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是我国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博大精深，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计一百余种，四百余卷，约八百万字。其教育思想未作专著，而是分散于各部章节中。我拜读家藏《读通鑑论》与《宋论》两部清稿，以及《船山全书》，将其有关教育思想，按其内容与性质不同，具体归纳于九个部分。为了适应普通中、小学教师与中、小学学生之理解能力，达到有效之结果。本文用浅显易懂、又符合现代素质教育之要求，结合我校办学十七年来之情况，进行全面系统浅析，以供今日执教与受教育者作参考之用。

                 一   文化教育与政治之关系

船山说：“政立民安”而“学校兴”。“乡所宾兴，皆学校之所教也”（《读通鑑论》卷二）。谓国家政权稳定，地方和谐而民才能安居乐业，文化教育才能发展。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论天下之大势，总体而言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周末七国分争，并入秦。秦灭、楚汉分争，又并入汉。汉末又分为魏、吴、蜀，三国灭，并入两晋。之后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之兴起，其原因是开国君臣十分重视治国安民，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大力发展生产，人民安居乐业，文化教育随之而发展。但经过几十年，或一、二百年之后，有些国君与臣者忽视治国安民而安享其乐，致使国家政局混乱，社会生产受到破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文化教育岂能发展？

刘邦以泗上亭长起事，善用诸臣，开创汉朝基业。到文、景、武帝之世，政治上实现了高度中央集权制。经济上兴修水利，推行进步农业技术，收回盐、铁、铸钱大权，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军事上打败了北边强敌匈奴，开辟了通往西域之商路，其疆域扩大了，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文化加强上层建筑之创造，有助于文化教育之发展。

杨坚统一南北混乱三百余年之后，政权得到了巩固，文化教育比秦汉和南北朝大有发展，还开创科举制度，以便择吏者以治民，发展生产以养民，这一举措延及到清王朝末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可见当时文化教育所发展之状况。一到杨广之际，施行一系列暴政，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诸侯相互混战，民不聊生，致使隋朝天下仅三十六年，而文化教育只得停滞不前之故。

康、乾之世，不论是文学、史学、历法、算术诸多方面都有很大成就，还推行八股文，其意是缓解汉人反清情绪，可见当时文化教育在封建社会发展已达到高峰。文化教育其所以有如此发展，是因为康熙帝平定三藩割据之乱，亲征准噶尔及诸部，收复台湾，当时生产力迅速得到发展，并有许多国家来中国朝贡，故史称康乾盛世。其盛世之所以能形成者，是清廷政权得到了巩固，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也就随着发展了。船山认为治理好国家，一是国家政权稳定，二是文化教育发展，双方关系处理得当，就会促进社会秩序安定，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关系到国家兴衰与存亡之大事，即符合船山所说的“政立民安而后教可施”（《礼记章句》卷五），非所虚言。

同时，船山要求对文化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一是文化教育大权，要和政权、兵权，同样掌握在国家核心领导之下，不能为一小撮腐朽者所操纵，亦避免国家不能从学校取舍人材，否则，其培养之人材，亦会适得其反。二是提倡“教必著行”，作为揭弊纠偏的一项重要措施。要使教与学者皆能结合世用，就必须从力行实践出发，去求知和安排教学工作。所以力行是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力行比之读书、讲习，甚至比之见闻都更加真切，亦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干就是力行，因此教育要学用结合，力图将学与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三是希望国家要“以公天下之心，扶进人才。”他还说：“是用人行政，交相扶以图治，失其一，则其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乱亡之轨，所以相寻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为治人也，则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纵弛之患两亡矣”（《读通鑦論》422頁）。以上之論，亦說明王船山對用人何等重視，认为国家在用人之际，要注意人的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其道德品质。因为在用人之中二者具备了，其用人者在工作中就会千方百计来治理好天下，又能惜别其奸邪。如果只有文化素质而缺乏道德品质，或品质合符而缺少文化素质，如是，一是不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国家将走向乱亡之道也。四是文武结合，国家不论在太平世界和动乱之时，或以经济困难，都不能忘记发展文化教育，因为文化教育乃兴国之本也。他认为政治是支配文化教育发展之动力，文化教育又反作用于政治为社会政治服务，这便是政治与文化教育发展规律。我们认为船山论文化教育与政治之关系，其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使后人无可置议。

               二   文化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

船山说：“衣食足”而“天下治”（《诗广传》卷五）。“治天下有道，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晋武帝十一论。他总结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之进步，显示人类文化教育之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之巩固，社会秩序之安定，人们物质生活条件之改善。相反，若人们处于“日争一饱，夜争一宿”之际。最基本需求即吃住问题都不能解决，那社会秩序岂能安定，文化教育岂能发展？故谓社会生产力之发展，人们物质生活之改善，是关系到文化教育发展之决定因素。人们思想之进步、道德观念之规范，其追求受教育者就会日增，而国家整体文化素质也就相应提高，科学也就越来越发达，工农业生产也就越来越发展，人们生活也就会更加美好。

船山说：“善恶赖籍于生计”。指善与恶之形成，是处于人们能否有饭吃，有衣穿，安居乐业，社会风气就会向好处发展。当社会风气好起来，能促进文化教育之发展，此乃事物循环发展之规律。他说：“民安士无求，守先畴而生其忠爱，然后农悫士秀风俗美，而学校可兴也” （《 礼记章句》卷五）。“行密从之，垂至于李氏有国，而江准之民富庶甲天下，文教兴焉”（《读通鑑论》一0五八页）。所以唐太宗以不世出之英主，佐父削平海内诸侯，化家为国。在治国方略中，一是善于纳谏而听群臣之直言，知人善用，几怒魏征而不贬。二是以炀帝苛政亡国为借鉴而励精图治。三是制定适应于民、实行轻徭薄赋等惠民政策。四是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等各项生产，人们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秩序安定，而文化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繁荣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教育最昌盛时期。因此当时很多国家派使者来中国学习文化，交流文化，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文化教育最发达国家。所以唐太宗又在弘文殿，聚四库全书二十万卷于其侧，选天下文学之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讲论前言往行，而文教兴矣。故王勃、王维、李白、杜甫等文人应世而出，故史称“唐太宗治道之盛，三代以下未有也”。

王船山以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们思想和行动，是受现实生活和环境好坏之影响。生活于农村贫苦之人们，则视为是“贫乏”者，因受其生活环境限制而不能受到教育，当然是学不好文化的。生活于城市优闲环境者，则会形成一种“骄纵邪侈”，即会产生一种骄傲自大，认为自己经济条件好，不要去追求劳动，而形成所谓安享其乐之思想。其能受到教育和学好文化，是人民处于良好生活环境条件下，则自然去追求受教育、追求学好文化，来提高自己文化素质。因此，想要改变人们思想和道德观念，启迪人们潜在智慧和能力，必须要改变其生活条件，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否则无须论也。所以他说：“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诗广传》卷二）。谓天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不论男与女、老与少，为了生存于社会上，不可能缺少食粮。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可见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与发展文化教育是十分相关的。从客观上来分析，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物质需要，是违反人们自然发展规律。又批判历史上有些理学家，认为人们所需要过多物质是万恶之源。船山认为人们在生活之中，其需要物质具有积极作用。因为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是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创造社会财富不断增值之动力。所以他说：“若无私欲，即无圣学”，他不但把“圣学”和“私欲”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圣学”，是出于私欲的基础上演变之过程。故谓“圣学”不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所称卫道士所说的“圣学”，而是具有现代科学基础之论述。其远见卓识，实在难能可贵。

我们今天文化教育之所以有如此发展，一是国家政权巩固，内无纷乱，外无干扰。二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之发展，国民经济不断增强，人民生活逐渐进入小康水平。三是国家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之同时，还提倡科教兴国、以教育为本，促进教育之发展。四是在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前提下，实行“两免一补”政策，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之义务和权力。五是在发展公办教育之同时，又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鼓励发展民办教育。这一举措，发扬和继承我国历史上光荣传统，有功于千秋万代。

综上所述，船山论述了文化教育与经济之关系，生产发展与文化教育发展之关系，是相互依赖的，也是相互并举的，指出经济是制约文化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他又认为社会风俗之好坏，直接影响文化教育之发展。他这一论述，已近乎我国科学发展时代。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三   教育与人性论关系

在我国教育史上，对于人性之形成，人之素质，人才之培养，众说不一，争论不已，但大致不外乎唯心与唯物两类。其两者之焦点，是论及“习”与“性”，与人自然素质是否通过受教育之过程。船山说：“夫性者何也，生之理也，知觉运动之理也，食色之理也，此理禽兽之心所无，而人所独有也”（《四书训义》卷三十五）。我们在天地之间所见之物，一曰植物、二曰动物，三曰矿物。而动物又分两种，禽兽之类也称动物，而人类亦称高等动物。因人与禽兽之分，有生理之别，而人的大脑和智慧，以及在吃、穿、住等方面包含着文明，而禽兽之类是靠人来使唤的。而人所独有的那就是人的耳、目、口、鼻、心等器官潜在之机能，特别是人具有思维能力“心之官”，在人生下来就具备了，亦与禽兽有显然不同，相比之下，此乃禽兽万分不及也。故古人云：“人为万物之灵”也。

船山说：“人犹是人也，性犹是性也，知其恶之所自熏，知其善之所自隐，其熏也非其固然，其隐也则如宿草霜凋而根荄自润也。无事不可因，无因不可导，无导不可善，喻其习气之横流，即乘其天良之未丧，何不可与心同善哉”（《读通鑑论》卷十）。亦说明人生下来就具有天然素质，其在社会之行为不利于社会和国家者，也只能依靠人本身从主观上克制自己来改恶从善。其有益于社会和国家者并非固然，而是受好的环境和受教育之结果。船山以哲学观点认为任何事情都具有其因果关系，“其习气之横流”是不可相与的。所以船山说：“习与性成，成性而严师益友不能劝勉，醲赏重罚不能匡正矣”（《读通鑑论》卷十二）。以此而言之，其习与性成，在老师和朋友的帮助下仍不能改变者，只好采取惩罚之办法，以尽人性之道。

历史上唯心理学家所称“先天之性”，论人成才者，是“天成之”，是天生之才能，是天然素质，是命运注定的。而船山以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成才者，不是“先天之性”，而是“后天之性”， 是受教育之结果。 不论“先天之性”，或“后天之性”，从发展角度来看，都在不断生长或“生成”。人性之形成，离不开生长。“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形受以为器，气受以为充，现受以为德……是以君子自强不息，日乾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于是有生以后，日生之性益善而无恶焉”（《尚书引义太甲二》）。船山认为人生下来，其感官机能、认识能力之所以能发展，在于人平时在“习”字上能否下功夫，也要通过受教育方式，运用其感官机能，才能达到“日用而日生”。人有受教育之生理基础，每个人生下来都具有“知觉运动之理”。但这种“知觉运动之理”，可说“可知可能之质”，必须采取合理的教育方法，才能开发其智力。人的才智在形成过程中，不可能不接受教育。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人的天生资质，往往是“不齐”的，而是千变万化，有的不喜欢读书，但善于其它行业，或有一技之长，后来成为商贾之能手，或善于政治权术，其前程辉煌，甚至有所胜出。俗话说：“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其言不谓不然者。因此，教师必须“审其才质刚柔之所自别”，而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进行教育。同时对学生还要“顺其性之所近，以深造之，各如其量而可”（《四书训义》卷十）。教师还要视其学生爱好、特长、接受能力，按不同层次进行教育，切不可采取盲目性，以适应其心态，达到各成其才，各得其所。其所以能成才者，必须要经过教师进行教育之过程，予以启发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按照人的生理心态和客观发展规律，才能开发人之智力，以“尽人之才”。船山说：“初生而受性之量，日生而受性之真”（《思问录内篇》）。谓人生下来，就具有各种器官和潜在机能，从智力和思维能力之发展，学习和教育能促使其无而有，使其有而“富有”。想要达到这些要求，教师必须遵循“生之理”，按其本身发展规律进行教育，才能使学生学习日新月异。

船山认为“后天之性”是学习与教育之结果。他说：“性为最初之生理，而善与不善皆后起之分涂也”（《四书训义》卷十八）。其人的知识与才能，道德观念和行为之形成，是由于人生下来其善与恶。正如船山所说：“夫性者何也，生之理也，知觉运动之理也……”。虽受坏的环境影响但经过教育的过程，使之改变成为好的习气。若教育不得力，还会染上“恶习”。他说“今天下犹是人也，有人之生，则具人之质，非尽无廉耻朴诚之心也。而教衰于上，学废于下，人丧其质，以趋于私利变诈之习”（《四书训义》卷三十五）。谓天下之民，其生下来就具有人之理性，就应该规范自己行为。如果不通过教育过程、或学习不当，其恶习是改变不了的，相反其恶习会愈演愈烈。可见王船山重视教育之功能，认为思想道德观念提高，是受教育和学习之结果，又能提高智商，增强其知识，达到“习成”和“性累移而异”，从不知而达到已知，从学业粗浅达到有用之才，在人的“成性”中，起着主要作用。他说“习尚渐渍而为之移”（《礼记章句》卷十九）。 进一步肯定环境与学习是形成人的“习性”之关键。因人的接受能力不一，教师在教育中要“因乎性之所近，实之以学……习之已熟，而成乎其性”（《四书训义》卷三十八）。 他在这里肯定人生下来都具有不同差异，要给予合理培养，发展其自然素质所潜在之能力。他又认为“先天之性”，其知识是得助于天，不通过受教育而学到知识是不可能的。其所以能学习者，学好者，只能是利用“自然之质”与“生之理”相结合，然后进行教育，才能达到学知之目的。他反对“生而知之”和“上智下愚不移”之观点。认为不学而知之人，在天地之间，是不可存在的。只有人与天“相受”而知，“日受日生”。其“生而知之”，是一种“相命之说”，亦“无心无目”，是历史上别有用心的理学家所说之谎言。“上智”是学习和教育之结果，与“下愚”是失教的恶果是互不相称的，是违背王船山论教育与人素质之关系。其所以让社会上产生“生而知之”和“上智下愚”的说法。一是古代贵族“世官”世袭制，而形成后世“龙生龙、凤生凤”血统论思想，错误认为“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非绝农人之子于天性之外也”（《读通鑑论》卷十）。其实“世官”和士大夫也“有顽、有愚”，而在农民与工人子弟中，亦“有贤”又“有秀”，这种社会性矛盾，是随着历史和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二是后世所谓的学者，有意“推崇圣人”，加以神化。而圣人并非“生知”和“上智”，而是善于学习，广积古人、众人知识于一身。其说圣人生知，不待学而知道，此乃“荒唐迂诞邪说”（《四书大全说》卷六）。可见王船山唯物主义思想，对历代理学家所谓“圣学”之说，以卓越之见解，指责其“圣学”乃欺世之论。                                                                 

王船山对“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作了明确分析，论证两者之含意及相互关系，教育对培养人才之作用，无工匠则不成器，人无教育，终不能成为有用之才。我们认为王船山论教育与人素质之关系，亦合符情理，又符合国家提倡素质教育之宗旨，对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无疑具有借鉴作用。其论述之精华，已近乎今天的科学时代，在我国教育史上，为诸多理学家所不及也。

四   教育与道德关系

从王船山教育思想看来，注重人的德育思想工作。认为人的道德素质，是人行为标志，是人能否成才之大事。他认为道德又分为 “天性”，“习性”两部分。“天性”是谓人之才能、智慧，其道德规范，不需要通过什么教育而形成的。而船山认为非也，相反认为：那些危害于国家、危害于人们之人，也不是天生之本性，而是未受教育之结果。其“习性”是人们对某种事物，某种工作已形成一种习惯和兴趣。但这种习惯和兴趣之好坏，是取于是否受教育所形成的。人之知识、才能，亦“非生知”，而是通过“后天之性”学知的。人的坏习惯、坏作风成性者，为人们所厌倦，为人们所不允许的，不是天生成的，“非性之本然”，而是未受到教育之故也。所以王船山论述德育过程中提出了几个问题，供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去学习，去探讨，而达到有效之目的，所必径之途。

一是论“致知”之所以然。他认为德育过程中的“知”，是促使人能接受道德知识而形成道德观念。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做到“知其不可为”和“知其可为”之目的，亦不会出现“有过不自知”之现象，达到“自主”和“自觉”道德行为。那必须了解“致知”之道理，然后通过教育之方式，而形成船山所说“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逮”之要求，可见其“致知”在德育过程中之重要性。还要进一步探讨“致知”的途径和内容，道德的“致知”，本身是一个由低至高之过程。他说：“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为辅之，其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恣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一）。 “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而亦各有所从，博取之象数，远征之古今，以求尽乎理。所谓格物也，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吝致焉”（《尚书引义》卷三）。受教育者在学习中能专心听老师讲课、多看、多读、多写的基础上，运用学与思的学习方法，但不能单取其二，更要紧密配合。其功能有所不同者。一是在于受教育者如何去运用，如果运用得好，其进步就越快，对古今之事则知之所以然。二是虚心学习，对问题认真思考，则知其得失所在，其知识才能达到愈深愈广之程度。受教育者认为知识是不学而知的就会丧失其志向，不会发奋学习，更不会去努力求其进取，则会染上坏习惯，想要挽救这些习性，自然是件难事。从王船山上述两段论述中，得知道德认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格物与致知，二是学与思。前者是谈受教育者的感性认识和知识的积累。后者是讲受教育者的理性认识。其知识之贯通，受教育者必须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道德认识后，才能形成择善去恶的道德理性。具备了这种道德理性之后，才有道德自觉性，在今后的实践生活中，即可辨别自己在道德行为中是否正确，达到道德理性认识之境界。

二是论“知”和“行”可分为两大段。他说：“知行之分，有从大段分界限者，则如讲术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是也，乃讲述之中，力其讲术之事，则亦有行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其意已在“致知”的论述中讲明，在“知”和“行”的问题上，王船山批判历代有些理学家，所说的“知”与“行”，是两个不同阶段的“知先行后”之说。其“知先行后”是离开人类生活实践。他强调“主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谨教有义，正道为渐摩之益”（《四书训义》卷三十二）。在德育过程中，必须建立在“躬行”的基础上，受教育者才能产生道德观念，形成道德品质。想要达到这个要求，也就离不开“躬行”这个原理。在知行二者之中，行是最重要的，因为“知”来源于行，故曰“知”的形成，必须依靠行才能达到目的。而“行”却不必依靠“知”，因其知的效果必须通过行方得以体现。所以“行”是德育过程中最根本环节，是形成道德品质之基础，也是道德品质之标志，从而形成人的道德观念。

三是论“知行相资为用”之关系：是德育过程中的行与知，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但他们二者之间，并非分开，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可见船山的教育思想精华之处。能深入揭示二者之关系，有力证明道德品质的形成，与人们的道德实践是不可分离的。他所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 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他认为“知”与“行”，在德育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它们各有自已的功能，各有自己之效果，也就导致“相资以互用”，“知”与“行”不可分割之关系。所以王船山说：“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读四书大全说》卷四）。他进一步论述了知之愈多，就应行之愈笃，行之愈力，则知之愈深，知和行之间是一个并进而有功的整体。他又继承历代儒学所认为的“学、问、思、辨、行”等五个环节，是用来教育学生形成思想过程的方法。而且进一步推出新的研究与发展，认为“行”是道德观的来源，是形成道德观念之基础，而且“行”是道德标志之体现。

船山说：“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书引义》卷三）。人的恶习之所以形成，是人在失教或教育不当的情况下造成的。想要挽救恶习者，必须通过教育过程，利用新的环境，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其改变“恶习”。船山认为：“教育是个大炉，冶与其洁，而不保其往者，无不可施”（《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学校亦等于冶炼的熔炉，将学生不良习惯、恶果等，通过学校和教师的教育逐渐改变，使之能自觉地去学习，达到去恶从善之目的。或因“失教”而不受教育，就会向坏处发展，与社会上之人干非法之事，将危害于社会，危害于人们。

船山说：“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欲挽回成性之者，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俟解》）。人一旦不受教育，就会任之所然去干坏事，其所言者，非人们之所言，其所做之事，非人们能做之事。时间已久，其所做的坏事则越多，越恶劣，越危害于社会。即使想要改变这些成性之人，将是一件难上加难之事，其结果恶习不能改变，还是枉费心机，不了了之。诚如船山说：“道德教育是形成青少年善恶之关键”，信不诬也。

船山说：“习且与性成”，“陷入于恶习，遂日远于性而后不可革”。谓人之习性，是一种道德行为，但受好的环境影响，则自然可形成好的习惯，受坏的环境影响，将会形成另一种“恶习”。一旦步入“恶习”者，而不采取有效措施，去加强教育，让其发展下去，其“恶习”是无法可以改变的。他说：“人如果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顽质”，只能使“天然之美”丧失，本可为君子者，也只能为“野人”“禽兽”了（《俟解》）。想要达到成才的目的，必须要刻苦耐劳，要有琢磨之功去学习。如果任其所欲，本来可以培养成才，其结果只能成为朽木或“禽兽”之类了。故曰：习与性成，善与恶都是环境和受教育之好坏所形成的。

船山说：“世教衰，风俗坏，才不逮者染于习尤易，遂日远于性而不可变”（《张子正蒙注》卷三）。如果社会缺乏教育，道德败坏之风渐盛，未受教育者则容易被侵袭，时间久了，那些危害于人们的成性者，就很难改恶从善。尤其是人在小时候，如不加强教育，更容易受其影响而形成一种“恶性”。所以想要挽救这些成性者，必须做到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尽人之材”，达到人才辈出之目的。所以船山说：“人皆可以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为善者习也，习之于人大矣”。人的本性就是应做好事，热爱劳动，以劳动创造世界，让社会前进，这是我国人们的传统德。但为什么还有人从事非法、非道德行为呢？是由于其人未受教育，或教育不当而养成不良习气，其习气愈劣，则危害愈大。

王船山提出的德育思想，在我国德育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从理论上来讲，倡导“知行相资互用”的德育观点。从实践工作上来讲，突出道德与实践相结合，在德育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又将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生活实践、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一种注重实践，经世致用的新学术思想。他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具有极重要的借鉴作用。

五  教育是启发学生自觉性的过程

船山说：“善教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四书训义》卷五）。其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好学生，培育好学生。他要求教师与学生双方要像磁铁一样，相互求应，相互配合。作为一位善教者，必须要有一批善于刻苦学习的学生，其质量才能提高。其所以能提高质量，还要区别教师与学生之任务，相互存在之关系。教师应为学生指明学习方向、方法，将教材讲深讲透。但学好知识还是靠学生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去拼搏。船山说：“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强往教之，虽教无益”《礼记章句，曲礼》。可见学生学好知识，是靠学生本身想学，不懂就问，一心扑在书本上。经教师加以教育，启发，其功效就会日新月异。相反，学生不肯去学习，一心一意想去玩耍，一心一意沉迷于网吧、电游，教师去强加教育也是枉然。如果认为其知识是靠模仿、死读，或遇到相应的问题，不能“举手异用”和达到“成其变化”，则等于空学。教师在任教期间，要充分发挥学生自身存在之潜力，智慧，加以引导，使学生牢固掌握知识，消化知识，运用知识，成为自己之才能。船山说：“学之理”即“教之道”，谓学生在受教育之前，要明白学习目的，为什么要学习，学习有哪些好处，教师又加强教育，其效果就要好些。

船山反对“离物求觉”，主张“依物求觉”的观点。因为离开“依物求觉”的概念，其结果就会“坠其志，息其意”，没有信心、恒心去学好知识。如果能遵循“依物求觉”之道理，就会在学习过程中下功夫，求得真才实学，不会凭空想入非非，其理想就能如愿以偿。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在教育学生中，要有“立志”和“正志”的决心。因为学生有了决心就会向目标奋斗，就会向“立志”的方向去争取，其进步才能日增，聪明才能日盛。有了“正志”，不但可以启发学生的积极性，自觉性，还具有批判和选择才能，在今后工作中就不会迷失方向，就能始终如一，孜孜不倦去学习，更不会导入“玩物丧志”之境，不会被某些古人巧言华语所牵引，被唯心主义所侵袭。由此可见，人之志向与人之正志好与坏，是关系到人命运和能否成才之大事。或因教之不当，学生则不会立志，诚如古人之言：“学非志不成”，“志定而学乃益”。学生没有一位好的教师来教育，不善于启发，不善于诱导，对未立志之学生，又不采取有力教育手段，让其发展下去，不可能成为有用之才。

船山说：“人之所为，万变不齐，而志则必一，从无一人两志者”（《俟解》）。“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 读通鑑论卷十七。 就是说人生于社会上，犹如大海一舟，其思想是千变万化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志向，如果有两个志向，就会无所成就。因为有了两个志向，其人之能力、精力、财力有限，其结果无所得。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育学生立志的问题上只能是一个。船山认为“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张子正蒙注，中正篇》）。教师在教育学生根据学生之爱好、特长，加以启发、鼓励，使其感到兴趣，而逐渐达到进步之目的。对厌学又常犯错误之学生，通过这些方法来改变其恶习，激发他们学习兴趣。

船山认为：“善教者，示以至善以承正其志”（《张子正蒙注》卷六）。一个善于教书育人之教师，应善于规范自己行为，而学生则自然以教师行为作示范来改变以前不良作风，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所以说“正其志”，是德育工作重中之重，也是启发学生自觉性之关键，是人本质之体现，是人禽之别之标志。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则人何以异于禽兽哉”（《思问录》外篇）。人与禽兽之所以不同者，人有其志向、有道德规范，而且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质，通过教育过程就不会任从所欲。如果人不能明白这些道理，亦与禽兽又何所异也。他强调受教育者还要在德育过程中，必须了解“立志”和“正志”之含义，去追求“至善”之决心，终能达到道德完善之境界。他说：“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为本”（《张子正蒙注》卷四）。他要求教师不但要教育学生“立志”和 “正志”，而且本身也要“立志”和“正志”。因为教师有了“立志”和“正志”，在教学中就会以身作则，对于教育学生将起到示范作用，有利于教育学生“立志”和“正志”，故谓教师“立志”和“正志”，是教育学生一项非常重要之举措。

王船山还要求我们教师应该掌握“蒙以养正”的教学方法。即加强对学生思想上的正确引导和正面教育之外，还要采取批评和惩罚为辅的教育方法，使学生能自觉地、有效地转化。对学生采取“惩罚”和“强制”手段是外因，促使学生能主动、自觉去学习，改恶从善才是内因。只有通过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才能有效使学生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由不自觉转化为自觉。当今社会上有些家长，却认为惩罚与强制不符合现行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从而与学校、教师产生矛盾。我们认为家长爱护子女是人之常情，也可以理解，但对待这个问题，家长要观其教师心态及出发点，按常理教师与家长同样是关心学生学习，关心学生成长的。如果出于私心，体罚学生，摧残学生是不允许的。所以船山说“教之功”，是谓学生善与恶之形成，知识之深与浅，是靠教师经过教育和采取有效措施，才能使受教育者能从内心改过自新。

今天的社会，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家长疼爱子女心切，情愿自己少吃少穿而任其所欲。我们从王船山教育思想论述中，认为这不是爱护子女的正确方法，而应按王船山提出的办法加以教育，还要紧密配合学校，多与老师联系，多了解自己子女的情况，教育子女要正确树立人生价值观，明确读书的目的。学生一旦在小时候养成了恶性，到长大成人时就难以改变。关心子女要着眼长远，如果一味溺爱就会害了子女，甚至落入法网，那时搥胸顿足，嚎啕大哭已晚。所以王船山认为教育是启发学生自觉学好知识，改恶从善之过程，是必不可缺之途径。对改变人之恶习，具有极其重要作用。

六  学思结合，以思为主的学习方法

船山说：“思之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学焉而愈得也，而有非思与学之所能得者”宋论十二。谓学者在学习之时，只运用以思的学习方法而取得进步是不可能的，或以学而忽视以思的学习方法而求得进步也是不可能的，想要达到进步之目的，非要运用以思与学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才能得以实现。而船山提出“学思相资”之论，为我们今天学者指明了学习之方法、方向，其观点之明确，意义之深远，为我们今天学者不得由然起敬。他说：“凡天下之民，谁不有可知可能之理”（《四书训义》卷二）。是天下之民，没有什么理由不受教育、不学知识，也没有什么理由学不好知识。因为人生下来就具有理性之感觉。他反对“上智下愚”，人之知识与才能是“生而知之”。而他认为是“学而知之”。人之知识不是一成不变，只要人能认真去学习、去思考，其知识定能日增。他又从“学知”的观点上，提出了“有物始有知”，“学之始事，必于格物”，“庶物之理，非学不知”的论述：认为其知识实体即是事物，事物中之“理”，就是事物之知识。“理因物而有，无物则无理，故穷理必即物而穷之”《礼记章句 大学篇》。而不是唯心主义所谈空虚玄妙之东西。他在知识观点上，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对历代神学、玄学、理学等唯心主义知识论，进行了有力批判。认为其知识实体是事物，知识是客观存在之反映，当然只存在已知和未知问题，而不存在不可知之因素。

王船山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已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四书训义》卷六）。他认为受教育者，在学习之时必须认真，还要认真思考，不能以自己略知一、二，就骄傲自大，放松学习之决心。应从学习中来扩大自己知识面，在思想上不要按古人陈旧之思路去想，要发挥自己智慧和能力去独立思考，得出自己之认知。否则就会“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思问录》外篇）。受教育者只读课本之书，不追求新的知识，其知识是有限的，故谓学与思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辅相成。不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则有碍于独立思考的发展。不去独立思考，则不能深入理解其内容。所以船山说：“学愈博则思愈远，思困则学必勤”。真正掌握了知识，在学习中就会独立思考，学与思并用，其成绩就会更好。相反其知识之浅，那就要更加发奋学习和独立思考，运用学与思之方法，其成绩才能有新的突破，日积月累，其知识定能增加。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又必须结合起来，才有助于学习，达到“致知”之目的。全面深入增加自己之知识，其“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一个人潜在的能力，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是“日用而日生”，越用越聪明，越用越发达。诚如船山说： “目必竭而后明”，“耳必竭而后聪”，“心必竭而后睿”，亦显示王船山的教育思想之精华。

船山说：“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恣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受教育者，想要学好知识，必须从内心运用学与思，以思为主的学习方法。但二者具有不同功能，有其统一性，又有其区别之点，在不同情况下，又有主次之分。想要达到这种功能，受教育者应主动自觉想学，进一步运用以思为主的学习技巧，在教师指导下，促进其知识有所进步，有所提高，更能破解其迷之所以然。所以学好知识，关键在于“学与思”是否下了功夫。其耳、目、心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如果不运用其耳、其目、而单靠其心去学习，也不能提高人之知识。可见王船山论“学思相资”，以思为主的关系，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开拓思想之所以然也。

七    先知其心与量材而授的教学方针

船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首先要具备“深知其心”和“因材授教”的教学方法（《礼记章句》卷十八）。 进一步了解学生内心世界和资质不尽相同，有钝、有敏。其知识有多有少，有深、有浅，道德不同，志向不一。然后根据学生资质钝与敏，再从实际出发，以“各如其量”进行教学，做到人无不可教，教无不可施。怎样才能做到“各如其量”的教学方法呢？他要求教师在学生所知前提下，进行不同层次教育。但不能以此为限，还应该发挥学生自身存在的潜力，在已知已能基础上，把学生推向未知未能阶段。当学生未能知未能行，也必须“引之以知”，“勉之以行”。其“因材而授”，决不是迁就学生水平，而是在学生原有的水平上有所进步，有所突破，从不知到已知，从知少到知多。教师在授课之余，对成绩低劣的学生，还要加强个别辅导，增强其学习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成绩。

王船山说：“吾之与学者相接也，教无不可施，吾则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尝无有以诲之也”（《四书训义》卷十一）。王船山在教学中总结经验，认为自己与学生已达到亲近境界，学生没有什么不可受教育的。当知道学生存在问题，那就以针对性进行教育、辅导。对学生确实不知道的，不能盲目性进行教育，而是要做好细致引导工作。船山又认为教师在运用“因材而授”过程中，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了解学生内心世界观，才能“洞知其所自蔽，因其蔽而通之”。在知道学生学习不甚清楚的地方，道德存在不规范之处，就可以对症下药办法来教育学生，使学生能得到改正机会，其效果就要好些、快些。已知学生存在问题和知识之深浅，那我们教师又要做大量的“因量善诱”工作，工作做得好与坏，那就看我们教师责任感和方法了。其责任感之强弱与方法对否，关系到学生学习进步快与慢，成才与不能成才，善与恶等方面。所以我们当教师在这方面要十分重视，并认为是教好学生不可缺少之方法。教师在“因量善诱”前提下，还要掌握教学技巧，因为学生素质有不同之分，那就要根据其素质不同，分层次进行教育，以不同方法，吸引学生听讲，增加其学习兴趣。

船山认为：在教学中还要掌握“教之术”。而“教之术”亦分“因机设教”，“因材启发”两个部分。“因机设教”，是教师在传授知识谓“教之机”，即教师应根据学生知识之深浅，接受能力之快与慢而传授其知识。学生在接受知识中亦称“受之时”，而教师不能视其性之固然，必须善于了解学生存在问题予以启发。此二者相应而不离，相因而共存。其“因材施教”，亦谓“教之序”。在教学中，其一要有序而不息，不但自己知识要丰富，而且在教学中顺序不能听之任之，应按顺序传授知识。其二是组织和安排，教师教学应按先与后，难与易之顺序进行。其三是教学内容逻辑性顺序，教师在教学中所讲知识，不但要合符事实，而且不能讲空洞无根无叶之学，然后根据其轻重而授之，这才能使学生易懂，易接受，知其精义之所存。船山认为：学生真的掌握了知识，形成求理观念，亦会主动探索和领会学习之过程。相反学生因知识浅薄，教师所讲知识又听不进去，乏味，在课堂上就会讲小话、搞小动作，其教师传授知识是没有效果的，而学生一无所获。他又认为：当学生对某个问题正在思考之中有所了解，而未明确解答，或不能用准确语言表达出来之时，教师才予以开导，否则无其效果。所以教师在启发学生之中应注意时机，一是学生不能对答之处要予以启发，二是学生有“若知若不知之机”，要予以开导，三是学生“不愤”，虽予启发，也不能使学生明白，更不能知其所以然。所以教师在教育学生时，要在自觉基础上进行教育，不然是言多益少，或多言无益。而学校的领导也要开导教师，督促教师掌握这些方面技巧去教育学生，其效果就要好些，学生进步也就快些了。亦说明王船山论教学当采取“深知其心”和“因材授教”的教学方针，为我们今天执教者，为提高教学质量指明了方向、方法，所必经之途。

  八    教学恒心与已之明之重要性

船山提出教师在教学中，当采用“恒教事”和“知自明”之办法，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有决心、信心把教学工作搞好。当遇到学生一贯追求玩耍，而荒芜学业。虽进行多次批评与教育，仍不知悔改，或受外界影响等，就丧失其志，不愿从事教师职业，都是不对的。应该运用船山教育思想，认识到教书育人的深远意义。所以船山说：“经纶草昧太虚”《姜斋文集卷一》。亦谓一位园丁，想要把花养好，要根据气候的变化进行不同程度浇水、除草、施肥，其花自然长得茂盛。如果遇到高温天气而不去加强管理，其花则自然枯死。“不贷于云雷丽泽”（同上），是农夫在耕作田、土之中，做到精耕细作，定能得到好的收成。相反，只依靠其自然条件让其生长，虽不受干旱，也得不到好的收成。“讲习君子，必恒其教事”（同上），是对教师而言，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像园丁培养花卉、农夫耕作田、土一样，而孜孜不倦于教学工作。在这基础上，还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达到“教人明”之目的，需要具备“悉知之”、“决信之”、“率行之”。其“悉知之”（《四书训义》卷三十八）。是教师在传授知识之前，要熟悉教材内容。“决信之”是指教师有决心，有信心把学生教好。“率行之”就是指教师以自己行动作为表率，使学生能从教师行动中感化自己，来改变自己不良习气。在教学中能达到这种要求，教师必须理解“既知且行”的重要性。所传授知识，学生不但知道，而且能适用于实践，这才算是学生明白了。想要让学生明白，首先是我们教师要自明。如果自己处于似知而不知，或不熟悉，贸然到讲堂传授知识，学生岂能知其所以然。教师将教材内容熟悉透了，其文章结构、中心思想、重点、难点、生字、难词等内容都刻印在脑海里，讲课时则不会吞吞吐吐，而有条有理传授给学生听，那学生自然能听明白，其学生成绩则自然有所提高。故船山认为“欲明人者先自明”（《四书训义》卷三十八），此理非所庸议。

船山批判当时的教师，“大义不知其纲，微言不知其隐”。指封建社会教师，在传授知识中，让学生死读、硬记，不讲解其课文内容。对其微言，不能辨别其真伪，如此学生岂能领会其知识之所以然。即使能强记下来，也不能消化，不能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反而会使学生“学而愈惑”。所以船山要求教师“必先穷理格物以致其知”，“博学详说”。传授知识之前，必须掌握全教材之过程，达到“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才能融会贯通其教材之一切。不仅达到“知自明”，还要考虑到学生知识深浅程度进行教育，能知道多少，就算多少，才算是合符“因材授教”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必然之势也。

他要求教师虽不要事事都知道，但在教学中切不可虚伪，必须具有真才实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不可蒙混过关，误人子弟。在教学和教育学生中要“持之有故”，不可华而不实，也不可守旧不放，无开拓思想，不然的话，亦不可为师者。认为那些无真才实学，又不努力学习的所谓“艺苑教师”者，他们所谈的都是自欺欺人，自缚缚人，非求自明者。在熟悉教材知识之外，还要以课外知识来教育学生，使之能扩大其知识面。同时又要牢记船山所说的“解析万物之理”之教导，在学习中要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神去学习，去分析种种事物发展规律。还要学习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加以发展，对不符合当今旧思想予以排除。从而增加其知识，又能提高分析能力，促使其成为全面发展之人才。

以上之论，为我们执教者在教学中，应牢记王船山提出的“恒教事”和“知自明”之教导，是加强自身文化素质，促进学生更进一步明白，必不可缺少之途径。

九     教育与培养人才要适应于当务

船山处于明王朝覆亡之际，对培养人才视为是救国安民之大事。认为秦之所以速亡，不是 “乏才”，而是因为秦始皇“无以养之也”。秦之兴，注重吸引和重用人才。统一全国后，颁布适应于民之政策，废诸侯变郡县，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于是民得到生息之机会。后来秦始皇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和外来侵略，确保天下万万年，一方面兴修万里长城，二方面焚书炕儒。因此，当时的知识份子诚惶诚恐，因此文化教育大受挫折，商鞅一旦归西去而秦无人继任。致使李斯以督责之术导谀劝淫，赵高以小人之技而弄权于天下，如是陈胜、吴广则乘机起义，豪强相互混战，秦之天下尽十四年而告终，乃必然之势也。

船山说“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读通鉴论》卷十408页）谓先主君臣很重视发展农业、军事，适用于民之政策，但疏于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之举。一到诸葛公临终前夕，李福受命问丞相百年后，谁可继任大事者，公以蒋公琰，费文伟相对。李福再次问公而不答者，何也，认为以后非有其人。其原因一是蜀主刘禅非帝王之才，又安享其乐，逆耳、忠言亦不能辨。二是诸葛公六出祁山，决意伐魏，以攻为守，为确保蜀汉天下之计，而忽视发展文化教育和培养人才。当公与蒋公琰、费文伟归西去，蜀汉亦无人继任，致使邓艾引兵入侵阴平而不知，姜维虽能继丞相之志，终以腹背受敌寡不敌众而蜀亡，可为后世之主所借鉴。

船山又认为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之事，而是需要长期发展文化教育，所以船山说“国家以学校为取舍人才之径”，读通鑑论卷十七。通过学校教育，才能培养真正的有用之才。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者推崇唯心主义理学，认为成才者是天生成，亦代代相传下来，人们信以为真。而唯物主义思想，确认为成才者，是通过受教育过程之结果，却被统治者年复一年所抑制，故人们知之者甚少，致使当时所开办的教育机构，而培养出来之人，因受其影响，难能适应于国家与社会之需要。他主张在实施教育中，还要注意 “教行化美”和“造土成材”（《宋论》）。又批判“无益于世”之才者，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却无“扶危济难”之策，更不会挺身而出为国家效力。虽读书万卷，其目的是想当官发财，终日只能揣摩其文，不务实际，鼠目寸光，对于国家和民族危亡则置之度外。更不能“启其愚”，反而“益其愚”，谈不上“适时合用”。如果不遵照“教行化美”和“造土成材”的教育宗旨去教育学生。一是学生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也不能开拓学生的智慧能力。二是学生会沉浸于愚迷之中，所学知识等于空学，何尝服务于社会、效力于国家。即使愿效力于国家，而内心又无真才实学，又焉能如愿以偿。故谓“教行化美”和“造土成材”，是培养人才不可少之途径。

船山说：“学者之所以学，教者之所以教，皆有其当务焉”。（《四书训义》卷五）在他看来，学生在学习之时，教师在教学之中，都要怀着适应于当世所用。但不能以当时所流尚的客话、套话、风流话，无骨之学来教育学生，否则将贻误学生前途。而学生不能把读书当成是一项任务来消遣时光，而是将所学知识能够学好，更能将所学知识适应于社会。还要注意人义道德之学，因为道德品质正确与否，关系到人能否成才，能否为国效力。船山提出教者要以“因时立义”，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根据时代需要来教育学生，还要认为是自已之义务，是自己之职责。船山提出的学者要以“读古人之书，以揣当世之务”（《读通鉴论》卷十），是要求学生在读古人之书中，要“察其书中之精义”，又要结合当时的“时会”，并从书中找出能适应于今世所用之知识，这才能产生效果，也才能是读书之目的。但又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还要立下“生平志”。亦谓教师在教学中，不能虚而不实，要有一个奋斗目标，将有助于教学工作，将有助于学生学好知识。

船山的“生平志”，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已任。所以他在南岳与管嗣裘进行反清斗争，失败后，到明桂王处任行人司，对奸臣王化澄进行检举揭发，力图明桂王能成就中兴之业，后遭其迫害，幸亏得到农民起义军首领高一功营救才回归衡阳。后来他日睹明王朝天下不可复兴，而隐居衡阳西乡湘西草堂。一生著书四十余年，其目的是疾呼人民反清复明和寻找复明“贞士”。又批判那些贪生怕死，只求终生荣华富贵之徒，不顾国家存亡者，“以哀呜望瓦全，弗救于亡而徒为万世羞”也（《宋论》卷十五）。船山说：“行不足以尽之理，而教必著于行”（《礼记章句》卷二十四）。教师所教知识，虽不能尽付之于实用，但必须要求学生去做，其目的是让学生知识更进一步得到巩固。其“教者期于行”，所学知识，不是单独为今天之用，就是为以后所用。学与用相结合，其知识达到有用之处，这才是教学之目的。正如船山所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张子正蒙注》卷五）。以上之论，亦说明王船山对培养人才与文化教育都要适用于当务之用，并提供了精辟之见解。

船山疾呼受教育者，要“学以致用”和适应于“今日之才”。如现在的中考与高考，其命题显得千头万绪。如果忽视船山适用于“今日之才”之教导，让学生***读、强记课本之知识，不能灵活利用其知识，又不能分析试题之所以然，那就很难适应于中考与高考。这就为我们今天受教育者，指明了学习方向、方法，诚谓弥足珍贵之言。

     十   结  论

我通过学习王船山教育思想，认为船山先生在三百多年前，科学极不发达封建社会里，对文化教育能否发展就有如此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好些观点，诸如文化教育是在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安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而随着发展的。通过教育过程和长期培养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兴亡之大事。提倡“后天性”，反对“先天性”。要求教师加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采取“因材而授”，利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立志”和“正志”等办法来教育学生。还要求教师要持之以恒，求得真才实学，达到“欲明人者先自明”。船山以卓越见解，反对“离物求觉”，而提出“依物求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已近乎于我们今天的科学时代。其教育思想是批判和继承发展中国古代关于教育之理论，在中国历史和教育史上为所罕见的。故谓其见解深刻而丰富，有许许多多光辉之议论，发前人所未发，包含着若干正确因素和倾向，对于我们今天教育思想，无疑具有借鉴作用，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我们要牢记船山先生之教导，忠于教育事业，对待学生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去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材，才是我们教师应尽责任和义务。而受教育者，也要以船山先生的教育思想为座右铭，沿着他指引之方向、方法，去好好学习，成为有用之才，为国家效力。让船山教育思想永放光芒。

 衡阳船山学校     莫尔雅  莫崇船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