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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从孔子著《春秋》开始，史书的作用就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遣词造句中的“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史学家奉为经典。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不仅在于它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方法，更在于作者超越性的史学观点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看来，历史不是单纯的一系列事件的客观记录，也不是一个个人名的排列组合，而是通过人物与事件的想象性写作来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寻找古今变化，朝代兴衰中的规律，形成一家的学说，并表达出作者独特的思想观念。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仅仅把它看作历史著作的杰出典范，同时它那以史实为基础，加上个人想象性的描述方式，使之亦成为文学著作的标杆，尤其是每篇结语处的“太史公曰”，一方面展现了作者深刻精细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被后来的文史学家所继承，形成了文史著作中“论赞”的传统，甚至在当代人的网络历史小说如《明朝那些事儿》中，作者当年明月也常常跳离出历史叙述抒发个人感怀，这恰恰是《史记》开创的写作方式。对中国人而言，历史不是一个个逝去的苍白的灵魂，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无意义的数字，它如此地生动而鲜活，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通过这些历史故事发现自己，观照自己，认识自己。 作为衡阳人，王船山不仅是湖湘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者。他的同乡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船山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魏源、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乃至胡耀邦、朱镕基等皆深受船山思想的熏陶。王船山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前一句表达了先生毕生追求的学术志愿，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注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思路。后一句则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姿态，“乞活埋”意味着他誓死悍卫明朝政府，不惧怕清政府的压迫，抒发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人生追求。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全书》16册，其思想通过近代湖湘士人的实践而广播四方，影响至今。阿山之所以选择王夫子作为写作对象，不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喝着同样的水，接受同样的文化，更来自于他能从人物身上获得与自己心灵沟通的地方，甚至可以借助人物表明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王船山出生于诗书之家，他是父母高龄得子，颇受宠受。自小随兄长与父亲学习经书，科举之途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落弟。明崇祯年间，王船山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船山的思想，形成了王船山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王船山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又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王船山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他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体，王船山的一生是极其不顺的。亡国，亡妻，丧子等等，现代人若遭遇到其中任何一种不幸都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作为一个凡人，他经历战乱、斗争、牢狱、生离死别后，依然坚强地活着，作为一个伟人，他拒绝了清政府的锦衣玉食，选择清贫地隐居，并留下了《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煌煌巨著。 阿山的传记小说《王船山》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文学性的个人想象，使得王船山等一群人物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例如第一章的《黄鹤楼上赋诗》，年轻的新科举人们意气风发，登楼四望，把酒言欢，为了不负良辰美景，决定赋诗以言志，以一炷香为限，香燃则诗止。这时“有的人开始摇头晃脑地拉着长音吟哦，有人在纸上急急地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有人踱着方步，作徘徊思考状”，而独独有船山，却是“一手端着酒杯，凭栏远眺，似乎在欣赏着远景，把写诗的事忘记了。”在众人的对比之下，青年船山那种随意洒脱，淡泊名次的风流才子形象跃然于纸上，也为他今后绝人尘迹的性格与行为打下了伏笔。除此之外，作者对于其他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添加了符合现代人思维的合理想象，例如，在船山听到明亡的消息之后，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文字描写他的痛苦与绝望，“眼前一片昏黑，所有通向远方的路瞬间消失了，他不知身处何处，昏昏沉沉地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好像地变成了天、天变成了地，并且旋转起来……”他不吃了不喝，却要写诗来泄悲恨，写完“拖着长音声读了起来，读得声泪俱下，最后竟哽咽无声。”而妻子陶氏，却以其独特的想法启发饱读诗书的船山，她以自己心爱的花瓶为例向丈夫发问，“既然一个花瓶碎了，再伤心也不会成为原来的花瓶了，那么一个朝廷碎了，你再伤心它还会成为原来的朝廷吗？”从而引出“国家的衰亡，其实也有皇上的一份责任”的论判，这对于一个一个深居家中操持家务的古代妇人而言，的确是语出惊人的，作者把这样的言辞放在陶氏的身上，却没有引来不适之感，因为它契合于当代读者的文化生存环境。无独有偶，作者对于船山的第二位夫人更是倾其所爱，郑氏喜欢读书，出口能成诗，甚至还会反问“朝廷为什么不让女人参加科举考试呢？”“如果女人有资格参考，也许自己也会去参加，说不定一不小心就考上了状元呢。”这些都是作者虚构性地赋于人物的性格，不但增添了文学性的阅读美感，唤起当代人的价值共鸣，也寄托了作者对于古典贤德女子的美好幻想。 正如中国历史小说所追求的那样，阿山对于王船山磊落的行为和耿直的品格的热爱恰恰反映了他自身的人生信念。为了完成这本小说，阿山不顾艰辛，付出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阅读船山先生的著作，他在后记里写道：“近千万字的著作像一座山，攀越它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且船山的文章和诗词都古奥难懂，比读先秦的古籍还难。”尽管如此，阿山对于那些重要的著作，“比如《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庄子解》、《尚书引义》等书，我不但精读了，还做了读书笔记。”不仅如此，他“又找研究船山的专家的学术著作来读，还找明清的历史著作和地方志来读。”与此同时，他“游历了船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湘西草堂、南岳方广寺、肇庆、桂林等地，还走访了一些研究船山的专家学者……”如果说船山隐居之后用生命来研究学术的话，阿山放弃了安享悠闲的休息时光，而沉溺于船山先生的文字之中，把湖湘文化的精粹得以发扬与传承。《王船山》采用的是顺叙的叙事方式，文字朴实严谨，其人其事都有史实依据，与市场化的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有着极大区别，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与写作过程都带着朝圣一般的虔诚，对船山先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崇高的敬意，同时在他的朴素干净的文字中，我们通过船山的故事看到了一个同样刻苦耿直的阿山，这就是研究对象给研究者带来的人格上的影响与提升。 当然，作者比较传统的文学写作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年轻人对于这本小说的关注度，文字表达过于严肃，历史观念也略显滞后，难于引发年轻人的价值共鸣，作者在梦境的描写上的想象力发挥得不够充分，例如，王船山几次梦到狼，在赶考之前梦见的和在写《读通鉴论》时梦见的，应该是不同意义的儿狼，第一次狼象征是皇权的破坏者，它的出现使明朝灭亡，同时也断送了船山的科举进士梦，第二次狼是统治者的象征，更是命运的象征，对于像船山这样睿智聪慧的学者，命运像狼一样吞噬着他生命中的希望，而他只能在书本中寻找到活下去的价值和慰籍，因此，狼这个形象是整本现实主义小说中可以发挥非现实想象力甚至带有魔幻色彩的切入点，而作者对于狼的描写力度是不够的，也没有把它作为意象性的存在而得以提升，非常地可惜。由于作者对王船山的强烈认同与深厚的喜爱，因此，小说没有适当地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人物，没有把这个人放在历史的局限中去理智性地分析，这对揭示人的生命的悲剧性的本质无疑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也降低了小说在思想上的深刻性与现代性。 几百年前的船山先生，用他的文字让他永远地活着，几百年之后，阿山从这些文字里一点一滴地还原出船山的一生，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永远都是隐藏而私密的，那些没有用文字显现出来的沟通才是最本真最快乐的个人经验。 (责任编辑：相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