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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是伟大哲学家、思想家王船山的故乡，他与西方德国古典哲学家黒格尔齐名，是中西文化星空上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衡阳因他而更添魅力，[1]（[1]高福生《衡阳，因“船山”更添魅力》，《衡阳日报》，2009年11月27日。）他的学问和思想把湖湘学派推向学术的顶峰，对曾国藩、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船山精神曾经教育和激励一代又一代“民族英雄”为振兴中华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船山精神的基本内涵
船山精神有哪些？简单地说有：“即亊穷理”的求实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造化日新”的创新精神，“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
1、“即亊穷理”的求实精神。
从胡宏、张栻等人创立的“湖湘学派”起，就具有不尚空谈，讲求实用的“经世致用”的鲜明特点。衡阳王船山，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创立起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亊穷理”的实学思想更加盛行于湖南大地乃至全中国。“即亊穷理”的求实精神是王船山哲学思想的精髓。他认为，“有即亊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意思是说，只有从客观亊物本身的探索研究中，才能发现其内在规律和法则，而不能先创立一个主观法则去限制、框定客观亊物的发展。用中国古代的话来说，就是“实亊求是”。“即亊穷理”的思想贯穿于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是船山全部思想的理论基础。王船山关于“理在气中”、“道在器中”、“名必从实”等观点都是对“即亊穷理”的展开和说明。
2、“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王船山在坚持“即亊穷理”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同时，承认并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继承并弘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自强不息”是船山精神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王船山一生，“自强不息”，努力钻研，终于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反抗滿族的民族战争失败之后，长期隐居荒山--湘西草堂，著书立说。他“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茶，声影不出林莽”； 含辛茹苦，埋头著书四十年。确实做到了“历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听颠倒而可与立矣”。[2]（[2]《思问录、俟解》，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0页。）王船山不畏艰辛，不懈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苦苦耕耘，终于创立了一个以唯物主义为基石，以辩证法为灵魂，以自强不息为重要特征，以民族至上为核心内容的空前愽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3、“造化日新”的创新精神。
王船山不仅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而且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了“造化日新”的创新哲学。在他看来，自然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构成。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构成万物的矛盾运动。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的行与知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气化日新”是万物的本质属性。王船山指出：“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他还把“气化日新”的自然观运用于人类历史，形成了“造化日新”的历史进化论。王船山强调，人类意识和社会制度必须不断地“超时以更替”，才能“日新而不困”；从而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4、“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
高昂爱国精神，崇尚民族大义，忧囯忧民，反抗外来侵略，是船山思想的核心内容。王船山的全部著作，归结到一点，就是研究历代国家兴衰成败之道，追求救国救民、复兴中华的伟大目标。在青年时代，王船山就毅然参加了反抗滿族统治的斗争。失败后，就隐居草堂，著书立说，倡导“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为了坚定人们对民族复兴的信念，王船山继承并改造了孔孟的“仁义”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独特的“三义”说。他指出：“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王船山把君主一姓之兴亡，降到“一人之正义”的地位，把“生民之生死”，看作高于君主一姓之私利的“一时之大义”；而把整个民族的兴亡，看作为高于一切的“古今之通义”。同时，王船山还从反面提出了“三罪”说。即“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3]。（[3]《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他把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视为永不可赦的“万世之罪人”。可见，王船山把民族大义作为衡量是非功罪的最高标准。这种“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不仅是船山精神的核心，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总之，船山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其中“即亊穷理”的求实精神是其理论基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其重要特征，“造化日新”的创新精神是其灵魂，“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是其核心。四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二、船山精神的重大影响
船山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它那永不消失的光芒，照亮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航道。在船山精神的启迪、教育和鼓舞下，曾经产生了象魏源、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等一代又一代伟大的历史人物。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都留下了船山精神重大影响的历史的痕迹。
1、王船山“即亊穷理”的求实精神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即亊穷理”即“实亊求是”的精神，对中国近代特别是湖南的“求实”思潮的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著名思想家贺长龄、贺熙龄、魏源、左宗棠等都十分推崇王船山“言必征实，义必切理”的实学思想。比如，魏源曾经猛烈地抨击盛行于当时的“宋学”、“汉学”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4]。（[4]《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9页。）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提出了“以实亊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亊”的主张，进一步推动了王船山求实精神的发展。又如，左宗棠大力提倡“实亊求是”的求实精神。他在兴办洋务的实践中，明确提出了“求实效”、“实亊求是”的原则。他在逝世前，还留下了“上下一心，实亊求是”的遗嘱[5]。（[5]《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其次，王船山“即亊穷理”即“实亊求是”的精神，强烈地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亊业的进程；其中，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影响尤为深刻。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船山精神的教育与启迪。他的老师杨昌济极力用船山“即亊穷理”、“格物致知”的精神来教育他们。在船山求实精神旳熏陶下，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实亊求是”的学风，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相结合，对王船山“即亊穷理”的求实精神发扬光大。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实亊求是”的精神。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对“实亊求是”这一中国古老命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把“实事求是”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90年的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雄辩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亊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亊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继承并弘扬了王船山的“即亊穷理”的求实精神，恢复并持持了“解放思想，实亊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而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亊业的新胜利。
2、王船山“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对中国近现代不少有识之士和革命领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在王船山“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影响下，一生研求中国自强之策，思考民族复兴之方。年近古稀，仍远征新疆，誓与沙俄侵略者血战到底。变法斗士谭嗣同极力鼓吹迎难而上、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他强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进愈阻，永无止息。然而反观之，向使不进，乃并此阻而不可得。是阻者进之险，弊者治之效也。”[6]（[6]《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70页。）他认为，社会就是在不断克服各种阻力和弊端中永远前进的。因此，作为社会中的毎一个人，也就必须永远奋斗向上，自强不息。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王船山“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启迪与影响。他认为：“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7]（[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5页。）要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必须继承并弘扬王船山倡导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王船山说：“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8][8]（《思问录、俟解》，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6-17页。）毛泽东把王船山的话作为座右铭，研读历史，关注现状，展望未来；勤于阅读，勤于调研，勤于思考，为后来指导中国革命，从事艰苦卓绝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人民继承并发扬王船山倡导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作风，越过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异常强大的敌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亊业的伟大胜利。
3、王船山“造化日新”的创新精神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创新民族精神的灵魂。王船山“造化日新”的创新精神激励了中国近现代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魏源继承船山的创新精神，提出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9]（[9]《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的新思想，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新口号。谭嗣同更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王船山“造化日新”的思想，提出：“昨日之新，至今日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的观点。因此，必须抓紧时机，不断创新，才能促进中国的改革与进步。杨昌济吸收了王船山、谭嗣同的“造化日新”的思想，积极主张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表现了“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地吸收王船山关于“造化日新”的思想精华，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中华民族常盛不衰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弘扬王船山倡导的“造化日新”的创新精神，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王船山倡导的“造化日新”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从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到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到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跨越。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理论在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延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化，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的创新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必将不断开出绚丽的创新之花，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
4、王船山“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巨大影响。
中华民族自古从来，就逐步形成了团结统一、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王船山倡导的“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高举爱主义旗帜、弘扬王船山倡导的“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近代中国改良主义著名代表谭嗣同十分拥护王船山“民族至上”的思想，积极鼓吹种族革命，把斗争矛头直指滿清贵族和外国侵略者。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谭嗣同严重关注。他指出：“处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堂奥人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囯与教与种将偕亡矣！”[10]（[10]《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60页。）表示要以王船山为榜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到最后一息。他说：“即令付诸衡阳王子之噩梦，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盖有一息尚存之责。纵然春蚕到死犹复捣麝成尘。”[11]（[11]《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426页。）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十分重视利用王船山等“明朝遗老”的民族主义思想去喚起民众。[12]（[1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宣传家章太炎更是大张旗鼓地宣传王船山的“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强调：“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原木本，端在于斯。”[13]（[13]《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7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并弘扬了王船山倡导的“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船山爱国精神的影响，具有“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宽广胸怀。当他得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毅然挥笔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充分体现了爱国情怀。他把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起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成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废除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一切爱好和平，平等友好的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党领导人民，万众一声，奋发图强，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到世界前列，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伟大的创造力。中国当代青年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坚定理想，服务人民；深入群众，投身实践；勤奋学习，勇于创造；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弘场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自强不息，励精图治，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永攀高峰。
（本文系本网特约稿件。本文作者均系南华大学教授，张多来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周晓阳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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