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船山学刊》2009年02期 作者：肖伟韬 原题为：王夫之《宋论》中岳飞形象的文化解读

    舒士彦于《宋论》点校例言指出：“船山史论两种，成于最晚之岁。盖读史有感，随事触发。初无意于为文，故每篇皆不立题目：而于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均有论列。又自以身丁末运，明帜已易，禹甸为虚，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致意焉。”的确，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其思想的博大精深，让人望洋兴叹：而把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打并到对传统文化深刻总结的精神，更是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作为王夫之史论两种之一的《宋论》，对抗金名将岳飞的刻画和论述，在其少有推可的尖锐批判态度中，直以“岳侯”称之，用惋惜的笔调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敬意。这固然与他的遗民情结有关，但除却这个成分，王夫之透过历史文化层面反思历史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的确让后人难以企及。可以这么说，通过《宋论》及《宋论》中有关岳飞形象的论述及精当的评定，我们可以对岳飞有一个基本的全面了解。

    而理解了岳飞。差不多就可以比较清晰的了解南宋初宋王朝与金国之间那场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以及当时南宋王朝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同时，理解了岳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了解有宋一代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一系列文化层面的内部运作规律。反过来而言，要全面真实地把握岳飞这一著名的历史形象，也只有把岳飞放置在有宋一代整个文化史下加以观照，才能真正诠读岳飞这一历史形象。

    众所周知，南宋初，南宋王朝所面临的形势。诚如宋高宗于建炎三年八月所言：“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鳃鳃然……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甚至连主战派的李纲也云：“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务自治，专以守为策。”因此，在“不亡如缕”的历史紧要关头，南宋王朝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其可供选择的道路，无非就是战、守、和、逃。面对四者的抉择。宋高宗以一国之主，采取的策略是以逃带守，以守备战；以战为守，以守求和；以和养战，以战保和。

    可见，由于各种利益的角逐，宋高宗的战略落脚点始终在放在“和”上。“和”才是是其所坚持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这可从他多次对自己心迹的表白中得到证实，如绍兴十二年三月他说：“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

    绍兴十九年四月高宗与秦桧的对话云：“上曰：‘自顷用兵，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桧曰：‘此所以延天命也。’上曰：‘用兵盖不得已，岂可乐攻战。本朝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欲以柔道御之也。”’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极力维护和议的秦桧已死，高宗仍对主和大臣魏良臣、汤思退说：“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尝有力。今日尤当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不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

    不过，尽管如此，高宗为了更加有效的维护其统治，他并没有放弃“战”这个手段，因为他十分清楚地明白，没有“战”作为后盾，“和”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高宗又经常以“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正赖卿等乘机料敌，力图大功”、“朕怀国家之大耻，竭尽民力以养兵训戎，恢复之事，未尝一日少忘于心”等这样的高调激励将兵在外的帅臣、大将，要求他们积极备战。收复故疆，恢复中原，实现中兴。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身处南宋初年的岳飞，以一介草民，自觉承当起了挽救当时风雨飘零的南宋王朝的历史使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为“可谓中兴诸将第一”，成为南宋赖以生存的关键人物。
　　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宋高宗不仅对岳飞“擢自布衣”，许以高官厚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面对高宗的“宠荣超躐，有踚涯分”，弄得岳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以致于经常感喟“臣实何人，误蒙神圣之知如此，敢不昼度夜思，以图报称”。
　　在以利相诱的同时，宋高宗还使尽“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卿忠义出于天资，忱恂着于臣节。志徇国家之急，身先行阵之劳”、“卿智勇兼资，忠义尤笃。计无遗策，动必有成，勋伐之盛，妮耀一时”、“卿一时人杰。董我戎旅。百战百胜，厥功茂焉”、“卿识洞韬钤，天资忠孝，龙骧虎视，声动四方，眷遇之隆，超越今昔”等这样的甜言蜜语。
　　蛊惑岳飞，这就像一顶无形的“紧箍咒”。控制着岳飞的思想，使得岳飞对高宗只能是“感激之心，唯极涕泗”。对于宋王朝，也只能是一心想“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因此，出身卑微的岳飞，时常以“委身徇国，竭节事君”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也就入情入理
　　但遗憾的是，岳飞并没有弄清楚自己只是高宗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更投有弄清楚高宗和权臣秦桧把自己当成这颗棋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一方面，宋高宗和权臣秦桧所使用的驭下之术，恰恰就是利用忠君爱国这顶“紧箍咒”给岳飞牢牢地戴上，然后让他死心塌地的为国捍难；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与怀揣着难言之隐及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唯和是求，对主战派将领时刻都有着很强的猜忌心理。
　　这一点，王夫之曾给予非常尖锐地指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岳飞既然弄不明白，所以宋高宗只要在给自己的御札中表明“卿忠勇冠世，志在国家。朕方倚卿以恢复之事”、“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正赖卿等乘机料敌，力图大功”。“朕怀国家之大耻。竭尽民力以养兵训戎，恢复之事，未尝一日少忘于心”时，岳飞不仅天真的相信了。而且还一直跟随着统治者的意志“老实”地鼓吹所谓的“中兴基业”，进而用自己的切实行动去收复中原失地、迎回“二圣”。
　　其实。也许岳飞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中兴基业”与统治者及其信任的权臣之间的“中兴基业”，其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
 
　　当然，岳飞有时也从感性的层面认识到了自己位卑权高，执掌军事大权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是危险的。
　　因为作为熟读诗书、饱食武艺的岳飞，对历史和本朝与自身相关的典故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的。历史是不用说了。本朝对武臣的猜忌甚于以往任何朝代。石守信、高怀德之解兵，曹翰之不使取幽州，王德用、狄青之屡蒙按劾。都是宋代统治者不惜自家长城之坏而由来已久的成例。
　　所以，王夫之甚至极端地指出：“夫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
王夫之不止一次的感叹道：“宋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呜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
　　顺乎此，也就不难理解秦桧为什么以归虏之徒的身份，而会得到高宗的宠信，因为秦桧只是“以文墨起家，孤身远至。自可信其无他。”
　　但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秦桧会“罅从中决，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萧衍、杨坚之势”，以至于高宗“藏刃靴中，思与争死。而莫能自振”，这当然是后话。而岳飞则不同，他不仅有赫赫战功。执掌军事大权。而且令名播于全国，这对于“怀黄袍加身之疑”的宋代统治者来说。无疑如芒刺在背。就不得不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了。
      总之，造成岳飞这种难堪的境地，是宋代一贯以来以“天下事尽繇书生”及“兵权不可假人”的政策主张使然，但其恶果却是以至于“叩马之书生知岳侯之不足畏”这样的局面。因此，造成岳飞的悲剧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