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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作为一介布衣，热爱乡土，重视亲情友情，与底层劳动人民同气连心，主要表现在他隐居曲兰时期，在此，他们家至少建有四个草堂。如果一一全部修复，实在可谓打造中国古代罕见的草堂文化圈之大手笔。
(责任编辑：相天)1660年，船山42岁，迁徙居湘江之西，当时为衡阳县西乡金兰乡高节里（今属曲兰镇湘西村，含原湘西、竹花二村），于竹花园茱萸塘前，植木九根，编篾为壁，建造小室，取名“败叶庐”，此为船山先生的第一个草堂。作者有诗记之：“新买茱萸半亩塘，苔侵床足月侵墙。天涯芳草迷归路,病叶还禁一夜霜。”是年，船山的内弟、弟子郑显祖去世，船山因与郑氏感情极深，亦因为显祖非常聪颖好学之故，所以特别伤心，犹如孔子之失颜回，有诗数首纪之。 1661年，患难继配郑氏卒，年仅29岁。葬大罗山，船山特命虚其侧，以备将来与之合葬。稍后，船山重访南岳，触景生情，作《悼亡诗》纪之。不久回败叶庐，复有《续哀雨诗》悼郑氏。 1663年，管嗣裘兄管嗣箕卒于南岳百丈山，不久，在船山安排下，返灵筵于金兰高节里之故居。船山与管氏兄弟自幼同里同学同患难。管氏兄弟与船山兄弟，还有本县台源的夏汝弼兄弟，这三对难兄难弟其忠肝义胆惊人的相似，他们代表了南明时期湖南民间的士人刚烈之风。考船山徙居金兰乡原因，需要回顾一下莲花峰起义失败后船山主要战友、同道的去向：夏叔直走匿九嶷山饿死，管嗣裘从王死节，依王介之避居大云山的郭凤跹、文小勇亦均已亡故。只有自陕西富平浪迹至衡，原在衡阳城桂王府任医官的李国相健在，张献忠陷衡后与船山同徙南岳，起义失败后先船山自南岳转徙金兰高节里山谷，而此亦想必其时客居南岳的起义总指挥管嗣裘或其仗义之兄管嗣箕之安排，此时南岳及其周遭已经成为清朝的眼中钉，而管氏兄弟的原籍金兰乡比南岳偏僻许多。李国相居曲兰诗中多有怀念夏汝弼和管嗣裘的。据《衡阳县志》载：“国相尤善介之兄弟，高冠蔉衣，数相往来。……凡隐居三十年，先介之卒。”是年三月，船山因赏杜鹃花至铁墙坳，结识当地种花诗友王恺六，一边论诗，一边为恺六和石灰粉刷墙壁。正是这个王恺六，曾将姜斋诗稿带给时任常宁县知县的张芳，张芳一读之下，想见其人，一封《与王船山先生书》的拜师信由此喷薄而出，至今在湖南地方志书中耿耿流光。 1664年，船山在毕读衡阳县库宗桥小云山下书香门第大藏书家刘近鲁六千余卷藏书之后，为子王颁娶刘近鲁之女刘氏，刘氏后来生五子二女。因为这层亲家关系，船山的许多手稿后来被库宗桥刘氏家收藏，其中有刘氏学人担心散佚，手录40万字。1665年正月十八、十九，船山两个晚上和成湘乡奇才洪业嘉梅花百咏诗，题材毫不重复，首首如玉砌冰雕，虽李杜再世，亦当折腰。三月，游览衡阳八景，作著名的潇湘小八景词、潇湘怨词。夏，游本县长乐大云山妙峰庵，作《大云山歌》。1667年夏，避暑王恺六庄园。是年，因庄廷龙明史案，康熙复兴文字狱，船山与大哥王介之一同被人告发。湘乡举人刘象贤招游至虎塘避难，恰值刘象贤60寿宴，船山即席为子王敔指聘其女为妻，她就是后来为船山誊抄手稿、最后得以葬于船山墓右侧的刘氏。 1668年，船山50岁。船山于败叶庐“不闻人语五十日”，本县三湖马桥宿儒、王朝聘门下弟子唐克峻之子唐须竹，奉父命投船山门下，船山相见恨晚。唐须竹在船山殁后，于大罗山的船山墓旁，筑室隐居，以绎船山学术，直到生命终结，可见师生情深，这个事迹在古代是否报答师恩最感人之孤例，有待考证，但在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船山墓旁恢复“须竹庐”，将点染成高节报国、贞苦治学的草堂文化的一大亮色，笔者认为极有必要。 1669年，住风雨飘摇的败叶庐近十年之久的船山先生终于有条件建造土砖茅舍了，更因为败叶庐面东偏北,冬季船山颇感“病畏北风寒”,遂于败叶庐上首,“因林塘小曲,开南窗,筑观生居”，建成后即有诗《草堂成》纪之，如下：“归舟湘水北，伐木逮秋清。鹤馆松云剪，萍踪雪径成。南窗仍夕暖，东岭迓春晴。萧瑟乾坤里，蓬茅亦太荣。”尾联即景发挥，哲思之奇警，境界之高迈，令人三叹不能已。此后船山还有《早起草堂寓目篱间牵牛花追忆》等诗记录观生居之“草堂”。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有一个自认为重大的发现：目前主要聚居在竹花村（日前已经被并入湘西村）败叶庐、湘西村观生居一带的船山后裔约300人，他们对船山“居衡阳县石船山下”的介绍，以及全国各地学者说船山“晚年（32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都是泛指，而船山在世所言“于石船山下”说法不是泛指，而确指其最后在石船山脚下定居的十七年。所言“湘西草堂”系泛指其本人在曲兰镇建成过的三个草堂。 船山五十岁作《春秋家说》，序中明确写道：“迄今二十二载，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泽空存，念蟪蛄之生无几，恐将生失坠，敬加诠次……湘西草堂王夫之序 ”。乃知此处湘西草堂之名并非单指船山五十七岁时迁到距观生居两里之外的草堂，而是泛指其于湘江之西所建造过的三处草堂。而今天湘西草堂实为在王敔所建草堂废墟上修复，规模最大，加上这一处草堂，事实上在昔日金兰乡高节里今日曲兰镇湘西村，先后建成、存在过四处草堂。 王敔于《湘西草堂记》明确记载：“……越十二年(本为十五年,其中1673年前后的三年离开观生居逃亡在外），再徙于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两里许，仍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而今草堂并非位于石船山下，而是位于东落寨下，离石船山路程约四里，直线距离约两里；要说泛指，那么，比起今草堂，距石船山更近的败叶庐、观生居早应该说位于石船山下，这就与王敔本人的《湘西草堂记》不符合。也不符合船山在临终三个月前写下的绝笔散文《船山记》中的表述：＂顾于此阅寒暑者十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东落寨的高度不下石船山，如果当时船山将草堂建在今址，那么，王敔应该这样记载才是：“再徙于东落寨下，去观生居二里许，筑湘西草堂。”再则，就算广义的概念，居住石船山下，到船山临终前也应是32年，不是17年。既然如此，能够说服人的，只有第三种可能：船山第三次建草堂，直接建在石船山脚下，并在这个草堂独居达17年直到生命终结，且其他两处草堂败叶庐、观生居并没有拆除。至于现在的湘西草堂，船山生前或许建成了，但是主要分配给作为王敔作私塾使用，此时，船山感到时间宝贵，更多时间是独居石船山下的草堂著书立说，而把教学工作基本上交给了王敔和王攽，王攽的学问才华稍次于弟，更可能自觉的留在观生居读书、务农，负担一小家九口人。这中间兄弟俩大约闹过小小的家庭矛盾，这在船山文集中有暗示。今草堂为船山去世后所重建，或许原房舍即李国相之子的，而原土地可能是当地人的，因此后来发生了土地纠纷，最后因为王船山的名气，草堂被官方断为船山公祠。据《衡阳县志》：船山南二里有桃坞，李国相隐居地。王、李同志，互有歌诗。”彭玉麟在修订衡阳县志时加上了一句：“然今之湘西草堂正在桃坞，盖非故地也。”据船山观生居撰《南窗漫记》中记述：“李敬公国相遗稿，嘱余订定。”由此可以约略推知，由于桃坞——今之湘西草堂地址显眼，以当时的气氛，李国相之后人很可能在住址被清朝统治者发现后被其父送往他处，或回原籍，或继续追随桂王府后人隐姓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