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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探究长征胜利原因、概述船山及其思想入手，追溯船山思想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的渊源，即缘于以杨昌济为主要代表的湖湘学派大师的理论传承、缘于以曾国藩为主要代表的湘军将帅的实践证实、缘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继而发掘船山思想影响毛泽东长征战略决策的主要表现，包括“江西突围的战略转移、通道转向的路线纠偏、遵义聚首的领袖确立、赤水惑敌的围堵摆脱、凉山结盟的民族融通、草地脱险的极限挑战、南下分裂的阴谋粉碎、陕北安家的驻地确定、三军会师的主力整合、北上抗日的大义抉择”等，点明毛泽东决策理念与船山思想相通之处。最后延伸至阐述船山思想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接过长征接力棒的启示，主要为党在决策时“不能忘记初心、不能失去民心、不能否定圣贤、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没有核心”等。 【关键词】船山思想 毛泽东 长征 战略决策 影响
八十年前的今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零五天，行程二万五千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揭开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崭新篇章，铸就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追溯红军长征这段历史，毛泽东为什么能屡次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乃至让他的同志、对手都觉得深不可测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关键是靠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决策。那么，影响其长征战略决策的因素是什么呢？笔者通过探寻毛泽东长征前后的心路历程，发觉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船山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方成了红军长征的制胜法宝。 船山思想是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应运而生的。王夫之勇敢面对改朝换代、社会变革以及传统文化内在危机的历史挑战。在报国屡挫后，他决定走文化复兴汉民族之路，企求“民族亡了，文化不能亡”，毅然隐居著述40余年，著成《黄书》、《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礼记章句》、《春秋家说》、《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通》、《宋论》、《读通鉴论》等近100种、400余卷、约800万字的煌煌巨著，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法学、教育诸多方面。船山先生站在历史高度，对社会变革深刻反思，对传统文化批判总结，自觉置身于现实生活中，承担起从思想领域去反映时代精神的历史重任。他那超越前人的博大精深、气势宏伟的思想体系，随着船山著作的刊行，船山学研究的深入和船山学说的广泛传播，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不断走向社会。其“务实求真、趋时更新、知行并进、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后世，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长征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借鉴、践行船山思想取得的阶段性重大成果。 一、船山思想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的渊源 1、缘于以杨昌济为主要代表的湖湘学派大师的理论传承。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受到了他一生最景仰，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又为岳父——杨昌济的教育。杨昌济一生研读最多最深的是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著作，尤其是船山著作，精读过《船山遗书》，研究的内容则涉及船山的知行观、理欲观、善恶观、义利观、动静观、历史观、文艺观、教育观、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等。完全可以有理由说，杨先生是当时湖湘学派最重要的承继者、发挥者和宣传者。毛泽东幸遇良师，共度了五年半的光阴。使他的人生视野大为开阔，并开始探索和确立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理想。《心之力》就是毛泽东的内心真实写照，让先生惊叹不已。由于杨昌济的很多思想直接来自王船山，因而青年毛泽东也自然受船山思想的影响。很多事实和资料证明，杨昌济传授给毛泽东等学生的重要内容就是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从现存的毛泽东的《讲堂录》以及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看，杨昌济不仅在课堂上大量向学生传授船山之学，还同经常前来板仓杨寓所聆教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讨论王船山的思想和学问。此外，杨昌济还鼓励毛泽东到船山学社听讲船山之学。1920年秋至1921年冬，毛泽东曾在船山学社居住和工作过一年多时间，还亲往船山的家乡访问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船山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包括（1）受船山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所影响。从毛泽东《讲堂录》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王夫之置民族利益于最高，把中华民族的兴亡，看作是“古今之通义”的“三义”说很是推崇，它对激发毛泽东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船山先生“扶长中夏”，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大儒家的精气神与胸襟抱负，给毛泽东注入了精神力量和胆魄。使他的人生在起步阶段，就有了方向格局和高度。（2）受船山先生民本思想所影响。戊戌变法时的湖湘学者谭嗣同说: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王夫之认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王夫之沿用传统范畴，把“天”看作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强调必须畏民、重民，提出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作为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民有一种朴素阶级感情的毛泽东，在船山先生民本思想引导下，把为人民谋幸福，当作他奋斗追求的目标。把消除贵贱之分，实现人人平等；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当作他投身革命的动力。（3）受船山先生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所影响。王夫之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作了唯物主义的总结，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使知行论达到了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峰。特别是王船山创立起“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后，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想更加盛行于湖湘大地。这种崇尚实学，不喜空谈，重视实践，提倡力行的学风和精神，激励青年毛泽东积极投身一系列实践活动。如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恳请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同他联系，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又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五四”之后, 他又领导湖南的学生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积极参加并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1927年深入湘乡、湘潭、衡山、衡阳等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为工农革命军的组建乃至后来红军长征线路的选择奠定了可靠的思想基础。长征过后的延安时期，毛泽东认真总结了长征经验与教训，并进一步研读《船山遗书》，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两篇著作，对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极具影响。 2、缘于以曾国藩为主要代表的湘军将帅的实践证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乡邻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认为，先生杨昌济在理论上加深了他对船山思想的理解。而曾国藩更侧重在实践上证实了船山思想的可行性与指导价值。清咸同年间，曾国藩、彭玉麟等湘军将领对王夫之学说极为推崇，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戎马倥偬之际，亦不忘研修船山著作。1863年7月9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邓小芸送其叔父湘皋先生书各种，内有《沅湘耆旧集》二百卷。余因取王而农……诸家一阅。”攻陷安庆之后，即开始“搜刻船山遗稿”。同年7月24日，曾国藩兄弟拿出白银五千两，在安庆开始刊刻并于1865年冬在南京完成《船山遗书》（亦称金陵本）56种、322卷，比邓显鹤刊刻的《船山遗书》更为全面和系统。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中写道：王夫之虽“深闭故藏”，其学不显于世，但他在两百多年前所作出的“穷探极论”与近世巨儒的“卓绝”之论“若合符契”，而其“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之精神气象呼之欲出，对今之学者多所裨益。王夫之思想经由邓显鹤、曾国藩刊刻的《船山遗书》及其表彰得以光耀于世，并一时成为士大夫竞相研读的热门著作。据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介绍：“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除“效法前贤，澄清天下”，发挥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作用外，主要目的是将自己所研究融通的王夫之思想作为湘军的精神支柱，从而提高湘军这支乡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曾国藩此举不仅将王夫之的著作广为流传，让船山学术思想辉映千古，而且为毛泽东治军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难怪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因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帅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指导其办成了大事难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使毛泽东对曾国藩才有发自内心的折服并在带领红军长征途中予以借鉴。 3、缘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列主义为毛泽东红军长征战略决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18年，青年毛泽东受其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恩师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积极参加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重要课程。在北大，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开始逐步接受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在吸收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创立了列宁主义，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又按照列宁的实践，再对比船山思想，竟欣然得出结论——王船山是“东方的黑格尔”；继而证实翻译《资本论》的侯外庐先生所说：王船山可以与费尔巴哈“并辉千秋”。正因为船山思想的伟大，1921年8月，毛泽东决定利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使湖南自修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后来还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这些都体现他对船山思想的崇尚。毛泽东就是通过研读、借鉴船山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如何适应中国的土壤，吃下了“定心丸”，认为不能机械照搬。从秋收起义到红军长征就是船山思想与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果断运用。实践证明，毛泽东建立工农红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毛泽东曾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把农民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他认为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代表了全部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在这种残酷野蛮的政治关系中的中国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毛泽东就是以人民行事，为大众谋福的。从而赢得了民心，最终赢得了长征直至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船山思想影响毛泽东长征战略决策的主要表现 纵观整个长征过程，毛泽东经历了若干重大战略决策的考验，包括“江西突围的战略转移、通道转向的路线纠偏、遵义聚首的领袖确立、赤水惑敌的围堵摆脱、凉山结盟的民族融通、草地脱险的极限挑战、南下分裂的阴谋粉碎、陕北安家的驻地确定、三军会师的主力整合、北上抗日的大义抉择”等等，无不闪耀着船山思想的光芒。如（1）毛泽东面对革命以来，特别是惨睹红军战士的大量伤亡，一直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与王船山“不灭其星星之火”相通；（2）毛泽东选取敌人力量薄弱的线路长征，实行“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战术，就与王船山“攻瑕破坚”的思想相通; （3）毛泽东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与王船山“全军为上”的思想相通;（4）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战”，就与王船山“难与易”的思想相通; （5）毛泽东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运动战术在红军“四渡赤水”中得到灵活运用，就与王船山论述的农民战争游击战术和“道莫盛于趋时”的求变思想相通；（6）毛泽东凉山与少数民族结盟不扰民的做法，就与王船山“爱瑶民”、“以民为本”的思想相通；（7）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会师，集中兵力北上抗日的军事策略，就与王船山所论述的明确主攻方向相通；（8）毛泽东始终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与王船山“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思想相通，这是毛泽东遵义会议被确立为领袖的关键。而博古、李德、张国焘们照搬马列教条，就只有失败。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具有明显的本土因素,说明毛泽东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 “完整的、统一的、深入的”结合的典范。 三、船山思想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接过长征接力棒的启示 既然船山思想的伟大，可被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结果所证实，那么，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接过长征接力棒后，应如何面对当前复查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实际问题，我们通过借鉴毛泽东红军长征战略决策，觉得启示颇多。 1、不能忘记初心。船山先生自幼立志报国，不管是考取功名报国破灭，还是举兵反清复明失败，乃至投奔南明王朝险遭暗害，他都没有消沉。最终决定通过隐居著述授徒，走曲线救国之路。他为光复大汉民族的那一颗赤诚之心死志不渝。红军长征能攻克千难万险，就是靠心中始终勿忘“解放劳苦大众、复兴中华民族”的坚定信念。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学习船山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主义气节，发扬长征优良传统，高举理想信念旗帜，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2、不能失去民心。船山先生认为“民者，国之本也”，“王政以裕民为先务”。长征途中，各部队在筹款和征集物资时，不损害百姓的利益，以实际行动展示优良作风，教育群众、赢得群众。在部队即将进驻遵义城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十二条口号和八项注意，命令各部队进城时，不得自由行动，不准随便进百姓家，借东西要还，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红军赢得群众支持与向往，才造就了一支铁一般的红军队伍，形成了战胜凶恶敌人和克服重重困难的强大力量，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时时、事事、处处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实现国强民富。这样，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不能否定圣贤。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圣贤经典思想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我们决不能忘记。船山先生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早于西方哲学家黑格尔等两百余年提出。毛泽东做到古为今用，从中汲取精华，让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长征和以后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习总书记倡导“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国学”、“国学要从娃娃抓起”，就是要求我们不忘祖宗，学好国学经典，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因为没有文化软实力的强国是不会持久的。 4、不能照搬西方。满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教训惨痛，务必引以为戒。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想相继渗入。一些洋垃圾被盲目推崇，祸害不可小视。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需像毛泽东那样，学习借鉴船山先生“知行并进”、“趋时更新”思想，做到“洋为中用，因地制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用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断完善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5、不能没有核心。长征的历程和经验启示我们，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人口之众多，地域之广博，没有核心力量就会“一盘散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的确立，是长征时就被证明的党建工作致胜关键。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需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倾向，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主要参考书目】 [1]《党领导长征胜利六大启示》 文/谭卫平 [2]《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文/刘华清等 [3]《王船山对毛泽东人生的影响》 文/李 滔 [4]《王夫之的三个“铁杆粉丝” 》 文/陈华荣 [5]《毛泽东与王船山军事思想的相通之处》 文/刘飞 [6]《王夫之》、《毛泽东》、《长征》 文/百度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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