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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 船山思想发源地——常宁西庄源 《船山思想发源地——常宁西庄源》课题组 摘 要：常宁西庄源是船山思想发源地。王船山居常宁西庄源创作的《老子衍》《周易外传》《黄书》，是其最早的三部学术专著，为创立博大精深的“船山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定位船山思想发源地，为揭橥船山初心，把握关联船山早期著述地域环境的历史时代背景、特定人文因缘，厘清船山思想脉络及演进轨迹，具有重要的时空溯源意义。 关键词：船山思想；发源地；常宁西庄源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我们在研究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过程中，发现常宁西庄源是船山思想发源地：王船山寓居常宁西庄源三年，开启著书筑梦、文化复国模式，创作了《老子衍》《周易外传》《黄书》三部奠基性质的思想著作。如何拓展船山思想的研究维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中对船山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对船山思想发源地定位的论述和思考。 一、王船山与常宁西庄源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壶子、一瓠道人，衡阳人，早年居衡阳市，青年居南岳、常宁，晚年居衡阳县石船山下，学者称船山先生。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先导者，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著有《周易外传》《黄书》《读通鉴论》等400余卷。“致广大，尽精微”，船山思想涵盖面极广：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经学、诸子学、文学、诗学、教育学等等，当代著名学者滕文生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社会创新思想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王船山定居在常宁西庄源的三年，完成了《老子衍》《周易外传》《黄书》三部重要著作，同时为常宁学子讲述《春秋》，为创立博大精深的“船山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1.王船山到常宁西庄源之因 第一，悠久历史、厚重文化的常宁吸引了王船山。常宁历史悠久，三千年前的商周古城江州城址的发现表明，这里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唐天宝年间设常宁县治后，文化逐渐勃兴。宋代常宁儒家学者“朱张高足”袭盖卿、王居仁[1]乾道八年建芹东书院(即双蹲书院)，揭开了常宁书院文化序幕。古“常宁八景”以“天开石榜”、“地涌魁星”领衔，具有鲜明的“科举文化”特色，在八景文化中独树一帜。宋室南渡后许介之[2]移居常宁(约1234年)，“江湖派”代表诗人刘克庄、戴复古、乐雷发等纷纷来常“闯荡江湖”。明末清初，常宁文风炽盛，形成了四大文士群：以且拙禅师为核心的大义山禅文化群、以县长张芳为核心的官吏文士群、以王船山为核心的西庄源儒文士群、以山长王祚隆为核心的岳麓书院文士群，文化氛围浓郁，场面蔚为壮观。 第二，情深义重、肝胆相照的士风留住了王船山。王船山知遇甚深的常宁籍好友王应章[3] (文俨)是王船山来常宁的关键人物。据王应章后人口耳相传，王船山与王应章赶考途中在曲兰相遇，义结金兰。王船山遵父嘱另择隐居地，从其母与长兄定居的耶姜山出来后，先后考察了永州钓竹源、北洞、云台山等地，期间生活饮食，都是时任嘉禾县训导的王应章安排。王应章奔丧回常宁，把王船山接来常宁。《厚雅田王氏谱卜园公传》载： “(顺治九年)……初，公(王应章)少与衡阳王船山夫之善，船山之流寓也，居家庄大石岗，旋徙西庄源”、“王东卜先生文俨常供公粟”。王船山拖家带小来常宁后，先暂住在大石岗、升塘湾，与王应章就未来打算作了深入探讨，王应章想方设法为躲避清廷通缉的王船山提供便利条件，于是请王船山去了地处偏僻的西庄源。一批情深义重、与船山肝胆相照的好友纷纷鼎力支持，除了“时资其匮乏”的王应章，还有“芒履踏暑雨”的阮志道、“拥绛六合寺”的吴际隆、“相习萍梗余”的李长旦、“风雨怜同调”的王祚隆、“对饮时痛哭”的殷浴日等等知心朋友，同时，也造就了第一批粉丝、传人，仅县志、族谱中有名有姓的就有数十人之多。 第三，环境安全、山水优美的西庄源疗愈了王船山。常宁西庄源位于洋泉镇西南村。王船山之所以选择西庄源，一是安全。洋泉距县城40里，距湘江水路更远，不易被发现。这里是王氏族人聚居地，能得到保护。西庄源就在群峰耸拥、海拔千米的塔山脚下，若有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遁迹深山。二是有著书讲学条件。六合寺距洋泉1里、距王船山寓处2里，便于聚众讲学。王船山有机会安顿下来，摒弃了军事抗清、政治复明的幻想，开启著书立说、聚众讲学、文化复国之路。这是船山生涯的重大转折。三是风景优美。“云断天逾碧，林疏野乍光”(《新秋看洋山雨过》)、“浮云出丹巘，游鯈遵绿漪”、“云岫半明灭，霞嶂时参差”(《西庄源所居，后岭前壑，古木清沼，凝阴返映，念居此三载，行将舍去，因赋一诗》) ，“古树何年种，归禽来一双。茅斋读易罢，摇影入闲窗”(《西庄源》)。在这样的山水人文环境中，王船山难得内心愉悦、恬淡，过上了轻松、享受的生活，故其思想活跃而别开生面。 第四，丹田气力、能量源泉的生态环境成就了王船山。宋楚瑜先生将湖南比作中国的丹田。打开地图，会惊奇地发现，常宁正是湖南的丹田，而洋泉又是常宁的丹田。“丹田有力，气灌全身”，丹田最有定力、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最有生机、最有生气，使得西庄源成为船山先生希张载之“气学”、为六经“开生面”的神秘能量场。地理“丹田”的能量激活了王船山的内在“丹田”，打通了王船山的“任督二脉”，滋养、成就了王船山。同时，西庄源之“源”，洋泉之“泉”、可谓养船山性善之气、植德学之根的神奇能量场，从而使常宁西庄源在这个时节因缘中，成了船山著述生涯的思想温床和精神乐土，也使得常宁西庄源在船山思想中的地位，可方比于王阳明的悟道龙场。 2.王船山在常宁西庄源之时 王船山流寓常宁西庄源的时间是：1654年冬到1657年夏四月，期间基本无外出。来常宁之前的1652年，王船山拒绝了李定国的请求，并隐居耶姜山直至1654年8月，据《船山公年谱》：顺治十一年“春，居耶姜山侧”(在衡祁邵三县间)，“秋八月(1654年离开耶姜山)，公避兵零陵北洞、钓竹源、云台山等处，敉公留侍。”避难途中侄儿王敉不幸被乱兵杀死。船山先生在常宁西庄源最突出的行为特征是“头不顶清朝天，脚不愿踏清朝地”。西庄源代代口耳相传，船山先生住在楼上，会客也在楼上，送客时下到楼梯最后一磴就不再下地了。如要出门，无论天晴下雨，要打油纸伞、穿木茄子(有铁齿的木屐，防湿鞋雨具)，表达与清朝不共戴天的民族信仰与坚定意志。 1654年冬，王应章把王船山、郑氏、三子勿幕接到了常宁并供给饮食，在大石冈、升堂湾暂住后，将王船山一家安置在洋泉西庄源。 1655年春，游兴宁(常宁)山中，寓于僧寺，为从游者说《春秋》，始作《周易外传》。八月《老子衍》成，这是王船山第一部理论著作。 1656年三月，完成《黄书》。五月二十八日四子王敔生于西庄源，字虎止，号蕉畦。 1657年春居西庄源，夏四月，徙归衡阳莲花峰下续梦庵，结束了常宁西庄源的隐居著书讲学生活。 3.王船山在常宁西庄源之为 王船山在常宁西庄源，主要成果是著书、交友、讲学、诗文应酬。 第一、著书织梦，文化复国。军事抗清、政治复明、文化复国，是王船山作为士人的人生三个重要阶段。王船山到常宁西庄源之时，异族清朝的统治已成定局，军事抗清以失败告终；没有随李定国入南明小朝廷，标志着放弃了政治复明的努力。此时的王船山一方面急需一个栖身之所，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人生方向。在这里，王船山以明朝遗民自居，重新审视明亡之因。船山认为，明朝灭亡与学术兴衰有关，透过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军事失败等表层原因，认识到唯有文化复国才可以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王船山以西庄源为起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传统文化的阐述和生发之中。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使命担当，以张载气学为学术正途，开始编织文化复国大梦，三年之内几乎一气呵成完成了《老子衍》《周易外传》《黄书》。“正是通过‘希张横渠之正学’的学术阐释、研修和创新，船山学上接孔孟道统之端绪，下开清代实学和近代新学之先河，实质上担纲了为中华学脉‘续魂’和‘固本培元’的工作，使中华正学的血脉得以更为畅通地绵延传承，为后人接续和弘扬中华正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王泽应《希张横渠之正学——王船山对张载关学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结交儒友，碰撞思想。 结交宿儒，碰撞“经世”思想。常宁有一大批儒士，这些儒士与王船山思想相近，王船山也从这些儒士的身上，看到了前途和希望。常宁籍名士殷四明(1585-1644)、阮志道(1588-1652)、吴际隆(1588-1671)、李日炜(1604-1662)等都是当地宿儒。东桥阮志道，号澹明，崇祯六年(1633)赐进士第，江西按察司经历：“……凡三楚巨公大卿折节重其谊”(《阮澹明先生墓志铭》) 。大塘殷四明：“天启甲子邑饥……公时以各庄储蓄约数百石，资邑侯三公赈……敬斋之远见，岂巢、由和光所能拟其万一者乎”(《殷四明传赞》)。曲潭李日炜：“值丁亥岁(1647)，宁民大歉，尽出家蓄钱谷以赈”(曲潭《李氏五修族谱》) 。这些宿儒有远见卓识，有侠肝义胆，愿经时济世，而不屑做巢父、许由一样的隐士，与王船山志趣相投。 结交名儒，碰撞“忧国”思想。殷铭(1624-1691)，字浴日，官澧州训导。王船山在《薑斋文集·殷浴日时艺序》有云：“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侄子之恸，浴日拂拭而慰之。……浴日少与余同文场，已与余同漂泊，今又与余同为训诂师以自给”。吴永锡《七世祖三房二美公先生外传赞》载：“有间，公(殷浴日)游姜斋门，姜斋问曰：‘书读几何？’对曰：‘五经不释手而已。’姜斋庄语曰：‘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身厕鸿序，力富年青，羽毛不丰满，妄登作者之堂，殆将口吃者使长，足跛者千里也。’……公(浴日)牵羊赴贺王大父(吴震生)时，邀姜斋宴里第，公至共饮，饮辄哭，哭已复饮。” 结交大儒，碰撞“同调”思想。王祚隆(1625-1695)，字卜子，常宁市三角塘镇毛市村人，被湖广巡抚高士俊誉为“屈宋种子，千秋第一人”，是常宁籍“大儒”，1657年被偏沅巡抚袁廓宇聘为岳麓书院山长，名噪江南。著有《易经解》《学庸解》等。王祚隆专程拜访了王船山，二人一见如故，王祚隆即兴赋诗《酬王姜斋先生》(《续常宁诗文存》)。王祚隆对王船山极其欣赏，“风雨怜同调”、“白日能相照”，二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这是遭遇明朝覆亡的两位汉族大学者的极致情怀。王祚隆著有《易经解》，与船山先生多有砥砺（《新华每日电讯：“避秦”岂是船山志》）。王祚隆治学之风深受王船山影响，担任山长的王祚隆治学严谨，反对墨守成规，倡导学以致用，要求弟子应有所超越，彰显湖湘士风经时济世，务实求新的品质。同时，由于王祚隆身为岳麓书院山长，船山先生的思想和学术通过王祚隆从常宁带到长沙，并通过岳麓书院的学子传播到全国各地，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常宁“诗人县长”张芳最早评价王船山诗歌成就：“初不知姜斋何许人，展读一终，见其绮绣嶙峋，浏漓顿挫，中浑体十诗，尚在徐山阴、袁公安以上”(《与王而农书》)，他把王船山的诗置于徐渭、袁宏道之上。张芳还在此信结尾激赏并大胆预测王船山哲学思想的崇高历史地位：“以王先生学解深源，物莫之窥，年未五十，著述大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旦暮遇之，必可期也。虽井中铁函，不以当河汾之论著矣。何时得一披帷览秘，极论天人之际哉。”隋末王通设教于河汾间，有弟子千余人。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李靖、程元、窦威、薛收等皆从其受业，时称“河汾门下”。张芳预言王船山学术虽一时埋没，但长远的思想影响力必将有过之。 第三、开馆办学，教授《春秋》。王船山除得到王应章资助外，主要靠在六合寺讲学授徒，赚取生活费用。六合寺位于常宁市洋泉镇街区西边，是欧阳氏钊派宗寺。据《欧阳宗谱•四修》载：“六合寺，原系始祖钊公仝男建立新寺左……迨復初公与住持僧虞公移建莲花塘侧。”六合寺两进三横，砖瓦建筑，交通、吃住方便，为船山设馆授徒的最佳场所。讲学内容，一是交流“帖括”。“殷公铭以文艺相质，公为之订正，常宁文士来者益众”(《船山公年谱》)。“浴日始以帖括(科举应试文章)见示，继此而宜江士友泛晋(船山称常宁西南山区为晋宁)而与余言帖括”(《殷浴日文稿序》)。船山在常宁西庄源没有来得及撰写《春秋》学著作，但他在这里讲学《春秋》，为后来创作《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著作作了重要铺垫。船山先生潜心于《春秋》微言大义的揭橥和阐发，并将《春秋》视为中华民族固本培元的精神之魂。在流寓西庄源的岁月里，船山为常宁诸学子讲述《春秋》，以此激发民族复兴的斗志。他在六合寺设馆授徒，为常宁文士讲授《周易》《春秋》。为什么要“为邑人说《春秋》”？因为“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说《胡氏春秋》？因为“而能阐微言大义者，惟宋文定胡氏传”(《曲潭李氏宗谱序》)。胡氏春秋主旨是尊王攘夷、严夷夏之辨。船山先生讲授《胡氏春秋》，完全是激扬学生的民族正义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而最能体现船山先生在西庄源讲《春秋》的良苦用心的，是船山自作的《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自笑》诗四首，这四首诗表达了船山先生对晋宁(常宁)诸学子讲授《春秋》王道大义的目的，表露自己对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耿耿忠心，虽说口占、自笑，却饱含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忧思和对诸学子的殷殷冀望，凸显船山不能自已且生死无惧的家国情怀。第一首“腹借征南库，灯邀汉寿光。伤心难自遣，开卷是春王”， 用杜预和关羽喜读《春秋》的典故，既以自况、自励，亦以其所陶铸之傲岸气节和风骨来策励这批从常宁各地赶来向船山先生请教的学子。第四首“荧泽宏演肝，伊川辛有泪。未知家则堂，云何宣此义”，用弘演、辛有、家则堂的故事，表彰忠肝义胆，崇尚忠贞不屈之民族德操，凸显民族大义、以及为道义而献身的民族精神。 第四，写诗作文，抒情应酬。唐特凡《王船山流寓常宁史实考》考证，录王船山在西庄源创作的诗词52首。其中：1654年录悼念侄儿王敉的七绝4首；1655年录《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自笑四首》《西庄源》《小祗园》等23首；1656年录《新秋看洋山雨过》等19首；1657年录《西庄沅所居，后岭前壑，古木清沼，凝阴返映。念居此三载，行将舍去，因赋一诗》等6首。据常宁地方志及族谱，王船山在西庄源创作的文稿有：1655年作《殷浴日文稿序》、1656年作《阮澹明墓志》(均见《康熙常宁县志》)。1656年六月立《祖诫十四条》。洋泉西庄源《王氏家谱•祖诫十四条》前述：“昔吾船山先生述祖诫十四条，以训子孙。”传说王氏族人原来是请王船山写谱序的，因在之前一个夜晚，王船山听到王氏族人家中传来啼哭之声，妻郑氏告诉他：“一家族人三个月前死了儿子，儿媳不肯再嫁，公婆不肯留她，当地习俗‘寡妇出嫁，夜里过门’，母子不舍，故哭做一团。”王船山听后叹曰：“民之陋习不除，国何以兴焉？”因此立《十四诫》，至今仍被西庄源王氏后裔奉为圭臬。王船山在常宁还作有《殷四铭传赞》(《殷氏族谱》)、曲潭《李氏族谱序》等。 二、王船山在常宁西庄源的著述 船山在常宁西庄源的年龄是35-38岁，正是一生中精力最旺盛，最富有想像力、创造力的年龄。 1.《老子衍》的创作背景、框架结构、主要观点。 1655年8月，王船山平生第一部著作《老子衍》是一部注释著作。《年谱》载“《老子衍》序始创之时在旃蒙协洽，又作于壮月己未”。全书2万余字。王船山认为，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原因不是明朝腐败，而是学术风气不正，导致社会伦理道德凋敝。最有害的是三家，老子、佛学、申韩。三家之中，老子思想是总根源。王船山在《老子衍》自序中剖白旨趣：“昔之注《老子》者，代有殊宗，家传异说……夫之察其(《老子》诸家注解)悖者久之，乃废诸家，以衍其意；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正统儒学)复也。”《老子衍》主要观点： 衍其义。首先是抉发《老子》原义。王船山认为，历代《老子》注疏多歪曲《老子》原义，如何晏、王弼以玄学注老，鸠摩罗什、梁武帝以佛理注老，陆希声、苏辙以禅宗注老。王船山自定的原则是，深入研究《老子》的真实思想，找出老子著作此书的缘由，通过对《老子》义理的推衍，暴露老子思想的缺失，最终目的是为了修正当时风靡于社会的王学末流思想，将思想的发展拉回经世致用的实有层面。序论即体现了船山“入儒学之正”的衍老宗旨。 见其瑕。《老子》的缺失有哪些呢？《老子衍自序》：“夫其所谓瑕者何也？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不公、不经、不祥，是《老子》的“三瑕”。 道使复。王船山认为，老子比起儒家之道甚浅。儒道核心，是“文之以礼乐以建中和之极”。其依据为太极、天、皇极、命、道、理、中和等哲学范畴，礼乐是它的具体表现。在王船山看来，这些方面才是真正深刻的，这个深刻表现在从天道到人事、从知到行、从物到心的一切方面，这个深刻是老子所梦想不到的。 两端一致。“两端一致”最早出现于王船山对《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的注解。王弼诠老子宗旨为“崇本息末”，船山道论思想以“两端一致”贯穿。《老子》之旨，司马迁“老聃无为自化，清净自正”庶几近之。老子之旨具体表现为“大道泛兮，其可左右”的本体论、“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论、“载营魄抱一无离”的修身治国论。天地生养万物，亦赐死万物，生不为恩，死不为怨，生死乃道之两端。“万物归焉而不知主”，道“迭与为主”，以大小左右出现，居无定主，左右为两端，一致于大道。船山诠“道生一”处言：“冲气以为和”，诠“一生二”处言：“既为和矣，遂以有阴阳。冲气与阴阳为二”。阴阳为两端，和为一致。船山于“载营魄”处小注：“营魄者魂也，载者，魄载之。”载与所载为二，则离矣，魂魄别而为二，则离。如何能无离？两端“抱一”，即归一、一致，魂魄都归妙道。万物万变，“万变”是“两端”，两端相争，则为“梦妄作”而不能自平。 2.《周易外传》的创作背景、框架结构、主要观点。 《周易外传》共七卷，卷一《起乾讫否》二十八论，卷二《起同人讫离》二十三论，卷三《起咸讫井》二十四论，卷四《起革讫未济》三十论，卷五《系辞上传》十六论，卷六《系辞下传》十五论，卷七《说卦传》七论、《序卦传》一论、《杂卦传》一论。这一年他还写了《周易内传•发例》，共15400字。《年谱》说：“周易内传发例、跋，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但《船山遗书》未刻跋。 《周易外传》主要观点：乾坤并建。乾坤并建为诸卦之统宗。“周易并建乾、坤为太始，以阴阳至足者统六十二卦之变通。”“阴阳实体，《乾》《坤》其德也。”乾坤不相离，阴阳相合，乾坤合德，才能生化万物。“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生’作为乾坤确立之目的，此乃《易》之真正关怀。王船山乾坤并建的目的与真正用意也正在于此，“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乾予万物以“性”，坤予万物以“形”。坤不仅资生万物，而且普载万物。“乾坤并建”，确定不同于“乾尊坤卑”的价值秩序。“乾坤并建于上，时无先后，权无主辅，犹呼吸也，犹雷电也，犹两目视、两耳听，见闻同觉也。”乾坤并建也是其全部哲学体系的易学视野和方法论原则。 天下惟器。“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道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没有“器”就没有“器”的“道”。对朱熹“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进行了批驳，指出“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形而上不能离开形而下，道离不开器，“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器是根本的，第一性的，道是派生的，第二性的，这是船山演绎的唯物主义“道器”观。 体用胥有。“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周易外传•大有》)船山首先肯定用是有，肯定客观事物的实际存在，然后从用之有而推证体之有。“体用相函者也。……体以致用，用以备体。……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周易外传•系辞上传》)车、器是体，车可乘、器能贮，是用。体指实体，用指作用。“故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人生而静以上，既非彼所得见矣，偶乘其聪明之变，施丹垩于空虚，而强命之曰体。聪明给于所求，测万物而得其影响，则亦可以消归其用而无余，其邪说自此逞矣。则何如求之感而遂用者，日观化而渐得其原也？”(《周易外传•大有》)船山提出“由用以得体”、“日观化而渐得其原”，这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辩证思想。“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周易外传》卷六)船山认为，运动是永恒的、绝对的。“太虚”即气，气的运动表现为气的聚散。气聚则成为事物，这是自虚而实；气散则事物消灭，这是自实而虚。事物经常在变化之中。“自虚而实，来也；自实而虚，往也。来可见，往不可见；来实为今，往虚为古。”船山把事物存在分五个阶段：“凡生而有者，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周易外传》卷二)“胚胎”是事物的开始形成，“流荡”是事物的运动，“灌注”是事物之间的互相影响，“衰减”是事物开始毁坏，“散灭”是事物完全毁坏。“散灭”和“衰减”是就一个事物说。就气说，只有聚散，没有生灭。就气说，一个事物的毁坏意味着“推故而别致其新”。五个阶段也是相对的。事物时时刻刻在变化之中。“是故乾纯阳而非无阴，乾有太极也；坤纯阴而非无阳，坤有太极也……无所变而无太极也。”(《周易外传》卷五)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阴阳是对立的，阴阳对立的统一成为太极。“天尊于上而天入地中，无深不察；地卑于下而地升天际，无高不彻……齿发不知其暗衰，爪甲不知其渐长，一老少之无时也……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者，无地无有也，万物无有也。”(《周易外传》卷七)凡是相对待的东西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3.《黄书》的创作背景、框架结构、主要观点。 《黄书》是王船山的主要政论著作。全书分《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正》《离合》七篇。共16720字。主旨是“摈拒殊类”、“扶长中夏”，反对民族压迫，维护民族独立，总结汉民族败亡的教训，提出了反“孤秦”“陋宋”的反专制政治的思想，提出了“公其心，去其危”，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智力，以治理轩辕以来华夏大地的政治理想。《黄书》主要观点： 一是民族自信。王船山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持有高度自信。“是故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明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黄书•宰制第三》)王船山认为，中国财力足以使其成员更好地生聚繁衍，军力足以自强，智力足以自明规律。只要坚守“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强植，仁勇竞命”，就一定能够形成坚如磐石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从而在未来的岁月里产生 “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的伦理效应，催生民族走上伟大复兴。 二是清除积弊。针对前明的政治积弊，王船山在《黄书》中提出了五个建议，即兵民分治、加重府权、选贤任能、关心民众疾苦、讲究战略战术。王船山对明末豪强当政、民不聊生深恶痛绝，明确要“诃斥以辱之，裔夷以邀之，经棘以锢之，刑杀以威之”，即采取断然措施，打击豪强，减轻人民痛苦，已经出现了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的萌芽。王船山的爱国主义和民本意识，是当时社会前瞻性极强的醒世忠言。 三是抵抗外侮。“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作为黄帝轩辕氏的子孙，应当固守自有疆域，扶长中夏实力，抵御外来民族侵扰，以免造成灾难。强调一个民族“自固族类”的伦理价值，提出“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缊也”，强调“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邱”。从“自固族类”的民族意识出发，船山呼唤志士仁人应当着力思考“建民、固本、清族类、拒外侮之谋”，“乐天下之成而成之，选天下之利而利之”，进而使其“血脉强固”、“清气疏曜”，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常宁西庄源三部著作的地位 船山先生在常宁西庄源著述的《老子衍》《周易外传》《黄书》是船山思想三大奠基著作。三部著作在船山思想、湖湘文化、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价值和重要地位。 1.《老子衍》的价值、地位。 其一，《老子衍》奠定了船山思想方向。船山先生在常宁西庄源著《老子衍》，最重大的价值和意义，是奠定了船山思想的方向。船山“衍老”的手段是入垒、袭辎、暴恃、见瑕，目的是道使复——入儒学之正，这也成为了船山思想笃定的方向。 其二，《老子衍》颠覆了古今注老模式。《老子衍》的观点并没有更接近《老子》原义，《老子衍》的超常之处，在于别开生面，王船山几乎概括了古今对《老子》误注、误解的主要思路，同时，还对每个观点都提出理由来演绎，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有利于澄清两千多年来对老子思想的误解。 2.《周易外传》的价值、地位。 《周易外传》不仅是船山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整个学术体系的核心。《周易外传》是王船山易学、经学、哲学思想的基石。 其一，《周易外传》建构了船山易学总纲。船山一生撰写了《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和《周易大象解》六部易学著作，构建了易学史上最完备的易学体系，《周易外传》是这六部易学著作的开山与奠基、核心与巅峰。《周易外传》首创的“乾坤并建”，是船山易学思想总纲，是船山易学最重要的解易体例和易理基础，船山易学“以乾坤并建为宗”。 其二，《周易外传》建构了船山经学总纲。“六经责我开生面”，《周易外传》是船山首开六经生面之作，是船山经学首部经典。 其三，《周易外传》建构了船山思想总纲。易学是整个船山思想的根基。船山通过对《周易》的深入解读，展现了他深刻的宇宙观、历史观、社会观和生命观。强调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遵循着《周易》所揭示的规律。“晚明有王船山，作《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熊十力)。尊生、明有、主动、率性，成为船山思想活的灵魂。 其四，《周易外传》代表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巅峰。《周易外传》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代表清代易学巅峰、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巅峰。 3.《黄书》的价值、地位。 其一，《黄书》奠定了船山思想的目标：文化复国。《黄书》是关于黄帝文明的书，现代国家层面公祭黄帝，即胎元于《黄书》。《黄书》规定了中华文化的方向与世界责任，在重建中华文化向度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熊十力认为王船山“志在中夏文化之复兴”，从《黄书》到晚年的《读通鉴论》，贯穿了文化复国的主题。 其二，《黄书》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章太炎说，“船山学说，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当今之世，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黄书》所宣示的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启蒙先声。 其三，《黄书》奠定了王船山“中国最大经济学家”的地位。1906年，勇立《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认为王船山思想“与斯密生计自由之说，真若无毫发之差者”， 推崇王船山是“我国最大之计学家(经济学家)”。 其四，王船山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此预言已经由曾国藩主持编印、发行全国的金陵版《船山遗书》证实；王船山生前还预言“五百年后吾道大昌”，我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结语 常宁西庄源是船山思想的发源地。常宁西庄源是船山文化复国初梦地、春秋大义初播地、入儒思想初衍地、易学思想初阐地、民族复兴初构地、王氏族规初订地。也是船山思想最早的传承地，船山先生最早的一批知音在常宁、最早的一批传人在常宁，常宁流传有船山最早的作品集(《王姜斋集》)，《康熙常宁县志》(成书于1673年)最早收录王船山作品《阮澹明墓志》《殷浴日文稿序》，以及相关作品张芳《与王而农书》等。常宁王、李、阮等多家族谱保留了一批珍贵的船山先生作品。船山思想对常宁的影响是独特的、深远的、持久的。有一大批当世知己和嫡传弟子，他们是船山思想直接受益者、直接实践者、直接传播者。 从1654年常宁西庄源开始，船山用整个下半生著书立说，形成了完整的“船山思想”，船山思想形成的完整地理路径，筑梦于常宁西庄源，续梦于南岳续梦庵，圆梦于衡阳石船山。学界除了根据现存的文本、数据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亦当努力发掘船山思想研究中的“原始森林”，船山思想研究中还有很多原始森林、原始次森林，有待大家去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1]《船山公年谱》，光绪刻本，王之春编。 [2]《王船山流寓常宁史实考》，唐特凡《粹片集》。 [3]《康熙常宁县志》，张问明修，殷铭篡。收录《阮澹明墓志》《殷浴日文稿序》、张芳《与王而农书》等。 [4]《嘉庆常宁县志》，清嘉庆四年刻本，杨纯道修，王绅、段绍章篡。 [5]《同治常宁县志》，清同治九年刻本，葛凤喈修，吴山高等篡。 [6]《沅湘耆旧集》，湖南图书馆存。 [7]《常宁殷氏族谱.殷四明传赞》，王船山。 [8]《王船山的思想遗产》，滕文生。 [9]《六合寺——王船山在常宁传播进步思想文化的地方》，欧阳满生。 [10]《希张横渠之正学——王船山对张载关学的继承与发展》，王泽应。 [11]《王船山〈老子衍〉“两端一致”之道论研究》，蔡家和。 [12]《代表〈周易〉思想大成的王夫之，在乾坤思想上又有哪些造诣》，夜敲长月。 [13]《船山思想：湖湘文化的精神高地——访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熊考核》，奉清清。 [14]《船山易学中的“乾坤并建”思想》，王雅、刘明山。 [15]《王船山语要》，黄守愚主编。 [16]《〈黄书〉与清季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型》，彭传华 [17]《中国大百科全书》。 注： [1]袭盖卿、王居仁：袭盖卿，字梦锡，南宋常宁人，乾道五年(1169年)以明经中进士。后入岳麓书院，为朱子高足。又与王居仁执经于张栻之门。乾道八年(1172)，袭盖卿、王居仁在县城南双蹲石前建芹东书院(后改名双蹲书院)。著有《正性篇》《反诚篇》等。王居仁，乾道八年(1172)进士。“伪学禁”起，绝意仕进，立精舍于西门外锡爵塘，名鹅湖书院。著有《质疑篇》。 [2]许介之。许玠，字介之，原籍襄邑(今河南睢县)，理宗宝庆(1228～1230)进士，理学家魏了翁门人。宋室南渡时徙居常宁，筑东溪书舍授徒，人称东溪先生。与当时著名江湖诗人乐雷发、刘克庄、戴复古等交游甚密，均有唱和。 (责任编辑：相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