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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看来：王船山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为湖湘文化的最高峰，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还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断地影响着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或名人。 王船山又名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省衡阳县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初曾参与抗清活动，官南明政权行人司行人，隐居衡阳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 王船山所处的明末清初，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资本主义初现端倪。在这一背景下，王船山构建起了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思想体系，且博大精深，见识卓越。他对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涉猎甚广，著述颇丰，四百余卷，近千万字，其学术思想，纵及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横涉政、经、哲及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除思想、哲学、文学颇有成就外，其史学、美学、书法等也堪称一绝。船山文化研究学者以“纯志成德，相天造命”概括船山基本精神，以“经世致用，继正开新”概括船山基本思想。王船山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产生了巨大的启蒙影响，诸如湖南境内的无数伟大人物就无一不被船山思想的独特魅力所倾倒。因而船山思想内涵得到继承与发展，并融入到湖湘文化体系中，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湖湘文化也有不同的见解。但趋同的总意思，是指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生活的各族人民于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总和，其特色彰显于世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是在晚清时期经过近代而延续至现代。 有人将湖湘文化归纳为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为两宋；第二个高峰则是清初至民国的300年间，王船山的“道莫盛于趋变”的思想吹响了进军号，形成了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的发展源流，凸现出思变求新的显著特点。的确，湖湘文化的代表或名人，无不直接或间接从船山学说中受到启迪，尤其是受之船山的实事求是、趋时更新之思想的影响甚深，竭尽全力“改造中国与世界”，推动社会之发展和历史的前进。 国内外学界将王船山誉为东方不灭的圣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中国17世纪百科全书的思想家、中国古代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公天下”，核心就是重民思想，“严以治吏”，主张对百姓靠风化施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方能得民心顺民意而循天道。他主张的“经世致用” 成了新思潮和精神。他将程朱理论改造后，其思想精髓“务实经世”武装了湖湘人士，从魏源到曾国藩，从王闿运到谭嗣同，从黄兴到蔡锷，从章士钊到毛泽东，无一不是践行着这条思想路线，具备高度的政治忧患意识，一生充满奋斗精神，其乐无穷。他的“实事求是” 治学方式，被伟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再又被我党各代领导人赋予了更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 船山思想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珍宝，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像湖南涌现出的几代爱国志士和革命英雄，甚为国人所瞩目。 魏源（1794-1857年），后王船山160多年，湖南隆回县人，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之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新思想。他研读王船山思想，其富民思想与王船山达到高度的一致，极力主张藏富于民，认为只有广大的普通百姓富裕了，国家方有实力，才能够抵御侵略和各种灾害的袭击，才可以保证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他继承和改造后的经济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生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学者这么看，就思想和学识而言，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完全可以与王船山、曾国藩并肩。魏源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主张开放、学以致用之思想更是经得时间检验而不过时。所以说，魏源是清代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还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 的先行者。 刘人熙（1844-1919年），湖南浏阳县人，曾就任过湖南都督府民政司司长。1912年辞职后，于长沙成立船山学社，并亲任社长。他将王船山学说当作“救时之良方” ，且致力于搜集出版船山未刊手稿，编辑出版《船山学报》，筹建船山专祠、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以及创办船山中小学校等，积极开展系列纪念活动，从而营造深入探究船山之学的文化风气，培养出一大批服膺船山之学的文人志士。他一生校印、注释王船山遗著九种共83卷，为传播船山思想作出了贡献。刘人熙还创办湖南《大公报》，除宣扬王船山思想外，刊载过大量的反帝制文章，力主革新。1916年，还曾一度代理湖南省长兼督军，1918年被公推为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会长，1919年病逝于上海。 清代名臣曾国藩，湖南双峰县人，以一介儒生、翰林院侍讲，昂扬崛起于湘楚之间，在文学、军事、学术思想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从1862年至1867年，先后读过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10多部著作，从中汲取了“至诚实有”、“实事求是”、“力行第一”、“一分为二”等思想营养，汇入治国用兵之方略中。他最为推崇的莫过于王船山的礼学思想，——船山曾认为，人只有在珍重人之所以为人的自尊、自重、自觉，才不至于堕落到无人性、无人伦的禽兽之境地。因而，曾国藩提出了“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 之理念，极力主张以礼治国安民、安邦，在其担任礼部尚书期间，多次上书奏请道光帝以礼治国。同治初年，他与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版，并将书籍分送朝野，使之广为流传；光绪十三年，曾国藩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为传播船山思想作出过不懈的努力。 军功政绩赫赫有名的彭玉麟，湖南衡阳县人，其道德人品存有曾国藩之风范，继承光大船山思想，爱国爱民族，积极主张抗击法国侵略，成为清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清末水师统帅，湘军首领，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兵部尚书。1878年，彭玉麟大力支持衡阳官绅在回雁峰王衙坪王家宗祠创建船山书院，1885年，他又捐银1.2万两，改建了船山祠。 民主革命家杨毓麟（1872-1911年），湖南长沙人。1896年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国留学，由于小时受王船山思想教育，影响越来越深，逐渐形成了反清排满反帝的激进思想，加之经风雨、见世面，于1902年抱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新湖南》。他认为船山思想是亡国之痛的自然流露，并未过多阐述其民族性。于是，他一腔热血，于文章中倾诉爱国之激情，号召民众推翻清政府、创造新中国。后来有学者认定，杨毓麟作为湘籍学子，是自然而然地受船山爱国忧民思想影响，才视国家危亡于己任，奋笔疾书而呐喊。 杨度（1875-1932年）是位传奇人物，湖南湘潭人，却是王船山的崇拜者，高度赞扬船山刚直不屈的高尚品格。他两度留学日本，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无情地控诉了豪强帝国对中国的掠夺，热情赞颂湖南人民反抗强暴的不屈精神，为唤醒国人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杨度之奇，在于他既拿过秀才，当过满清四品，与康有为、梁启超、黄兴结为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又怂恿袁世凯称帝，还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过李大钊，断言毛泽东能得天下，也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更是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湖湘文化名人郭蒿焘，湖南湘阴县人，一生继承光大船山文化，有种弘扬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迫切心情。他说过：“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如王夫之学术精粹，以之从祀而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郭蒿焘认为王船山是远接孔孟，近继理学创立者周敦颐以来道统的唯一传人，汉宋诸儒均不在话下。所以，他对王船山思想研究得更为透彻、更为卖力，从而将船山思想的传播与影响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881年为纪念王船山等，创办了思贤讲舍，亲自讲课。须知，他是晚清著名思想家、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可谓大名鼎鼎。他在创办思贤讲舍过程中，还得到了当时富甲一方的巨贾、名士、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的总理朱镕基同志的祖父朱昌琳的大量资金支持。 中国近代著名报人章士钊（1881-1973年），湖南长沙人，写作的《王船山史说申义》是其研习船山思想的心得，更是利用船山民族思想宣扬排满革命的集中体现。他称赞船山思想宏伦精义，可以震撼国人精魂，对反满革命有莫大推动。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对他触动极大。1903年，他愤然率3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赶去上海参加爱国学社，全身投入革命事业的宣传工作。他最早主笔《苏报》，再与陈独秀共同主编《国民日报》，后来分别主笔或是创办过《民主报》、《独立周报》、《甲寅》月刊、《新闻报》等报刊杂志。章士钊自1911年后，曾任过大学教授，做过广东军政府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分别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 王闿运，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国学大师，世称湘绮先生。光绪十一年，船山书院改建东洲岛，彭玉麟亲聘他出任山长。光绪十七年，王闿运出任船山书院山长，一任20年之久。他执掌书院，制定了改革方案，强化了书院“通经致用” 的办学宗旨，确定了经、史、辞章之教学内容。尽管他对船山学说的部分内容存在批判，但并未影响他传播船山学说的热情，且非常重视祭祀王夫之，还积极引导学生熟读王夫之遗著，以领会船山思想，传承船山学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东洲岛船山书院面貌焕然一新、名之日显，“海内传经问学者锺相接”，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 书画大家曾熙，湖南衡阳县人，民国14—16年担任过衡阳船山文科大学校长，积极宣传船山文化思想。曾于1917年，与黄嘉禾、谢彬、陈墨西等衡阳名人扩建衡阳图书馆，将“补刻《船山遗书》作为办馆宗旨之一”。曾熙秉承船山思想，培养出了一大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学生。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湖南浏阳县人，他25岁时拜对王船山学论颇有研究的学者刘人熙为师，对具有唯物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船山遗书》作了系统的钻研。有学者撰文指出：谭嗣同“幼承师教，较早地接触王夫之的学说行性”、“ 主张民主和反清的革命思想，是对王船山民本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继承和发扬” 。他学而精专，以苦读研究船山著作为中心，广泛涉猎清代经学和先秦诸子学论，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他把儒家的“民本”思想、墨子的“兼爱”本义、佛道的牺牲精神以及士大夫传统的忧乐观互相联系、统一起来，构成了《仁学》及其政治思想的中学基础。他还亲手编写《船山学报》，评价王船山为“万物昭苏天地曙，只凭南岳一声雷”，五百年来的唯一通天的故人。谭嗣同代表的维新派在批判君主专制和倡导民权时，对船山的民主思想甚为看重。后来学者指出，谭嗣同和梁启超研究王船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示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且予以示范。 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1895到1898年，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自1903年起，先后赴日、英、德等留学十年，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先到湖南第四师范教学，后到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当年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于他周围。杨昌济的新儒家思想，继承了王船山的遗产，在其《达化斋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当时能够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满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杨昌济的远见卓识。杨昌济因此培育了一大批进步学生，有的后来成了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蔡和森与曾国藩故居比邻而居，湖南双峰县人，而且他的老师杨昌济又是曾国藩的忠实信徒，经常拿曾国藩为榜样来教育和勉励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也即船山思想及曾国藩的思想必然经过杨昌济“薪尽火传”而深刻影响蔡和森，使之走向革命，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非常推崇王船山，1914年刚成立长沙船山学社，他就参加，并于1920年亲任社长，积极研究船山学说。1921年，他与毛泽东一道，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出一大批革命人才，人称“中共第一所党校”，成为领导全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中坚。 三百多年来，王船山的思变理念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革故求新的志士仁人，跟着毛泽东走出长沙船山学社的夏明翰，也即王船山的故里老乡，因曾在长沙船山学社受过教育，受船山爰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在共产党人的培植下，毅然投身革命，以致不惜牺牲生命。他英勇就义时，其“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精，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声音，让魔鬼的宫廷鬼哭狼嚎。夏明翰年仅29岁英勇就义，实乃革命先驱，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受其船山思想影响而令人敬仰。王船山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通过杨昌济的桥梁作用实现的。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受到杨昌济的教育和影响，而杨昌济的很多思想直接来自于王船山，因而可以说，青年的毛泽东自然受到王船山思想的影响：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二是民本思想的发扬；三是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四是保守的华夏文化观。比如，王船山的“大势已去，不灭其星星之火”之豪杰精神，就被毛泽东化用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代号角，促成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大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书社”匾额，1956年重修，毛泽东再次书写“船山书社”。1958年8月，毛泽东再次将王船山列入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曾自豪地引用哲学界的共同观点说：“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船山”。后来，毛泽东还将王船山的“清谈误国”、“行而后知之真”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升华为“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的实践论，习近平总书记也将此引化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政治理论。 王船山的爱国思想、民族气节、个人品德，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 船山文化，重在传习；船山思想，重在光大。我们要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结合新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船山文化，要突破学术研究层面的局限，面向社会大众予以普及传习，让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来，助国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不能坐而论道，必须狠抓落实，继续开拓进取，促进务实创新、经世致用的船山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融和发展，让复兴中华文化的船山梦和建强民族的中国梦共同奏响时代的最强音。 (责任编辑：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