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井泉的散文《追求幸福的灵魂》，作者对幸福的见解以及对幸福的灵魂的追求，可谓胸怀远大，文笔从容，让我受益匪浅，使我心灵受到一次“幸福”的按摩。然而对该文之优美，我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尽管我的理论文章在全市比赛中取得过第一名，理论文集获得过社科成果奖，在全国论文赛获奖并与习近平副主席一道参加过廉政论坛，但我没有文学天赋，只能从人生的角度谈点感想。

  我觉得，幸福全在意念中。幸福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可言，没有物化的形式，也没有量化的标准，他乡遇故知，酒桌逢知已，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各种人在不同的环境中都有其感知的幸福。饥肠辘辘的人，吃顿粗粮会感受幸福；口渴至极的人，喝杯清水会感受幸福；吃多油腻食物的人，吃一碗青菜也会感受幸福。一位美国青年在非洲沙漠里，口渴难熬。当时得到了一杯净水，给他带来无比的满足与幸福感。当他回到美国，到处都有净水饮，净水给他的幸福度大降。朱元璋还是个穷小子时，一天又饿又病，乞得一碗杂七杂八的汤水，上面漂着几片青菜，浮着几块豆腐，觉得滋味美极了。后来他当了皇帝，山珍海味越吃越没有胃口，下旨御厨做当年的所谓“翡翠白玉汤，”可是御厨做来做去，也做不出朱元璋要的当年美滋味。由此看来，人是否幸福，是由人的精神决定的，是以个人的意念为依据的。你感到幸福，生活便是幸福无比，你感到痛苦，生活便痛苦不堪。同是一片天，有人抬头看见的是阴翳层层，有人却可以透过云层感受那无际的蔚蓝。人们往往把自己最想得到的愿望的实现当作幸福。然而真正实现了愿望，是否幸福也难讲，这要看它是否确实带来了内心的满足和愉悦。费尽力气争取某种东西，争到了却发现远不如想象的好，幸福感便大大下降。现实中，物质上能够得到满足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在享受着物质厚遇的同时，却依然感觉空虚、寂寞、无聊。

  中国古代圣贤追求灵魂的幸福是，“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曾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我的家乡圣人王船山前半生为挽救民族社稷奔走战斗，后半生为拯救中华文化课徒著述，虽穷困潦倒，但他的亲人、学生、乡邻都很支持他，他是幸福的。另一位平民出身的湘军名将彭玉麟，全军视之为神明，朝野倚之为长城，尤以廉洁刚直，体恤民众，执法如山，而令天下敬畏，号为清末第一奇男子。晚年他辞官还乡，将朝廷俸禄一概捐建船山书院，自己仍与乡亲一同饮食起居，至今民间仍有“李鸿章拼命做官，彭玉麟拼命辞官”的佳话，衡阳乡人提起他，通常尊呼以“彭大人”，我想他也是幸福的：幸福着百姓的幸福。共产党人以为人民服务、为人类得解放为己任，并以此为幸福。周恩来一生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后身无分文家无后嗣，联合国因此为他下半旗致哀，生前他因为全国人民乃至国外无数友人的爱戴而幸福，死后，他的亲人，所有他认识的人还将因为有他而幸福；马克思非常不屑于“可怜的自私的欢乐”，他一生在极度清贫中度过，有时穷到买不起面包，甚至当了上衣去买稿纸。他有了一点额外收入，就去捐助工人运动。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后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给绝大多数带来幸福的人，才是最大的幸福。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放弃了对灵魂幸福的追求，一门心思全部集中到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上去了。如今，很多人朝思暮想的是赚更多的钱，吃更美味的食物，穿更名贵的衣服，住更大的房子，开更豪华的汽车，包更多的二奶，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正如井泉在《追求幸福的灵魂》一文文尾所述：“功利社会，大千世界的匆匆步履追求的几乎都是生命本能的‘幸福’ ——人的生理机能所能唤起的快感。”

  我钦佩作者在物利化的环境有“闲心”去“追求幸福的灵魂”。 尽管文学作品的“我”并非作者，但不可避免会打上作者心灵的烙印。由于自己和作者相处共事过，对作者比较了解。我觉得本文的“我”是作者的真实写照，作者委实是视“灵魂的自由与尊严比生命还重要”。是啊，只有心灵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只有安宁的心灵，才会让你充分感受这百味人生的真正乐趣。外在的东西，如果不转化为内在的体验和心情，便不成其为幸福，灵魂的幸福才最具价值。  

  文学作品也是有严密逻辑的，这一观点不知文学作者是否苟同。我读文学大师名作，都感到有极强的逻辑力量。《追求幸福的灵魂》在这点上与大家还有半步之差。这也许是我的吹毛求疵或讲得不得要领。最后以我赠作者书的题词作结：“坚持下去，必成大家”。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衡阳资深纪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