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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年前的那个拂动清风和勃发生机的四月的上午，我和两位对湘西草堂心仪已久的文友，不谋而合，登上了去拜谒先哲而租来的三轮。 无法记清谁曾说过，在追求生命极境和人类智慧的悠悠长路上，永远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仰止于高山。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座大山的存在。它的名字叫——王船山。
在漫漫历史长河逶迤的曲折里，在莽莽文化丛林掩蔽的通幽处，我们用厚重的思维追索着他的背影翩然而去。
这个可敬的老人，本名叫王夫之，他于73岁垂暮之时留下了封山之作，就是《船山记》。仔细聆听，他于去世之前的上一个深秋，在石船山下吐露的心声，竟是何等的撼人心旌。“夫如是，船山者即吾山也，奚为而不可也？偶然谓之，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吾终于此而已矣。”
三百多年前，这位以“明遗臣行人”自命的船山先生，24岁中举，还来不及做官，就被闯王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将士的吼声惊断春梦，接下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又把他那“抡才将报国”出人头地的去路彻底封杀。在大清江山的罅缝里，先生抗节不仕，从此“退伏幽栖，俟曙而鸣”。顺治十七年(1661年) ，清廷大局已定，实行怀柔政策，他才携家带小隐身于其故乡——湖南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始筑败叶庐，继筑观生居，最后于57岁那年在高节里石船山下竹花园自筑湘西草堂，自此卧薪尝胆，杜门著述，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七尺男儿气概，厚今薄古，俯视群儒，所著涉及经史子集一百余种，四百余卷，言近千万，煌煌巨制，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思想的高山，哲学的高山，美学的高山，文学的高山。
同行的易君和王君，皆土生土长于船山故里，却与我一样，对湘西草堂的认知与把握幼稚得近乎一无所知，不止是他们，就连当地耕作于斯的方圆十余里的子民，当我们抵达曲兰小镇问路时，也对草堂的准确方位含糊其辞，欲说未清，火得我一肚怨气蹦出：“过境一路，沿途频见的只是船山酒家、船山商场、船山书社之类的招牌，然而有谁知晓湘西草堂里那位寂寞的老人？”
破旧的三轮车在盘桓的公路上颠簸着那个绵长的春天，迷望的思绪不时地穿透被潇潇春雨诗化的湘南村景。几方折回，“不如归去”的布谷声声终于将我们引向了湘西草堂。朴实的村民只当我们是来乡下走亲访友的城里人，偏安一旁，心生好奇不住地目量着，这一切似乎寓示着平日里来瞻仰圣哲故居的人并不是太多。
草堂并不算大，蔽身于一垄农舍之间，白的墙，黑的瓦，被苍槐翠柏簇拥，放眼远望，浑然一体，与孤陋萧落的寻常百姓之家没无二样。倘若不是慕名拜临，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揣想，如此境所竟会是一代思想宗师的藏龙卧虎之地。
草堂处在一平秃的缓坡之下。顺着侧旁一条用碎石子铺就的逼窄的甬道，我们的心开始变得有些崇敬和幽深起来。引路者是一位应声低回举步蹒跚的老人。老人的脸堆满病容，自报家门叫王中伟，乃船山先生第十世孙，以古稀之年独自地守护着祖先留下来的那份圣洁。好不容易，老人才颤巍巍地从居室一角找出草堂的钥匙，领我们前去拜谒船山先生。
“湘西草堂”这块镏铜牌匾，为赵朴初先生所题，四字的镀色看上去有些斑斓，但遒劲的力度依然让人顿生敬畏。在门口我们邀老人一道合影留念，先人已去，我们与其后嗣相拥立照，也权作一回穿越历史与先哲灵魂的对视了。推门而入，正堂的墙上，船山先生正以平静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画像的两侧为其自撰的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吟罢之余，一股浩然之气油然而生。
伫立于神圣的雕像前，船山先生那副书以励志的倚墙而立的名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却令我读出了几分费解，好在先生鄙视清风，甘以明月自喻，其高风亮节素来有口皆碑，对身后事谁又能耿耿于怀呢？
在堂屋东西两厢的展室里，我们仔细地审视着先生用过的每一样物品，或为原件，或为复制品，其中引人慎思的有笔砚、手稿，尤其那张古朴破旧的七弦琴。遥想当年，船山先生“窜伏穷山，四十余年，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国朝先正事略》）所作诗文多为故国之伤，怀旧之痛，“字字楚骚心”，风雨飘摇的长夜里，先生抚琴弄弦，胸中又会是奔腾着怎样一种孤愤的涛声呢？
老人向我们讲解，书房里的那方书案，是先生当年用过的原物。我端坐其前，追思先生当年“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秉烛夜书的情景，呵，在这方寸天地整整隐身几十载，一写就是数十年，实在不敢想像先生是怎样度过这段人生最寂寞而历史最辉煌的时光的。据说，先生当时穷得连纸砚都无钱添置，四处搜集别人用过的记帐本子代作稿纸。那小山般堆着的书稿，生前也无力刊行。尘封的思想武库，直到身后若干年后才訇然洞开，令满世界的眼睛大吃一惊，如醍醐灌顶。
伟大的草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也没忘为船山先生等人留下一笔，赞誉他们“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义声激越，流播人间”。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常去船山学社听课，在《讲堂录》里，多次对船山著作作研读笔记，且解放初期，他还亲笔致函当时的文化部文化局局长郑振铎，将别人转赠的船山先生为反清将军孙延龄而书的《双鹤瑞舞赋》手迹，请其代为保存。无论是大清时的革新派人士，如谭嗣同、梁启超，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如陈独秀、胡适，或多或少均受到过船山先生思想的熏陶。湘西草堂内，那琳琅满目的楹联便可为之作证——
“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陶澍）
“笺疏训古，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遗，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后，元明两代一先生”。（郭嵩焘）
三百年来，船山先生宛如东方的一轮明月，朗照着历史的天空，洞穿着尘世的种种私心杂念，审视着人类未泯的文化良知。美国社会科学界曾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为：德漠克利特、王夫之、费尔巴哈、马克思。可见人们是如何推崇这位以船山自居的文化老人。
至今，人们还流传着船山先生出门戴雨伞走路穿木屐，与清朝不共戴天的故事。在草堂展室里，就有他的雨伞和木屐的复制品，先生在吴三桂称帝衡阳时，拒写劝进书，逃进深山。作过一篇《祓禊赋》，赋中借三月之临水求福为由，以去不祥之气。“意不属兮情不生，余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令人喟叹的是，先生等待一生，也未能等到向往的春色，却在春寒料峭中抱憾而终。
一代宗师王船山，在穷困潦倒中走完了他74年的人生旅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春正月初二日辰时，先生魂归故土，安息于故乡高节里大罗山下。
从枫马紫藤交相辉映的湘西草堂出来，时间已近中午，看来要给三轮车夫打声需租期延时的招呼了，因为我们还得去也必须得去拜谒一下船山先生的陵墓。
大罗山距草堂约十来里路。船山先生墓系东向，前临大道，有白马水环之，杂木参天，松柏尤盛，风景优美，寂静清幽，不失为理想的安息之地。
墓碑上刻有湘学名家王湘绮先生撰联二首。一曰：“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一曰“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
好一个“高节大罗山”！一语双关，殆若天成，“落落十字，深有契先生自题墓石之旨”。好一个“南国儒林第一人”！对先生的至高评价恰如其分，我们掏笔一一录之。
正碑的醒目处，有船山先生生前自拟的墓志铭，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所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先生寿终之言，语重心长，仍以东晋名将刘琨自况贲志而殁，以北宋学者张载为法献身学术事业，壮心不已。据说先生对其自作的盖棺定论十分看重，告诫其子王道：“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凝读先生的墓志铭，我不由肃然起敬，双膝不由跪下，对先生墓碑三叩而礼。
在先生墓前，我们一一留影，留下了敬仰，也留下了一片永恒的怀念。不会忘记先生的，还有其故乡的后人，我们看到船山中学师生清明节敬奉的花篮，风雨过后，其色不改。其情其景，差可舒心释怀，我来时的火气也烟消云散了。先生的名字，就像他故乡的西渡湖之酒一样，永远醇香不减，千秋百代，令人回味无穷，绵延悠长。
留恋之余，感慨系之。靠赚钱为生的车主却等得不耐烦了，频频鸣笛催归。我们只好抽身而去，不忘留下深情的最后一瞥。
在回程的车上，我还不住地胡思乱想；如果船山先生九泉有知，一定不会怪罪我们这些后人惊忧他的酣梦，也许会自月下披衣而起，煮清茶一杯，尽地主之谊，与我们这些同道的追慕者促膝谈诗论文，话天下沧桑事，诉人间不了情。“明月无心自照人”，先生不是早就有言在先了吗？我相信先生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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