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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先生次子王敔所撰《姜斋公行述》中有如下文字： 自潜修以来，启户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张、朱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颜于堂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有谁读到“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而不贤贤易色？再往下读，我们不难找到这种至死不渝的孤往精神的源头。船山先生在离开住了九年之久的用竹篾围成的败叶庐，搬到茅草铺盖的小土屋观生居时，恰值其知天命之年，或许，此时他心中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一句话总结他大半辈子以来所知道的“天命”，这就是后来他流传世间最广的名言，乃至成为中国当代最博学的学者钱钟书度过十年动乱的“护心符”——“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颜于堂”，堂者，观生居之堂屋也。人有印堂，在两眉之间。屋之堂，当为神堂，祭祀天地祖先之位也。颜，指匾额，此为名词作动词用，即船山为自己神堂两侧之匾题写对联，今天，这对联还张挂在王敔修建的湘西草堂的堂屋神堂。 死与生是任何人所要面对的两种局面。死对于生而言，是一面镜子。能够坦然面对死的人，才能正确面对生。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时刻还与他的门徒们讨论死亡，让他们通过透悟死亡，学习如何活着。 中国古代经典之首的周易，是一部能够通向宇宙大生命的大书。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船山在三十岁开始研究周易，以四十余年穷尽皓首而始终不离易。船山易学在生死观上的重要创获是“贞生安死”，“贞生死以尽人道，明人道以为实学”，而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名言则是《周易外传》中写下的一句：“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这句话笔者翻译为：“历经忧患时期却不感到无路可走，处于生死关头并不因此惊慌失措。” 关于忧乐生死的思想，孟子说得非常到位：“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一个国家，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大臣和辅助君主的贤士,国外如果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犯的祸害,国家常会因此灭亡。爱国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考验。没有什么比死亡更让人类惧怕，但爱国志士因为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平时能够忧勤惕厉，励精图治，枕戈待旦，紧急关头亦能够从容不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船山先生上述名言出处原文为： 以生以死，以荣以贱，以今以古，以治以乱，无不可见之天心，无不可合之道符。是故神农、虞、夏世忽徂，而留于孤竹之心；《周礼》、《周官》道已坠，而存于东鲁之席……是故历忧患而不穷，处死生而不乱，故人极立而道术正。《传》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圣人赞《易》以俟后之君子，岂有妄哉！岂有妄哉！ 孤竹，商代一小封国国号，商被灭后，其国君两个儿子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东鲁，即春秋时期山东的鲁国。孔、颜、曾、孟相继主席于社稷讲坛，传承周代的礼乐文明。船山在此强调的是，以弘扬圣贤文化为特征的中华道统薪火相传，代有传人——华夏民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着优秀而伟大的文化传统。尽管王朝灭亡，治统更迭，但只要有学人孤心孤往，守住道统传承的“东鲁之席”，民族文化还在延续、民族精神还在传承，中国就不会灭亡，民族就会复兴。船山借阐析《易》学之道，显示自己文化救国的良苦用心。 曾自称为船山“私淑弟子”的谭嗣同受这句名言影响最深，他将这句话作为自己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座右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大搜捕与大逃亡的时刻，可谓生死时速，谭嗣同却做了令人意外的选择，“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就这样,他一直等到9月24日清军上门。足足4天时间，他就这么等着，等待死亡的到来。朋友们都劝他赶紧离开。梁启超力劝谭嗣同出走，谭不听，反而劝梁赶紧离开:“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京师大侠王五也劝谭嗣同改变初衷，谭这么回答:“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者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让我们再回头，将场景切换到船山先生临终前夕的从容不迫、死守善道： 年七十三，久病喘嗽，而吟诵不辍。次年元旦（今之春节正月初一），尚衣冠谒家庙。二日清晨，起坐不怿，指先祖征君行状、墓铭付长孙生若曰：“汝慎藏之。”谓敔曰：“勿为吾立私谥也。”良久，命整衾，时方辰，遂就箦。正衾甫毕而逝，高寿七十有四。遗命禁用僧道。自题遗像曰：“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其铭末句云：“幸全归于兹耶，固衔恤以永世。”（王敔《姜斋公行述》） 即便“形骸“至“认不来“，先生也还是企盼上天将其活埋地下，以便继续通过文化之路圆民族复兴之梦；即便“全归”九泉之下，先生不屈的雄魂也还在为我们的民族衔着忧患，永无尽头。 (责任编辑：启用总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