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陈独秀。蒋介石电令谓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庭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1933年4月14、15、20日，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厅对陈独秀进行了三次公开审讯，其公诉说道：“查被告（陈独秀）……在法律点上，他们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公诉书把陈独秀政治主张的实行归纳为组织团体、宣传、武装暴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四个阶段，并承认“被告之行为，在第二阶段中，至第三阶段现在还办不到”，但最终仍援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控于陈独秀“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对此，陈独秀在法庭上据理抗辩：“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之所以反对政府，因为“（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最后他提出：“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4月20日，陈独秀又将自己的辩词系统整理为书面《辩诉状》让友人传抄、印发。在《辩诉状》中，陈独秀以鲠骨在喉、不吐不快之势，运用他所了解的宪政原理，对国民党公诉人所控“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一一置辩：“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居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所谓叛国，“刑法上俱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词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联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专制君主国之称。……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陈独秀还指出，国民党政府把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视为有罪，无异于两千年的前周历王的“监谤之巫”、秦始皇的“巷议之禁”、“偶语之刑”和汉武帝的“腹诽之罪”，“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最后，陈独秀强调说：“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于国民党已耳”，国民党如果“假法律以人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宣布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陈独秀不服，于6月15日上诉国民党最高法院。在《上诉状》中，陈独秀再次列举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劣迹，斥责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叛国”及“危害民国”，以表明自己反对这样的政府并无不当，并质问说：因反对这样的政府而被“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后世”！陈独秀还在法言法，从法律适用上进行了揭露和驳斥。即使是适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第二条第二款所谓“叛国之宣传”，也并没有何谓叛国的定义，更没有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的明文规定。因此，法院所判不过是揣摩国民党政府的立法精神而已。“在法言法者固应是乎”？

1933年7月4日，国民党最高法院宣布维护原判，驳回上诉。

陈独秀虽然输了官司，但他自己的《辩诉状》、《上诉状》连同其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却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巨大，亚东图书馆将此编为《陈案书状汇录》出版，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还选为法律系教材，一时传为法庭辩护的楷模。这一现象与国民党法庭的判决决然相对，它是对陈独秀抗辩的一种社会认可，是对国民党当局的绝妙讽刺和无声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