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教授（左）与本网秘书长井泉交流后于孔子研究院合影留念

      在“时尚化”文化大行其道的见天，回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去写孔子；而写孔子又非简单地复现历史中的原型，而是含带了今人对古人或凡人对圣人的诸多“重读”，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因素，使得钱宁的长篇新作《圣人》（作家出版社2004年6月版），甫一面世便颇引人关注。
　　历史是一种叙述，历史人物也是一种叙述。就孔子而言，有孔子经由《论语》的论说自塑的孔子，有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以史为本描画的孔子，有历代儒家先贤出于尊孔崇儒的需要而不断“神化”的孔子，也有五四前后在文化批判和“文学革命”中被“魔化”的的孔子。与以上这些孔子既不重复也不相同，钱宁笔下的孔子，是众多孔子中的“这一个”，那是一个志在报国又无人重用的闲人，又是一个周游列国、苦寻门路的忙人，更是一个到处碰壁、从不回头的强人。多面的形象，多重的性格，构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孔子。
　　 《圣人》给人印象最为深刻而独特的，是那种两条故事线索平行演进的叙事结构，一条是孔子在鲁国得不到重用后，被迫出游列国的坎坷旅程与艰难行踪；一条是孔子从出生到成人，由一个生父不明、母亲早逝和家境贫寒的苦孩子，经由苦读书，勤学礼，尤其是经过老子的点化成为讲道授徒、众人敬仰的夫子。两条叙事线索并行不悖的演进，因其对比鲜明，反差巨大，给人带来的感受极其悲壮，震撼也极其强烈。在勤学苦练这条线，是仲尼自己孜孜不倦的研习，诲人不倦地教习，把做人之道和治国之道，都弄得“条理清楚，丝丝入扣”，甚至在创立儒学新派的同时，带出了一大批满腹经纶又壮志凌云的弟子，一切都在蓄势待发，只待明主求贤和重用，以尽情施展报国之才；在出游列国这条线，则是孔子与其弟子不堪忍受在鲁国受到的冷遇，决心另寻明主，先是由鲁国到卫国，未得卫灵公赏识，又去了匡、蒲、曹，仍未得遇明主，又先后去了宋、郑、晋、陈、蔡、叶、楚、也是没有找到可以安身立命之处，最后只好经卫国又怏怏返回鲁国。两条线索上的故事，把孔子“克己复礼”的超然追求和报国无门的凄凉境遇，可谓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和无以复加了。
　　如果说孔子以他自己的遭际，宣告了“大道行于天下”的理想在春秋的破产，也证明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不通，从而构成了个人命运的最终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同时也是时代的。春秋那个时代，用人和怎么用人，治国和如何治国，是国君和重臣说了算的事情，而在那个混乱时世，国君昏庸，重臣专权，没有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礼贤下士、举贤任能。这种对于个人和对于国家来说，都是碰运气的吏治制度，与孔子那种着眼于宏观、立足于长远的儒家思想是何其的格格不入。可以说，春秋之于孔子和孔子之于春秋，虽然同处一世，但因彼此的不合时宜，相互间的视而不见和错失也就在所难免。《圣人》最后写到孔子在弥留之际，面对众多弟子语重心长地感叹道：“天下无道”，“吾道穷矣”，实际上既对他所面临的尴尬现状的总结，也是对所面对春秋时代的批判。
　　《圣人》一书在对孔子的描写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如写孔子因疏于军事战略研究，使他在一些需要平息战乱的国家派不上用场，那种让孔子不时陷入窘态的境地，也表现了孔子学说的非实用性和局限性；还有孔子的拜会美名远播的卫国夫人南子，“本来准备了许多治国的道理，要讲给夫人听，此刻全忘了，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要命的是，他的目光掠过了南子飘逸的秀发、淡红的樱唇和那肌肤细嫩的颈部，几次滑向那一起一伏的胸部”。“一种久违了的感觉突然袭来”。“这种使他”差点失了自持“的状态描写，实际上写出了特殊景况下的男儿本色，这种细节处理反倒使得“圣人”因流露了常人性情，而具有了些许人性化的光彩。当然，更见光彩的，是作品里对于孔子那种特殊的认真，异常的执着的个性精神的描写，如找不着父亲的坟墓，宁可守着母亲的遗体不葬；见人必行揖拜之礼，从不敷衍了事；在季府作客，迳直冲到阳虎面前，严正指出所奏“八 之阵”越礼，以及到处碰壁仍不灰心，一如既往地寻求出路，循循善诱地教导弟子等等。这些细节与情节，都生动而形象地写出了“终身坚持一种信念”的难能可贵，这种可贵，也包括了作品结尾部分写到孔子对弟子称自己为“圣人”时所作的纠正，“我最多是一个君子”。他是自重的，自尊的，也是自持的，自知的，因而也是自强的，自立的。

        作者简介：白烨，男，1952年6月8日出生（农历5月16日），汉族，陕西黄陵人。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曾在本校留校任教；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副主任、主任、总编辑助理，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