰林院编修安化后学陶澍敬题。”跋中所称邓学博即邓显鹤。题匾的时候,陶澍驻南京总督府。大堂正壁上嵌有夫之神像,上题 “孝思恬品霞灿松坚”八字,正中有“玉音”二小字作像赞。系王吾集明永厉帝诏旨而成。两侧是夫之自撰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字是新书上去的。右厢阁楼楼梯已枯朽,楼上的遗书雕版不知何时散佚。

    我从阁楼上爬下来的时候,发现无数的春天已从楼梯上走过了。

    一只白蚁蛰伏在墙脚的木屑里,想着美丽的春景。

    秋天的最后几个时辰,我坐在门槛上拥着大风读王夫之。收荒货的人在成堆的落叶里翻来倒去,然后用一把铁钳捅白蚁窝。我说你小子要是有本事就把墙脚旮旯里的白蚁也给我捅死。一只飞翔的蚂蚁在风里喊着要跟我“对话”。我说你到城里的大街上去对话吧,我现在只对王夫之有兴趣。

    回长沙的时候,途经南岳衡山,我抬头仰望山顶,怎么也望不到头。“衡岳仰止”的意义一下子显得很明了。

    大风突然停息了。
(责任编辑: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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