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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莫名运松，字尔雅，号田夫，一九四一年生于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百福村树德堂。据家谱记载，远祖世居河南省开封府，其后友泽公第六子明诚公，于明初任衡阳指挥籍，始迁衡阳。明清之际，十一代祖世祚公又移居衡阳西乡油溪，与王夫之晚年在别峰庵著书之地仅咫尺之分。先人亦书香弟子，因羡慕王夫之品德、学问、以师而事之，又以家富裕，常接济子。王夫之为了答谢我先人，防止子孙被诛，清稿被焚，遂将史论稿授于我先人。而我先人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至今。
先父犹人公，皇祖考纯吾公长子也，深知船山史论清稿之价值，当纯吾公逝世后，先父遂代为保存。先父十七岁即在县内各地设帐授徒，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一九五一年土改时，家庭成份定为中农，但先父以从事教书生涯而划为游民。一九五七年冬，檀山乡党委书记曾某来我家，向先父借屋作为高级社办公室。先父以我兄弟多、又年少不懂事，万一讲错话怕遭牵连，故未同意。第二天晚上，曾某在斗争大会上，诬蔑先父曾任国民党区党部干事，宣布划为历史反革命。从此以后，每一政治运动，先父与慈母即为活靶子，长期枉遭管制，家产常遭抄没，屈打成招。我小时候，仅读书五载，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坏分子子弟不能升学之故，只好辍学在家务农。呜呼，我与先父之命何如之苦也，悲何极哉。
一九五五年，家兄尔康时任面湖乡扫盲大队长、百福社团支部书记，但有一小撮之徒常蓄意陷害。他目睹这样发展下去，将会遭到不测之祸。为了摆脱这不测之祸，决心自谋出路。后经人介绍，并受先父之重托，将家藏《船山史论》清稿，于一九五七年夏，随工作携带到江西省安远县公路局保存。一九五八年，他又随工作携带到江西省吉安市汽修厂。一九六0年秋，又随工作携带回湖南株洲市农机厂。他目睹清扫“封资修黑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怕清稿被抄、被焚，有负先父之重托，更怕自己遭受批斗而下放回家。遂于一九六三年春节期间，又将清稿携带回家。如是，先父惊震而言曰：“老夫大限已到，个人巳矣，藏书事大。”遂叫尔臻、尔荣、尔端三位小弟站在屋外，以防外人窃听，然后将我叫到他身边曰：“五代叔祖曾私自以白银1800两，将船山史论清稿出售于本县九里渡冯家。我祖宏宇公获悉后，千方百计，又以白银2000银两赎回，其人愿将史论清稿与银两退回，仅要求该书出版时载上其先人之名，而我先祖也未予同意。抗战爆发后，衡阳沦陷，吾将一切家资置之度外，独携《船山史论》清稿流从而避之。”先父还紧紧握住我的手，谆谆告诫曰：“昔日先主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孔明，曾对其子鲁王兄弟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老夫已不能为尔等兄弟效力，望尔等兄弟自爱之，自勉之。吾家十多代书香门弟自此尽矣，你要发奋学习，要克绍箕裘。吾祖可京公乃王夫之门生，那箱子里的书是王夫之遗稿，为吾氏传家宝，你若能避难入赘于他乡妥善保存，老夫于九泉之下将庇佑你，别无所遗言，死而瞑目矣”。如是，我与先父含泪相视，也就成了《船山史论》清稿的保护者。此后，我不敢怠慢，念念不忘先父之教诲，欲效唐莊宗完三矢之故事，以完成先父之夙愿。
一九六三年冬，我遵先父之嘱，思旧居之不安，觅新居以棲身之意，入赘于本县方工乡清泉村石牛口艾家堂仇公纯全之家，改姓仇名琳，将家藏船山史论清稿，于三更半夜，用箩筐装好，外盖什物，从老家担到艾家堂。途中对面来人，则将箩筐担到另一条路上，待来人过去，再担起箩筐往前走。途经水头坑，渺无人烟，两边高山耸立，中间一条小路，一条小溪，亦无所畏惧。担到仇家后，虽累得满头大汗，衣裤都湿透了，但心里却充满喜悦。数月后，因仇家登不上户口，无处安身，又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份，将清稿担回老家。不久西渡公社书记唐某前来我家，将储柜、木箱等搜索一番，又将先父抓来的中药散之于地，还说：“你还吃什么药”。然后到楼上发现一口大木箱，遂叫我母曰：“你这老贱妇，快把这箱子打开。”我母惊震而言曰：“干部老爷，这箱子不是我的，是我第三个媳妇的，她今早已回娘家去了，我无法打开她的箱子，望干部老爷高抬贵手。”而这口木箱内装的正是船山史论稿等，其所以未被掠去，斯抑王夫之或我先人英灵不昧乎。船山史论稿能幸存至今者，还多亏我母当时巧以言词搪塞，亦不愧为贤母矣。记得这一天，我在田里担土汗，因脚生踏掌，每被油菜杆一撞，痛如刀割。中午回家，听我母相告其事，遂惊震不已，于是夜三更又将其清稿担到仇家。是年夏人口普查，方在仇家登上户口，史论清稿终于有了保存之处。
十年浩劫初期，所谓“破四旧，立四新”，以排山倒海之势震撼城乡。我为了保存《船山史论》清稿，又采取丢卒保车之法，将一般书籍当众在禾坪上焚毁，以掩人耳目。数日后村干部打锣敲鼓，红旗招展，逐家逐户进行搜查，发现古籍、古董、神像，古老傢具，即所谓封资修黑货就当场砸烂。如是，我与内子仇金娥惊震不已，计议将史论稿，用木箱装之。当搜查队来到艾家堂前，我趁各家各户都在观看热闹之际，将木箱带到屋后一水沟，其水沟深二米有余，外面长满了荆刺杂草，不易发现。并由内子仇金娥坐在离沟数十余米之外的高地上监视。待他们搜查过后，再拿回来。这样藏来藏去也不是好办法，遂与内子仇金娥用梭标凿穴，将清稿埋在屋角一储柜之下，用石板盖上，然后用柴灰与泥土填平，以防被人发现。数月后，恐其受潮受损，又转移到仇君家藏了十余年，继而化整为零，分别转移到刘君、杜君、莫君等家，请其代为珍藏。在那风云变化异常的岁月里，他们亦怕遭牵连，曾多次提及此事，而我常以善言慰之，还讲明所藏之书是历史书籍，不是反动书籍，故代为藏书之君亦以此为然，未提出异议。这期间，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清稿被抄，被焚，有负先父之重托；担心自己和家人被批斗，更担心自己被牢禁。故夜晚经常作恶梦，或梦干部前来搜索，将《船山史论》清稿等全部烧毁；或梦清稿正在转移途中，被干部和造反派掠去而焚毁；或突遭政法机关而逮捕，吓得大汗淋漓。如是者，年复一年，曾不知几何哉。
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乌云消散，家藏之清稿本才重见天日，以俾国家再版。
衡阳王船山之后学者 莫尔雅 莫崇船
2007年7月
编者按：莫尔雅，衡阳船山学校董事长；莫崇船，衡阳船山学校校长。《珍藏王船山史论清稿本序》，在湖南文化报举办《爱我中华》征文活动中荣获三等奖，该报以《为伊销得人憔悴》於1990年1月16日第三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