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哲圣贤历来把“知荣耻”视为“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予以大力提倡。今天要提升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四有”新人，更需要加强“崇荣知耻”教育。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代表时，就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加强新时期道德建设问题，作了“八荣八耻”重要论述，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崇荣知耻”，即崇尚荣誉知道耻辱。具体地说，就是对做善事、好事内心感到光荣，对做恶事、错事内心感到羞愧。这是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言行、情感进行反省与评价时的心理感受。这种荣与辱的感受，不但直接反映着人们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标准——荣辱观，而且支配着人们的所作所为。
    “崇荣知耻”是对中华传统“耻感文化”道德原则的概括，其核心是“知耻”。有无耻辱感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孔子所谓“知耻者近乎勇”，是说人们有了知耻之心，就会有勇气去改过从善，去追求高尚。孟子认为，人之所以贵于禽兽，主要在人有“四心”和“四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人所具有的仁、义、礼、智四种善良的德性中， “义”（羞恶之心）起着分辨是非、抑恶扬善的重大作用，是人性最重要的因素。所以荀子说：“人不知羞耻，乃不能成人”。
    有无荣辱感还决定着人格尊卑。宋代学者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是说知耻心是人就应该有，懂得羞耻，就能尊荣远耻，成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失去了羞耻心，就会胡作非为，跟禽兽就差不多了。知耻之心对于做人来说多么至关重大啊！古今所有干卖国求荣、贪污腐化、杀人放火、盗窃抢劫、卖淫嫖娼等坏事的人，都是无耻之徒。崇荣知耻也是使人不断进步的内动力。实践表明，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赢得了他人和社会的褒誉，就会倍感荣耀，增强积极上进的勇气。如果因行为过失而招致社会和他人的贬斥，便会产生一种羞辱感和巨大心理压力，不得不矫正自己的行为。可见，趋荣避辱是最基本的人性体现，是保证人的思想行为不超越道德底线的“防火墙”。
    “崇荣知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必须具体回答现实社会的荣辱观，即人们在具体问题上应该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精辟入时的论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崇荣知耻之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和培养形成的。古代学者云：“必有耻，则可教。”“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是说，人有知耻心，才可以接受教育。教人必须先教人知耻，如果不知耻，什么坏事都干，教育就不会起作用。既要让人知耻，又要养护人的知耻之心，通过表奖鼓励使之有上进心，通过督促责罚使之惧怕犯错误，奖惩并用是最佳的教育方法。由此可见，“耻者，治教之大端”（康有为语）。
    中国历代都把“廉耻”作为启蒙教育的重要的内容，《论语》、《弟子规》、《朱子教家训》等各种蒙学读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学校、家庭、社会通用的“教科书”。正是由于中国具有对国民进行“廉耻”教育的优良传统，才使“尊荣知耻”的美德代代相传，才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忽视对新一代国民进行“耻感”教育，是当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大缺陷，也是导致当代社会道德滑坡、世风日下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1989年春讲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这种失误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忽视了对青少年的荣辱观教育。要使中国当代道德教育走出政治教育泛化、知行脱节和虚幻低效的困境，我们必须恢复耻感文化作为德育根基，在全社会加强荣辱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