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的４０年，是指自１９６２年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２７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以来的４０年。笔者作为这４０年船山研究的见证人之一，拟对这些年来船山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
　　
　　在这４０年间，中国大陆先后召开了三次大型的王船山学术研讨会；而在海峡彼岸的中国台湾，１９７２年成立了“中国船山学会”，１９９３年辅仁大学召开了王船山学术讨论会。
　　纪念王船山逝世２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由湖南、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共同发起和筹备，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８日至２６日在长沙召开。这次讨论会，是有组织的研究王船山之始。正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潘梓年同志在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所说：“历史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要真正得出科学的结论，光靠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如果把这个工作看得轻而易举，不进行集体研究，不付出艰苦劳动，就会妨碍学术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提高。为此，就要求我们组织起来，集中各方面的力量，通过细致深入的讨论，求得学术上的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正是通过这种有组织的努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湖学者共撰写论文２０篇，其中湖南８篇，湖北１２篇。出席会议的著名学者有：李达、潘梓年、吕振羽、嵇文甫、冯友兰、金灿然、杨荣国、徐旭生、谭戒甫等；两湖作者２３人；河南、广西、广东应邀代表和外地来宾１９人。会议论文主要是围绕船山的哲学、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思想进行探讨的。会议取得的主要共识是：王船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把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若干环节上、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这次学术讨论会，是“文革”前召开的为数不多的大型学术讨论会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均产生了广泛和积极的影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莫须有”的批判。
　　１９７２年王船山逝世２８０周年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台湾却在这年５月成立了船山学会。萧天石在《“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中，对船山的思想和学术地位做了很高的评价：“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先生，为近代世界学术史上有数之伟大学人。”他“深痛晚明之学术空疏，崇尚虚无，导致神州沦亡，明统绝祀。乃潜心于恢复孔门圣学，以续中华道统；伸张春秋大义，以正天下人心；严夷夏之防，以励民族精神；明忠奸之辨，以树民族气节；可谓砥柱中流，力障狂澜。综观其学，称崇程朱，而有其不同程朱者在。神契横渠，而有其出入横渠者在。诎訾陆王，而有其深极陆王者在。诋排禅释，而有其吞吐禅释者在。参伍濂洛关闽，融通诸子百家，壹以会归儒家正学，并切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实用为主旨。”船山学会列名发起者近２００人。其中包括陈立夫、黄少谷、陶希圣、黄杰、俞大维、张其昀等等。学会由辅仁大学校长、衡阳籍人士罗光任会长。船山学会成立时，蒋介石还颁发了“训词”。学会重刊了《王船山遗书全集》，先后出版了三本《船山学术研究集》，并于１９７９年建立了船山书院。
　　纪念王船山逝世２９０周年学术讨论会，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联、湖南船山学社于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６日在衡阳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省内外学者１３０余人，收到船山研究专著２种，注释、译注等资料７种，论文１２０多篇。出席会议的有著名学者任继愈、张岱年、冯契、石峻、赵俪生、方克、萧?父、林增平、姜书阁、何兆武等。这次会议对于１９６２年会议已经涉及的问题，如哲学、史学、政治、经济等，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开辟了一些新研究领域，如船山的文学、美学、辩证逻辑、教育、民族观等，都有专文论及。会议在继承１９６２年船山学术讨论会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对于船山思想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深入到对１７世纪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对宋明理学的重新评价和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注重科学和实事求是，对于船山哲学的范畴研究也开了一个好头。
　　纪念王船山逝世３０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衡阳市人民政府、船山学社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３日至６日在衡阳市召开。来自新加坡及中国大陆各省市和港、台地区的学者１００多人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的专著８种，论文集１本，资料集１本，论文９０篇；其中境外学者专著１本，论文９篇。这次会议的特点，就是一系列研究王船山主要思想领域的专著的出版。这些专著涉及到船山的生平、著作、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和史论、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诗论和创作思想、佛道思想等等。会议对于船山的基本精神、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一些过去讨论过的热点问题进一步深入地进行了探讨。
　　１９９３年６月３日至６日，台湾辅仁大学与台湾“中国哲学会”，也联合召开了纪念王船山逝世３０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就船山的历史、文学（经学）、哲学、政治思想，分别邀请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专家撰写论文。中国大陆学者大部分因故未能与会。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的作者有：罗光、孙广德、张永隽、李匡郎、萧汉民、王兴国、刘春建、方立天、吴立民（与徐孙铭合作）、萧?父、谭承耕、王泽应、潘小慧、蔡仁厚、曾昭旭、唐明邦、曾春海、董金裕、林安梧、郭文夫、杜保瑞、吕实强、朱?源、姜广辉、喻宝善、宋小庄等２７人（按会议安排发言顺序排名）。会后出版了《王船山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二
　　
　　４０年来，船山研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船山学”已经初步形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早在１９８２年的船山学术讨论会上，方克立教授就提出了建立“船山学”的问题。他说：“船山学是一门以我国１７世纪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生平活动和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新学问。”“在世界哲学史中，封建时代的哲学以中国发展得最为完善、最为成熟、最具有典型意义，而船山哲学又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哲学的最高成就，由他高度发展了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形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哲学史上都具有典型意义，在整个人类认识史上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一系列圆圈中应该用粗线划的圆圈。船山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遗产，而且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王船山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现在各国学者要召开‘国际黑格尔学大会’，‘国际朱子学大会’，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的船山学者也会坐到一起来，召开国际船山学术会议，共同发掘船山学说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宝藏。”
　　方克立教授的这一预言，已经逐步成为现实。纪念王船山逝世3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起单位空前广泛，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境外有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香港孔教学院；国内有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省外有湖北省社科联、武汉大学；省内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科联、船山学社、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衡阳师范学院、南华大学等等。这说明船山学不仅成为全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而且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船山学的初步形成，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湖南于1982年重建了船 山学社，衡阳于1988年成立了船山学会
　　船山学社的前身，是郭嵩焘创立于清光绪七年(1881)的思贤讲舍，讲舍“专祀船山木主”，每逢船山、屈原、曾国藩生日举行祭祀活动。进入中华民国，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报请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将思贤讲舍改名为船山学社。在民国时期，船山学社在宣传船山学说、整理出版船山佚著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曾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宝贵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船山学社停办。1981年，为了筹备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湖南学者着手恢复船山学社，并于1982年5月正式重建。船山学社属湖南省社科联的一级学会，目前有会员近两百人，团结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船山研究队伍。学社成立后，先后参与了1982年、1992年、2002年三次大型的船山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同时也在省内召开了若干次专题船山思想研讨会；参与“船山研究丛书”的组织工作和《船山全书》编辑整理出版工作；恢复出版《船山学报》，学社主要负责人并长期参与其编辑出版工作。
　　(二)恢复出版了《船山学报》(1991年后改为《船山学刊》)
　　《船山学报》创刊于1915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陆续出版了30期左右。1984年3月，《船山学报》恢复出版，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湖南省船山学社共同主办。至1989年停办，共出14期。1991年12月，又以《船山学刊》的名义恢复出版，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至2002年9月，学刊已经出版31期。自1984年以来，学报和学刊两者合计出版了45期，发表了大量有关船山生平著作资料和研究论文，不仅为船山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块固定的阵地，而且培养和团结了一支作者队伍和研究队伍。
　　(三)编辑和整理出版了《船山全书》
　　王船山的著作结集出版，始于康熙年间，其子王敌刊刻《王船山先生书集》，收录其著作十余种。道光年间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刊印《船山遗书》，收录船山经部著作18种，150卷。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印之《船山遗书》，收录船山经、史、子、集四部著作56种，288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局刊印的《船山遗书》，收录船山著作７０种，３５８卷。新版《船山全书》从１９８２年开始编辑，１９８８年开始出书，至１９９６年１６卷全部出齐。全书搜集了目前已经发现了的船山所有著作。与太平洋本相较，多收三类佚稿：第一类为已刊布之著作中，因各种原因而被删落之篇章，计有《礼记章句》一篇，《诗广传》四篇，《读通鉴论》五篇等；第二类为不经收录之成部著作，计有《四书笺解》１１卷，《箨史》一卷，《惜余?赋》一卷等；第三类为其他集外零星撰述，计有传、记、叙、跋、歌、辞、铭、联等５０篇，新编为“拾遗”。以上三类恰逾２０万字。新版《船山全书》对船山所有著作都进行了认真的标点和校勘；特别是利用了湖南收集船山著作的早期抄本较多的优势，对于有关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将金陵本和太平洋本中一些被删节的文字加以补正，准确地恢复了船山著作的原貌。《船山全书》第１６卷为传记、年谱、杂录，比较全面地搜集了有关船山生平、著作、研究的资料，特别是在其“记叙研究之属”，责任编辑杨坚同志花费大量精力，收录了１９０多位各方面人物对于船山的评论，这些人物包括船山同时代的人物直至一些当代学者。将这些资料收录在一起，可以省却研究者许多查找之劳。这一切，都为船山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准确可靠的资料基础。
　　（四）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船山生平和思想的专著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以来，湖南或湖南籍的学者的出版研究专著有20来种(包括个别与外省作者合作写作者)：《王船山传论》(邓潭洲)、《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陈远宁、王兴国、黄洪基)、《王船山辩证法思想研究》(方克)、《王船山历史观和史论研究》(黄明同、吕锡琛)、《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夏剑钦)、《六经责我开生面——王船山伦理思想研究》(唐凯麟、张怀承》、《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陈远宁)、《船山诗论及创作研究》(谭承耕)、《船山佛道思想研究》(吴立民、徐孙铭)、《王夫之美学》(熊考核)、《船山伦理与西方近代伦理比论》(王泽应)、《王船山与南岳》(康华楚、谭岳生、廖德年)、《王夫之评传——民族自立自强之魂》(张怀承)、《王船山著作丛考》(刘志盛)、《王夫之“四书学”思想研究》(章启辉)、《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学思想研究》(陈远宁)、《人文船山》(熊考核)、《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王兴国主编，1982年船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船山学论》(罗小凡、王兴国主编，1992年船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船山思想探析》(肖起来等主编)等等。
　　大陆其他省市学者的研究船山的专著有10余种：《{庄子内篇)新解、(庄子通)疏证》(王孝渔)、《船山哲学引论》(萧蓬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萧萋父主编)、《王船山思想体系》(蔡尚思)、《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李守庸)、《王夫之》(衷尔钜)、《王夫之学行编年》(刘春建)、《王船山学案》(陆复初)、《王船山沉思录》(陆复初)、《船山易学研究》(肖汉民)、《王夫之与{读通鉴论)》(李季平)、《姜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李国钧)、《周易外传镜诠》(陈玉森、陈宪猷)、《王夫之易学》(汪学昭)、《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和阐释》(陈赞)、《船山诗学研究》(陶水平)、《王夫之评传》(萧菱父、许苏民)等等。
　　港台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近10种：《王船山的历史学说》(许冠三)、《王船山的致知论》(许冠三)、《王船山哲学》(曾昭旭)、《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林安梧)、《王船山形上学思想》(罗光)、《王船山历史哲学思想》(罗光)、《读{读通鉴论)》(宋小庄)、《王船山之道总论》(戴景贤)、《王船山易学阐微》(曾春海)等等。
　　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也有数种：《十七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王船山的世界观》(前苏联布罗夫)、《王夫之诗论研究》(新加坡杨松年)、《船山{思问录)》(新加坡严寿澄)、《热情的写实主义者——王夫之生平及政治思想简介》(英国麦穆伦)、《王夫之的周易哲学》(韩国金珍根)等等。
　　这些研究专著，几乎包括了船山学术思想的一些基本领域。
　　(五)对于有关船山思想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这里将1962年、1982年、1992年三次学术讨论会都曾讨论过的几个主要问题略作介绍：
　　关于船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在1962年讨论会上，这个问题主要是围绕船山究竟是代表哪个阶级的立场，即是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地主阶级反对派立场，还是农民或自耕农立场、新兴市民立场进行的。1982年以后，则主要是围绕启蒙思想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船山是早期启蒙思想家，一种是否定船山是启蒙思想家，一种认为船山时代有启蒙思想，但船山不是启蒙思想家。这里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启蒙”，它的标准是什么。
　　关于船山哲学的形态及其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大陆的学者基本上都肯定船山是一个“气一元论者”，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不少台湾学者赞成船山是一个“气一元论”者，但认为他不是唯物论者。其实这个观点在1962年的讨论会上，詹剑锋先生也曾提出。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自宋明以来的哲学家，都是以“事”当做“物”，其“事”又包括客观事物与主观事物(如船山在《尚书引义》中说“往圣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两个方面。因此若说“船山哲学是唯物论，毋宁说是唯事论。”关于船山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有船山是反理学思想家、船山是理学的革新者、船山是理学的完成者和总结者等三种说法。
　　关于船山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集中在对“夷夏之辨”的不同理解上。有的学者认为，船山的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华夷文野有别的民族爱国主义，冲破了狭隘的忠君爱国的封建藩篱，把我国古代爱国主义推到了最高水平，为近代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有的学者认为，“华夷之辨”历来是华夏民族用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理论，船山的“华夏之辨”中虽也包含某些轻视乃至敌视少数民族的情绪，但我们应看到其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的出发点；有的学者则认为，“华夷之辨”的根本旨归是要确立华夏族对“夷狄”的统治，它是为“华夏中心论”服务的，船山的民族观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
　　
　　三
　　
　　40年来之船山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再到宏观研究的圆圈式发展过程。当年参加1962年讨论会的，除了一些老专家对船山学术接触较早之外，大部分中青年学者都还是刚开始入门，当时好像是站在高山之上看人民城郭，只能对船山思想做一些鸟瞰式的观察，从宏观上做一些定性的分析。所以当时的一些论文都以“初探”、“试探”作为标题。1982年和1992年的讨论会，学者们则开始深入到船山思想的各个具体领域或各种具体范畴进行比较细致的探讨，因此产生了一批微观分析的专著。而从200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31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学术准备工作来看，则又出现了向宏观研究发展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于船山思想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总结性的研究。
　　这主要表现在萧蓬父、许苏民的《王夫之评传》中。该书从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文艺美学思想等五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学术界40年来对于船山研究的主要成果，同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许多独到见解。就以哲学思想而论，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对于船山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理气合一、道器合一、理欲合一、理势合一，乾坤并建基础上的主动思想，在知行统一基础上的格致统一、学思统一等等。《王夫之评传》在分析了船山的哲学思想时，从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即“太虚一实，体用俱有”的哲学本体论；“‘太虚本动’，变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行可兼知’，竭天成能”的认识论思想。在每个大方面，又分为若干互相联系的具体问题，如论其辩证发展观时，就包括了“纲组”诸义、动静观、化变观、生死观、两一观、常变观、时空观。这些问题都是过去哲学界(包括评传作者)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探讨的，但在《评传》中，作者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深刻化了。
　　其二，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船山各个方面思想的内在联系。《王夫之评传》指出：“哲学是王夫之思想的核心，是他全部学术成就中的活的灵魂。夫之的哲学理性，是要为人类生活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活动提供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合理依据。在这一意义上，哲学理性是体，而各个具体领域的理论探索则是哲学理性之用。因体以发用，由用以显体，正是王夫之建构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方法论神髓。”陶水平的《船山诗学研究》则着意把王船山的诗学同王氏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探索其哲学与诗学的内在逻辑，既提升了立论的层次，也使研究达到了一定的美学高度。熊考核的《人文船山》则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系统地探讨了船山人文精神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其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林安梧在谈到如何把握船山的天道论、人性论和历史哲学的内在关系时，提出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指出：船山学约有三个面向：一是自然史哲学(即天道论)，二是历史人性学(人性论)，三是(狭义的)人性史哲学(历史哲学)。一般说来或以为船山学是先建构了一套自然史的哲学(天道论)，然后再由此演绎而生出一套历史人性学(人性论)，之后再将之运用于历史的解释上。他认为，张西堂、劳思光、侯外庐均是如此看法。林先生指出：“实则不然。依笔者看来，船山极清楚地作了‘天人之分’，由天人之分而豁显人的独特性，点出惟有具有人性身份的人才能诠释天地宇宙，诠释历史文化。换言之，天地乃是人之天地，是人所诠释的天地，而且人参赞此天地宇宙之生化而创造了历史文化(当然人亦诠释了历史文化)。如此一来，船山学的把握便应从‘人极之建立’开始而上溯至自然史哲学而下及于人性史的哲学。这一步扭转才能使船山学拨云雾、见天日。”(《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
　　其三，是从历史的宏观发展视角，探讨王夫之的某一学术领域的独特贡献。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学思想研究》，创造性地总结出中国古代易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圆圈：从八卦、六十四卦产生到《易传》成书是第一个圆圈；以《易传》为起点到唐易的产生是第二个圆圈；而船山易学则是从唐易到以周敦颐、朱熹、王船山为代表的第三个圆圈的终结。正是在这种宏观分析的背景下，作者指出：“不论是在易学领域或易学哲学领域，船山都提出一系列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新观点、新概念和新命题，建构起他独具特色而又超越前辈的新的易学体系和易学哲学体系，其规模之宏大，内容的深邃与新颖，都是空前的。”章启辉。的《船山“四书学”思想研究》，则是将船山的“四书学”放在“四书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进行宏观研究的。陈赞的《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和阐释》一书，就是从传统形上学的衍化以及王夫之对传统形上学的批判等方面，考察了王夫之在形上学问题上所实现的视域转换；由此，进一步从天道、人道(包括个体存在与历史过程)，以及二者的统一等维度上，较为具体地探讨了王夫之对中国哲学所做的理论推进。
　　其四，是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探讨过去船山研究中的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例如，在萧萋父、许苏民的《王夫之评传》中，谈到对于船山启蒙思想的研究时指出，过去对明清之际是否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持肯定观点的学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种生产关系，而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则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种法权体系。这样就把“启蒙论”与“非启蒙论”的理论分歧的实质更加鲜明地突显了出来。该书还用大量的史料从“经济变动”、“社会矛盾”、“从政治危机到民族危机”、“文化变异”等方面，对于船山启蒙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把对于船山启蒙思想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其五，是将船山研究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宏观探讨。江泽民同志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１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在谈到大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时，明确指出：“要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广大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上，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王船山一生体现的高尚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与时俱进的实践精神，废虚返实的科学精神，敢于创新的大无畏精神，都鲜明地、模范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纪念王船山逝世３１０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船山学与现代文明”。通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必将对船山精神和民族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使船山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船山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