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光芒太过璀璨，璀璨到身为晚辈的我们，竟不敢轻易触碰。总在想，该用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走进他的世界？可当你沉下心去学研，一步步靠近，一种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原来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共享着同一片土地。或许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的足迹会与他曾踏过的印记重叠；你指尖拂过的草木，或许也曾被他的手掌温柔触碰；你凝望过的山山水水、荷塘月色，也曾映照在他含笑的眼眸里。这种跨越千年的心灵感应，这种无需言说的同频共振走，是任何文字都难以描摹的奇妙体验。

万事开头难，写文章尤其如此，更何况要落笔的，是这样一位思想巨匠。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在似睡非睡间恍惚入梦，耳畔忽然飘来一段美妙的旋律：

“（女）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男）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合）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桑田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合）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这首《心会跟爱一起走》，旋律里的深情与恳切，突然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的思绪。我找到了，这便是走近王船山这位思想巨人的切入口，更是我对这位先辈深藏心底的情感，以及那场跨越时空对话的最好注脚……

 一、三幅经典名联，见证思想巨人的磨砺之路

        第一幅对联为：“芷香沅水三闾国;芜绿湘西一草堂。”它是湘西草堂前廊圆柱上的一副对联，系王船山自撰。联语的大意是：放眼三湘大地，都已为清廷治地，只有我湘西草堂这个弹丸之地还敢于反抗清廷的统治。“湘西草堂”之名即由此来，虽为一介归隐之地，但彰显着一代名儒的民族大义与风骨气节。

       第二幅对联为：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这是湘西草堂的门联，系贫病交加的王船山七十一岁时写下的明志之作。联语字字掷地有声，用双关的修辞手法，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民族气节。这种气节和风骨，在先生的自题墓联“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和另一副自题联“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中亦有展现。

        第三幅对联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正堂正面墙上王船山画像两侧的一副船山先生自题励志盟誓对联。上联言志，发誓要将六部儒家经典中治国安邦的道理研究透彻并力图有所创新。下联抒情，说他自愿远离尘世，隐于僻壤，生死由天，过着如活埋般的生活。联语慷慨激昂，表现了先生的民族气节和人生追求，一种继往开来的豪情与胆识跃然纸上。

       衡阳因为有您，才让千万万个衡阳有了自豪的底气，也让这座城有了精神和灵魂！仅这一点来说，衡阳是幸运的，因为您的出现，才在中国和世界的版图上熠熠生辉。

       通过这3幅对联，可以窥视出王船山凤凰涅槃般起伏与重生。

       1619年，衡阳湘江之畔，一声清亮的啼哭打破了王家老宅的宁静。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名为王夫之的男婴，日后会成为照亮中国思想夜空的璀璨星辰。王家自元朝末年辗转迁徙至此，从武将世家到书香门第的转变，在王船山身上完成了最华彩的乐章。四岁那年，小小的他被父亲抱上雕花书桌，指尖第一次触碰到冰凉的竹简，《论语》的字句如清泉流入心田；七岁熟读十三经时，他站在庭院的桂花树下，向来访的学者从容讲解《诗经》，惊得众人连呼“神童”。

       然而，命运的齿轮在1644年发出刺耳的声响。清军的铁蹄踏破山海关，山河破碎的惨状刺痛了每一个仁人志士的心。29岁的王船山，望着南岳衡山的苍翠，毅然放下手中的书卷，与好友们在衡山脚下的南园花馆歃血为盟。他们将写满“复明”的旌旗插在山岗，风掠过旌旗，猎猎作响，仿佛是天地在为这场义举呐喊。但现实的残酷远超想象，清军的火枪火炮下，义军如风中残烛。战败的那一天，王船山混在难民中逃亡，他回头望向燃烧的营地，泪水模糊了视线——那不仅是一场战役的失败，更是一个文人报国理想的破碎。

       此后的日子，流亡成为常态。在永历王朝，他因直言上书被排挤出朝堂，被迫化名“瑶人”，在广西的深山老林中躲避追捕。有一次，追兵近在咫尺，他躲进潮湿的山洞，听着洞外的马蹄声和呼喝声，怀里紧紧抱着藏有抗清檄文的包袱。友人方以智劝他“遁入佛门，保全身家”，他却指着湘江奔腾的江水，坚定地说：“吾心光明，何惧黑暗？”为表与清廷不共戴天的决心，他从此无论晴雨，必穿木屐、撑油纸伞——脚不踏清土，头不顶清天，这份气节，让无数后人动容。

      二、两个不凡姓名，印照其光照千古的思想成就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物，以其独特的思想和非凡的经历，成为后世仰望的星辰。王船山，便是这样一位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巨擘。万物皆有本，寻踪溯源头，柳下藏真根，脉络自可求。要探寻他光照千古的思想成就，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世界，从他的两个姓名谈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对此，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中心主任，祖籍也为衡阳人的聂茂，研究得最为透彻，他以为王船山的名字包括“船”与“山”。在他看来，所谓“船”者，于王船山而言，装的是家与国、族与民、情与爱;装的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改造世界的辩证法;装的是漂泊与迷漓，是失落与坚守，是历九死而不悔，是书生报国的执念;装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察，是命运的不屈抗争与完美展示，是生命的苦难、孤寂、隐忍以及涕泪交织、悲喜交加的一切。所谓“山”者，是王船山智慧所拥有的宽度，是灵魂所触及的广度，是对世界的认知所达到的深度，是八百万文字所铺就的厚度，是王船山用忠诚和信仰所铸就的“风景这边独好”的精神高度。这个高度，也是王船山穷其一生，用一砖一瓦、一字一句垒起的生命高度、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更是后人对王船山如高山仰止般无比崇敬的高度，所有这一切，是船山精神永不过时的价值所在，也是船山精神永放光芒的底气所在。

       王夫之这个姓名可从文字本义与思想内涵两层解读。“夫”在古汉语中常指成年男子，亦含“大丈夫”之意，暗含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之”为文言虚词，可解为“向……去”“所专注之事”，合而观之，“夫之”寄寓着“大丈夫当致力于正道”的深意。

       这一解读与其生平高度契合：他身处明清易代之际，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勉，毕生钻研经史，批判空谈义理，主张“经世致用”，其思想既坚守儒家核心，又突破传统桎梏。名字中“夫”的担当与“之”的指向，恰是他以学术坚守民族文化、以行动践行士人使命的生动写照。

       走进衡阳县曲兰镇的船山陈列馆，王船山那饱经风霜的艰难一生，伴着展陈的图文器物，如长卷般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展。

       船山经千难而不回转，历万死而不悔变。以无法想象的惊人毅力，完成各种思想、文化著述千余万字，创造了世间生命所未曾有，也不曾听说的奇迹。他真正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天人。   

       王夫之后半生四十余年中，著述百余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及至佛道等，尤以哲学研究成就卓著，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凡70种，324卷。每一本，都是一声追问，一道印痕，一段坚忍卓绝的生命。

       1689年，王夫之已是古稀之年，他听力渐渐丧失，甚至连草堂外面的杜鹃啼鸣也听不到了。然而，他存心如昔，依然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笔耕不辍。1691年四月，王夫之咳喘中完成生命最后的思想典籍：《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

       据统计，王船山一生所写著作计有100多部，400余卷，共800余万字。这正是王船山牛的底气所在，也是被众多巨人、大咖折服之所在。

       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写下了一部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涵盖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等多个领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哲学领域，王船山提出了“气一元论”，强调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客观性。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气”构成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打破了当时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他还深入探讨了知行关系，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强调实践对于知识获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获得知识，这一观点与我们现代所倡导的“实践出真知”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历史研究方面，王船山同样展现出了卓越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他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来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他的历史观，不仅为我们理解过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们把握现实、展望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他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公天下”，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统治者应该顾及并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他提出的“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等政治主张，体现了他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和对政治清明的追求。在当今时代，这些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激励着我们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除了在哲学、历史和政治领域的杰出贡献外，王船山在文学方面也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的诗词作品，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他的文学作品语言优美、意境深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三种精神特质，泽被后世的湖湘之光

      “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作为湖南人的典型性格特质，在王船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是王船山将湖南人的这一性格特质首次具象化。

      他一一上马杀敌以立功，下马读书以立言，一日三省以立德。

      他一一在乱世之中，诸事瞬变，时势万变，但他忠心不变，信仰不变。

      他一一能够忍受那些超出常人想象的孤苦、寂寞。

      他一一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

      听过国内许多专家讲湖湘文化，但他们在讲的过程中，都绕不开一个人物，那就是王船山。老实说，我也是人到中年后才对他进行真正的关注和研学，深感自己作为衡阳人是多么的肤浅与无知。从另一个角度也看出，我们衡阳文旅在宣传推介上应该还有很多提升的地方。

       他明知自己的思想不会为当时的时代所理解，却仍为其付出一生代价。他在哲学上提出“天下惟器”的唯物自然观，并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这些观念，在当时几乎不能为世人所接受。他逝世后两百年间，鲜有人闻其名。但正如他生前预言的那样：“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这是一个精准的预言。

       两百年后，中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剧烈的变局中，王船山的思想光芒开始展露。清朝道光年间，《船山遗书》的出版，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得以广泛传播。谭嗣同是他的崇拜者，尊称他为“衡阳王子”。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如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杨昌济等人，纷纷从船山学说中获取启迪，尤其是船山学说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否认“天命”、趋时更新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思考与奋进。他的思想，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走向。

       王船山是不幸的，生于王朝末年让他仕途梦碎，王船山又是幸运的，剧烈的时代伤痛迫使他深度思考从而成为一代思想宗师。生于哪个时代是偶然的，但每个人都有其自身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造就了不同的人生。

        王船山临终前，握着儿子的手，目光坚定地说：“藏其书，养二百年，后然可出。”他或许早已预见，自己的思想将在未来掀起惊涛骇浪。果然，两百年后，晚清的湖湘大地风云际会，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等湖湘豪杰，让船山学说走出深闺。1865年的一个雨夜，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的书房里，亲自校订《船山遗书》的样稿，烛火摇曳中，他反复品读“公天下”的论断，不禁拍案叫绝：“此等真知灼见，当传后世！”

       1870年，郭嵩焘在长沙城南书院的船山祠堂落成仪式上，望着王船山的画像，声音哽咽：“元明两代，唯先生一人，担得起‘大儒’二字！”而彭玉麟在捐资修建船山书院时，指着湘江对岸的东洲岛，豪迈地说：“船山先生的思想，就该像这滔滔江水，滋养湖湘子弟！”

       这些努力终于结出硕果。戊戌变法时，唐嗣同怀揣着《船山遗书》奔赴北京，在浏阳会馆的烛光下，他挥笔写下：“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在日本的同盟会集会上，高举《读通鉴论》，向同仁们激昂陈词：“王船山先生‘公天下’的理想，正是我们革命的初心！”

       这些年，衡阳的舆论场就某一热点问题往往陷入谁也难以说服谁的僵局。而从船山精神这样的文化根脉去寻找共识，确实是极具价值的破局视角——若我们能从更高维度理解“衡阳”二字的真正内涵，从精神、文化、历史、时代的纵深中剖析其内核，会发现支撑这座城市的根本在于精神的传承。

       王船山作为衡阳文化的精神地标，其故居的对联恰恰凝练着这种精神基因：“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展现的不屈气节，“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彰显的文化担当，还有那些同样镌刻着思想密码的联语，共同构成了衡阳的精神底色。这些穿越时空的精神特质，正是一座城市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的文化基石。

       当我们在历史的纵深中读懂衡阳的精神基因，在时代的语境中激活这些文化密码，或许就能超越当下的对立，找到更本质的价值联结——毕竟，一座城市的真正生命力，永远根植于它所传承的精神与文化之中，它由一个个人、一群群人、一代代人，一点一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跨越几百上千年接力凝聚而成，绝不可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因个别人的逆流行为而改变，否则就会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事物的客观规律。

四、一个船山学社，伴随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

       毛主席对衡阳这片土地和人民怀有特深厚的感情，他在衡阳开展革命活动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革命过程的重要片断，是中共衡阳历史中意义最重大的篇章，更是衡阳最为宝贵的红色资源。

       据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介绍，毛主席在衡阳开展学运、工运、农运的过程中，就先后有6次来衡阳。

       1952年11月13日，毛主席为夏明翰签发了第00021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1963年，祖藉衡阳的罗荣桓元帅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写了一首悼亡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赖、依重和惋惜之情，留下了“今君今日别离去，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叩问？

        毛泽东与蒋先云是师生兼战友关系。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夏明翰、蒋先云联络省立衡阳第三师范等8所中等学校成立湘南学联，毛泽东是蒋先云的革命引路人，亲自发展其入党。毛泽东得知蒋先云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不已 ，为中共失去这样一位英才而痛惜。高度评价蒋先云的革命功绩，也承载着毛泽东对他的深切缅怀。    

       从为夏明翰签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到为罗荣桓写悼亡诗，再到深切缅怀蒋先云，足见毛主席对这些衡阳同乡的倚重与信任。

       但在不断的研学活动中发现，毛主席对衡阳这片土地和人民怀着深厚的情怀，最根本的还是王船山对他的影响！

       鉴于此，我在研究王船山的脉络中，把将毛主席置于湖南人才群体崛起的历史坐标系中审视，作为把握湖湘文化生命力的关键视角。

       若从特定历史阶段看，学者们关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群体的崛起，自有其具体语境下的合理性——这一代人确是湖湘人才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崭露头角的重要标志。但放眼更辽远的历史长河，这一视角便显局促：他们的影响更多囿于时代与地域的交织，未能完全突破群体的局限。

       真正让湖湘人才群体突破地域边界、赢得世界认同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在他的引领、培养与感召下，湖湘大地不仅走出了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粟裕、陈赓等一批彪炳史册的新一代英才，更让“湖湘人才”的标签超越了地域范畴，成为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为世界所瞩目的精神符号。

       因此，在王船山研究中，专门辟出章节探究毛主席与王船山思想的深刻关联，不仅是对历史逻辑的尊重——清晰勾勒从船山精神到毛泽东思想的传承脉络，更能让世人在这一跨越数百年的精神对话中，真切感知王船山思想如何穿透时空，在中华民族浩荡前行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焕发着塑造时代、孕育英才的磅礴力量，从而真正理解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毛健在其一篇研究的论文中谈到，近代以来，王船山一直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和湖南精神的领袖，毛泽东也深受王船山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流淌着船山哲学的精华和智慧，更有对船山哲学思想的弘扬光大。经典著作《实践论》，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精髓知行观的继承和发扬。     

       青年毛泽东对王船山思想的最初理解主要是通过杨昌济先生讲解船山学而实现的。杨先生热衷于研究船山著作，并将中西各派学说与船山学说结合起来传授给他的学生，这种授课方式让毛泽东很快掌握了船山学说中的精要之义，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知了就要行”“重在行事”的实干精神。

       1914年6月，青年毛泽东参加刘人熙等人发起成立的船山学社，这对毛主席的一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鉴于此，他经常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参与船山学术思想的讲座。萧三在撰写关于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书中说：“长沙城里曾组织过‘船山学社’，每逢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夫之的学说，泽东同志邀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

       1920至1921年期间，毛泽东居住在船山学社，深入研究船山学说。据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引谢觉哉回忆：“在长沙有一次我到毛泽东同志住的船山学社去，他不在，他要搬家。有人正在搬运他的行李，有一大网篮满满地盛着笔记本，我大惊骇：毛泽东同志阅读丰富和阅读的用心，竟写了这么一大篮子。”这其中有不少关于船山学的研究心得。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受益匪浅，并与何叔衡等人在船山学社社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使船山学社这方热土成为培养立志改造社会的革命人士的阵地。

       可以说，船山学说伴随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1957年，毛泽东在长沙宴请友朋，其中杨昌济先生生前好友曹典球先生即席赋七律一首，首联即为“船山星火昔时明，莽莽乾坤事远征”。将毛泽东万里长征、扭转乾坤的建国伟业与船山思想直接联系起来，一语道出王船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渊源承继关系。

       1937年7月，毛泽东创作《实践论》，标志着毛泽东对王船山哲学思想中知行观的继承和发扬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哲学史上，对知行论述集大成者非王船山莫属。王船山在批判吸收朱熹、王阳明知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的知行合一理论。王船山从“道”和“德”两个方面对认识的起源和认识的两个阶段（“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展开论述。船山说，“见闻之知，止于见己闻，而穷于所以然之理”“视听之明，可以摄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意即人类通过耳目感官的视听功能，对世间万事万物产生感性认识，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从人的所见所闻的感觉开始的，认识起源于感觉，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至于“德性之知”，则可指导人的行为或实践，船山指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夫人必知之，而后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也”，“君子之知，以审行也”。船山的论述表明了知对行的巨大反作用。

       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刻阐释了“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蕴含了船山学的知行认知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毛泽东对认识来源及认识的两个过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与王船山的理论几乎类似，无疑又超越了船山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知行关系上，王船山注重行或实践，他在《尚书引义》中说：“知可诡而行不可诡。”意思是说，知是主观的，可能包含虚假和欺骗；而行是客观的，在实践中难以假冒掩饰。故可以用行为来检验知识的真伪，用“行”来衡量“知”能否实现，由此可见船山知行学说中已初步蕴含了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的意思了。王船山进而论述了“行”较“知”而言更为重要，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船山的论述显然是重视行的功效，行比知更高级更重要，行中必定包含有知的内容和作用，而知中并不必包含有行的内容和作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详细论述：“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最后得出科学结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1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船山哲学中的知行学说，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五、一种精神血脉相连，彰显湖湘文化“道南正脉”的根魂价值

       湖湘文化“道南正脉”的深根与精魂，始终与王船山的思想血脉相连。这份根魂的厚重，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清晰——它既是对传统学统的坚守与创新，更是滋养世代英才、塑造时代精神的磅礴力量。

       今年5月在国防科大学参加高科技培训班时，我深受科大领导授予的“高地”文化大使匾牌以及“军中湖湘文化大使”和“衡阳形象大使”等美誉的激励，更深感作为衡阳人，应当深入研学王船山的责任和担当。王船山曾游学岳麓书院，在这片湖湘学统的沃土上，他既承续前代文脉，更以希周张正学接续孔孟之精义，为中华核心道统注入别开生面的创造性力量。正是这份创造力，让他成为“道南正脉”不可替代的扛鼎者。

        正如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所叹：王船山是湖南人的“精神领袖”，是“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这绝非虚言——当陶澍、魏源以经世之志叩击时代，当曾国藩、左宗棠以洋务之勇搅动变局，当谭嗣同、唐才常以维新之血冲决网罗，当黄兴、蔡锷以革命之锐重塑山河，他们的背后，都挺立着船山精神的身影。正是在“发现船山、研读船山、弘扬船山”的共鸣中，一代代湖湘儿女登上历史舞台，写下一幕幕荡气回肠的壮剧。

        这份精神的传承，更离不开具体的“阵地”。近现代湖湘文化的薪火相传，浓缩于“一府两院”的脉络里：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是学统的根基，而船山学社，则是精神的“灯塔”。

        船山学社的前身，是郭嵩焘创办的“思贤讲舍”。这位晚清重臣为船山先生专建祠堂，以《船山祠碑记》《船山先生像赞》等文字礼赞其“训诂笺注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字字句句都是对船山思想建树与道德人格的极致推崇。其后，刘人熙在此基础上创办船山学社、刊行《船山学报》，更以祭奠屈原、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四位湘籍先贤的方式，将船山精神嵌入湖湘文化的精神坐标。青年毛泽东曾在此聆听杨昌济先生讲授船山学说，《讲堂录》里“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的摘录，是思想的初遇；后来他在此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更让船山学社成为传统精神与革命理想交汇的枢纽——船山思想的生命力，在时代的更迭中愈发炽热。

        船山学说的伟大，正在于它是一座贯通古今的思想高峰：上承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的忧国忧民之魂，接续周敦颐“发明圣道之所由”的理学精蕴，更以熔铸老庄、旁参佛道、博取新知的胸怀，构建起“精研易理、守正创新”的庞大体系；下开近代湖南五大人才群体的壮阔征程，从救亡图存到维新革命，陶澍、谭嗣同、黄兴们的足迹里，都有船山精神的印记。而当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从船山思想中汲取养分，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这份根魂更跨越了时代的界限，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

        从岳麓书院的书声到船山学社的灯火，从经世派的务实到革命者的担当，王船山的思想始终是湖湘文化“道南正脉”最深沉的根、最鲜活的魂。它让“正脉”不流于空泛，让“根魂”不止于传说，而是在中华民族前行的每一步里，都闪耀着照亮前路的光芒。

六、两次讲话提及，习主席将王船山思想托举到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未对王船山精神作出直接的系统性评价，但在一些讲话和论述中，引用了王夫之的观点或提及相关思想，体现了对其思想价值的重视与认可。

         引用“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来说明谋求新的发展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突出强调了发展理念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借古喻今，将古代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相结合 。

       提及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到了王夫之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王夫之提出“天地之化日新”“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等思想观点，认为事物发展变化总是“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应该“趋时更新”，其辩证法思想得到关注 。

       这个生前颠沛流离、寂寞深深的思想家，再次被推上时代的舞台。

       时间和历史再一次证明，王船山非但没有成为明日黄花，相反，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精神境界和他的人格魅力越来越焕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彩。

        对此，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中心主任聂茂认为，王船山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湖湘文化的优秀代表、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当今社会重要的思想资源。王船山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议政，主张改革田制，发展工商业，倡导征实、求实和务实的学风，致力克服玄之又玄的思想缺陷。他阐释和界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野：“形而上”是以思为中心、从可见通向不可见的当然之道，“形而下”则是以感性实践(“践下”)的方式使不可见的东西得以与可见相遇。这种思维的创新和精神的高蹈，足以让王船山在独辟蹊径、敢为人先的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思维和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湘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  

       同样，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高峰，王船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血液里都与生俱来地携带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中国人的区分性和尊严感来自于对自身文化心理的高度认同。这种高度认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点头或者举手表决，而是深深烙在民族性格中、具有相同血脉基因和价值追求，并与文化修养相匹配的精神气质。

       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国人特别是湖南以及衡阳人对王船山的认识，对王船山的研究，与惊涛拍岸的时代大潮远远不相匹配，与文化自信语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不少人对王船山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操上，而对于王船山思想包罗万象的方方面面，与之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高度都远远不够。对船山思想的文化价值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认识，还没有被全面、客观、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某些玄之又玄的论调，严重稀释了对人类社会的指导性意义。     

       历史已经赋予并将继续赋予王船山无法掩盖的思想光芒，以及他在中国优秀历史人物长廓中的崇高地位。随着我们的发掘、了解和熟悉越来越深入，对王船山的认知、敬重和热爱也就越来越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新时代的艺术家们应该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包括王船山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推动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力量之源，是先进文化的号角和灯塔，是扎根本民族、展示文化自信的最佳窗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沃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桩基。

       正因为此，重现王船山，研究王船山，宣传王船山，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了解和热爱王船山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对我个人来说，也想从自身的视觉，在研究王船山思想方面，作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艰难的走出第一步。

         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从民族救亡到文明复兴，王船山思想始终与时代命题同频共振。其“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日新又新”的创新意识，如同深埋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密码，在伟大复兴进程中不断被激活与升华，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精神脊梁。正如船山所言：“积之百年，道乃大昌。”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深入发掘船山思想的现代价值，正是筑牢文化根基、实现文明跃升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湘西草堂的孤灯到民族复兴的曙光，王船山的精神传奇从未落幕。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文明火种，不会因乱世而熄灭；真正的精神力量，能够穿透时空而愈显璀璨。当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我们总会在历史的回响中听见他的声音——那是“仁以为己任”的担当在召唤，是“吾道大昌”的信念在激励，是一个古老民族在精神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生的永恒传奇。

七、东西哲人对话：王船山普照人类的思想光芒

       毛主席在谈起王船山时，曾掷地有声道：“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这是一个世界伟人把王船山托举到世界高度。

       据资料显示，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学者中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王船山，认为王氏是中国500年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就毫不掩饰个人的推崇：“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我们站在人类文明的坐标系回望，会发现那些真正穿透时空的思想，始终在进行着跨越地域的“对话”。湖湘文化中，王船山便是最能“对话寰宇”的精神符号，他的思想如一束东方哲思的光，穿透数百年时空，与世界文明产生着深刻的隔空共鸣。这种共鸣，不仅印证了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更揭示了文明对话的本质——在差异中寻共识，在碰撞中求共进。

      理解王船山思想的“对话力”，需先打破“地域文化”的局限。今年5月陪同科大领导研学衡阳文化时，“站在中国看衡阳，站在世界看衡阳”的嘱托，恰为我们提供了钥匙：这片土地孕育的思想，从来与人类文明的脉搏同频。

       系统工程学院唐九阳教授的《围绕大数据思维与湖湘文化的跨界融合》研究，更以现代视角印证了这一点。他将大数据思维与湖湘哲学熔铸为理论框架，不仅为地域文化研学注入新方法，更提示我们：任何深刻的地域文明，终要纳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坐标系——王船山的思想，正是这一坐标中极具分量的东方支点。

       在东西方文明尚未直接相遇的时代，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在石船山的草堂中，为人类哲学的三大核心命题贡献了独树一帜的东方答案，与后世西方思想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一一对“世界本质”的回答：他提出“太虚一实”的唯物宇宙观，断言“气者，理之依也”，将抽象的“理”锚定在具体的“气”之上。这种对“物质第一性”的认知，比费尔巴哈系统阐述唯物论早近两百年，却与西方唯物哲学内核不谋而合；其“分一为二”的辩证思维，强调矛盾双方的依存与转化，亦与黑格尔“对立统一”辩证法在揭示世界运动规律上达成惊人默契。

        一一对“人如何自处”的解答：他打破程朱理学对“私欲”的绝对否定，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在“天理”与“人欲”间寻得平衡。这与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卢梭对“人性解放”的呼喊虽语境不同，却共享着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前者在东方理学框架中为“人”松绑，后者在西方神权枷锁下为“人”正名，最终都指向“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共识。

        一一对“历史如何前行”的阐释：他以“理势合一”的历史观指出“势因理成，理因势显”，强调历史趋势与内在规律相互成就，既反对宿命论的消极，也拒绝唯心论的空想。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在“尊重规律又强调能动”的精神内核上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这些共鸣并非巧合，而是人类在应对生存、认知、发展等共同命题时，自发形成的精神对话。当黑格尔讲授“辩证法”、费尔巴哈解构唯心论时，或许未曾想到，数百年前的东方已有人以“分一为二”“气理之说”触及同样的真理。这恰恰证明：真正的思想光芒不受地域与时代禁锢，是人类从不同土壤中生长出的同一种智慧。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共鸣更具现实意义。王船山思想之所以能“普照人类”，不仅因其是东方哲思的高峰，更因其回应了人类永恒的精神需求：对真理的执着（“六经责我开生面”）、对人性的尊重（“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对文明的担当（“理势合一”的历史自觉）。这让我们明白，文明进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谁与谁共鸣”；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对话中互鉴”。

       今天，唐九阳教授用大数据思维解码湖湘文化，我们以“世界视野”回望衡阳，本质上都是在延续这种文明对话。从湘西草堂到柏林学园，从明末清初到数字时代，王船山的思想始终是东方哲思递给人类的名片，上面写着：真正的文明光芒，永远为所有寻求真理、热爱人类的灵魂而亮。

       这正是“对话寰宇”的终极意义——让每个地域的智慧，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让不同文明在隔空共鸣中，共同照亮人类前行的路。

       郑佳明是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湖湘文化研究，尤其关注王船山（王夫之）的思想贡献。他认为王船山是衡阳唯一能与世界对话的文化代表，其思想对湘学认识论及近代中国影响深远。 ‌

       郑佳明指出，王船山在哲学和思想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其思想体系使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强调湖湘文化兼具地域性、历史性、思想性三重属性，核心在于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郑教授在国防科大一个高科技培训班即将结业之际的一场精彩的湖湘文化学术讲座，用很长的时间，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满腔的热情，给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为我系统研学湖湘作了一个很好的引领。

       无数次从船山故居到船山陈列馆，再到东洲岛的船山书院，我力求在脚步丈量间触摸这位思想家的精神脉络，让那些泛黄的典籍与斑驳的砖墙在记忆里愈发清晰。那一天，东洲岛的游人如织，耳边突然传来《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首歌的声音：走在红尘俗世间/谁的呼唤飘在耳边/ 那么熟悉却又遥远/为什么痴心两处总难相见/徘徊在起风的午夜/谁的叹息飘在风间/ 那么无奈却又无悔/多少前世残梦留在今生缘。

       恍惚间竟觉得，是百年前的船山先生隔着时空回望这片他眷恋的土地，连风里都飘着未曾褪色的赤诚与牵挂。“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他从没有走远，一直就在我们眼里、心里、依恋里……

    （作者简介：旭日，男，供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