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的《龙舟会》杂剧鲜为人知。本文从《龙舟会》对谢小娥故事的继承与创造、时代背景与《龙舟会》创作、王夫之的文艺观与《龙舟会》创作、《龙舟会》的著录与版本流变等四个方面加以考述，认为王夫之的时代经历、学识修养、文艺观念是形成该剧强烈时代主题和独特艺术品格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王夫之；《龙舟会》杂剧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又号船山。明崇祯举人，清兵南下，曾于衡山举兵抵抗。失败后走桂林，任南明桂王行人司行人。既知事不可为，归衡阳，于石船山筑土室，杜门著述以终。梁启超说：“南明有两位大师，在当时、在当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其人曰王夫之，曰朱舜水。”[1](P74)侯外庐进一步指出：“船山先生的学术，比清初的诸大儒都要丰富得多，可惜他的遗产一直到晚清策论时代才被人所注意起来。但学者多赏识他的史论，却不重视他的哲学。”[2](P1)非但王夫之的史论与哲学方面的成就被后人关注得太迟，而且其诗文、戏剧的创作与理论更鲜为人知。对于王夫之的唯一戏剧作品《龙舟会》杂剧，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云：“盖其人气节学问，照耀当时，仅此一剧，足光艺林，不必以多为贵也。”今天的戏剧理论界对该剧尚未予以专门的讨论，笔者对《龙舟会》杂剧的考述，旨在抛砖引玉。
一、《龙舟会》对谢小娥故事的继承与创造
《龙舟会》杂剧，为四折一楔，演烈女谢小娥为父夫报仇的故事，该故事在《龙舟会》杂剧创作之前已有相关文献记载。
最早记载谢小娥故事的是唐代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作于唐元和十三年（817）夏至大和四年（830）之间。唐大和四年（830）之后，李复言从进士沈田处得见该作，遂以此为基础改作为《尼妙寂》，录入其所编传奇小说集《续幽怪录》。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雕版刊行的《太平广记》同时收入李公佐的原作和李复言的改作，李公佐《谢小娥传》收入《太平广记》卷491“杂传记”，李复言《尼妙寂》收入《太平广记》卷128“报应”。北宋庆历四年（1044）至嘉祐五年（1060）间，由欧阳修、宋祁修撰的《新唐书》卷205“烈女传” 之“段贞居妻”将谢小娥事正式收入正史。此后，南宋宝庆三年（1227）王象之编辑的《舆地纪胜》卷26之《唐烈女谢小娥》以及明天启七年（1627）凌濛初辑撰的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卷19之《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也都演绎谢小娥事。
王夫之《龙舟会》杂剧即在此基础上创作，但与此前出现的各种相关文献记载的内容不尽相同。现将《龙舟会》杂剧与《太平广记》所收李公佐《谢小娥传》、李复言《尼妙寂》以及《新唐书》所收“段贞居妻”、王象之《舆地纪胜》所收《唐烈女谢小娥》、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所收《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的内容，比较如下：
谢小娥传
续幽怪录
新唐书
舆地纪胜
初刻
拍案惊奇
龙舟会
杂剧
主人公
谢小娥
姓叶无名
谢小娥
谢小娥
谢小娥
谢小娥
籍贯
豫章
江州浔阳
豫章
豫章
豫章
巴陵
父名
隐名
叶昇
未载
未载
隐名
谢皇恩
夫名
段居贞
任华
段居贞
段居贞
段居贞
段不降
夫籍
历阳
江州浔阳
历阳
历阳
历阳
平江
母是否在
八岁丧母
母在
未载
未载
八岁丧母
幼而失母
被害地
未载
潭州
未载
未载
鄱阳湖口
江州
被害时间
未载
贞元十一年
未载
未载
元和年间
未载
经历灾难
经历
未经历
经历
经历
经历
未经历
梦语
车中猴
门东草
禾中走
一日夫
车中猴
门东草
禾中走
一日夫
只云“十二言”，未详内容
未载
车中猴
门东草
禾中走
一日夫
车中猴
门东草
田中走
一日夫
李公佐解梦时经历
洪州判官，罢江西从事，称二十三郎
罢岭南从事
陇西李公佐
未载
洪州判官，江西解任，称二十三郎
江南观察判官，称李十二
解梦时间
元和八年春
贞元十七年
未载
未载
元和八年春
贞元十二年二月
解梦地点
建业瓦官寺
上元瓦棺寺
上元
上元
建业瓦官寺
汉阳晴川阁
李公佐是否写证言
未写
未写
未写
未写
未写
写
二盗居处
浔阳
蕲黄之间申村
江州
江州
浔阳
江州
二盗关系
宗昆弟
从父弟
从兄弟
未载
堂兄弟
叔侄
女主人公易名
未载
士寂
未载
未载
谢保
李小乙
除盗时间
已二岁余，元和十二年一日夕
永贞重阳
出入二期它日
出入二期他日
过了两年多的一日
经今三载端阳佳节
除盗方式
斩申兰，与邻人擒申春
奔告于州，申兰、申春伏法
斩申兰，与乡人擒申春
斩申兰，乡人擒申春
断申兰首，邻人擒申春
斩杀申兰、申春
是否请表
元和十二年夏岁浔阳太守张公请旌表，免死
未言请旌表
未言请旌表
未言请旌表
元和十二年四月浔阳太守张公请旌表，免死。
江州刺史钱为宝欲为请旌表，小娥推辞
归宿
为尼，法号小娥，云游南国
为尼，法号妙寂
为尼，未言法号
为尼，未言法号
为尼，法号谢小娥。云游南国
为尼，法号妙寂
李公佐再遇女主人公时经历
元和十三年欲归长安
自楚之秦
未载
未载
元和十三年在家被召，往长安
淹留六载，不肯陷身于逆党，告病归休
相比较，《新唐书》、《舆地纪胜》和《初刻拍案惊奇》最接近《谢小娥传》，而《续幽怪录》、《龙舟会》杂剧则与《谢小娥传》出入较大。《新唐书》作为奉敕撰写的正史在选择材料时，必然选择同题材中最早的原作，而不会采用改作的内容；《舆地纪胜》明言据《新唐书》而作，所录谢小娥故事只是对《新唐书》“段贞居妻”的缩写；《初刻拍案惊奇》作为话本小说要敷演家喻户晓的故事，自然以被多种文献纪录的相同故事为创作蓝本。李复言《尼妙寂》为李公佐《谢小娥传》原创不久的改作，为了在收入《续幽怪录》时体现作者自己的创造性而使其内容与原作有些区别，亦在情理之中。至于王夫之《龙舟会》杂剧对原作的改动，却有着与之不同的时代背景和表现。
二、时代背景与《龙舟会》创作
《龙舟会》的创作体现了作者感愤于时事的苦心孤旨。
王夫之生于湖南衡阳城南回雁峰王衡坪一个正趋没落的在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朝聘是一位学有宗旨、行尚节操的饱学秀才，其长兄王介之在明亡后，坚守民族节操，“筑室衡邵永界万山中，鳏居不娶，鹑衣草食终其身”。[3](卷三十六)面对甲申之变这样被视为“地裂天倾”的大变局，王夫之先是为明亡而痛哭，作《悲愤诗》仇视农民军，继而只身前往湘阴，上书湖北巡抚章旷，请求明军联合大顺农民军，共同抗清，以挽救危局。1648年，湘桂战局向着有利于抗清势力的方向发展，王夫之深受鼓舞，毅然决定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等人在南岳方广寺举兵抗清，此次起兵壮举虽遭失败，但其“能与仇战，虽败犹荣”的斗争精神却成为其以后的不懈追求。1650年春，永历帝逃往梧州，王夫之随即奔往梧州，接受行人司行人介子官职，争取上疏谏诤机会。其时，永历政权内部纲纪大坏，党政激烈，王夫之险遭毒害，逃往桂林。其后，浪迹湘南多年，开始著述，40岁之后归隐衡阳，依然笔仗不辍。王夫之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总结明朝灭亡以及南明失败的原因，有感而发。不但史学著作如此，哲学著作亦然，如1663年成书的《尚书引义》就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和认识方法上深刻地总结明朝覆亡的教训。王夫之的后半生虽然生活在大清王朝，但他始终以明遗民自居，在临终时亲自写下《自题墓石》一纸交其长子王攽，铭为：“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含恤以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 十有 年 月 日男 勒石。”并交待王攽说，“墓石可不作，洵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曾损一字。”这里，他不仅自称“有明遗臣行人”，而且仍然序以明王朝的纪年。[①]
杨恩寿评《龙舟会》所云“淋漓悲壮，睥睨古今”，[4](P244)正点出了该剧创作的时代意义。《龙舟会》杂剧的创作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进行，表现出与故事原作《谢小娥传》以及改编版《新唐书》、《续幽怪录》、《舆地纪胜》、《初刻拍案惊奇》等不同的内容与主题。
首先，《龙舟会》将原作故事由宪宗朝移植到德宗朝，提前了近二十年。
《谢小娥传》中李公佐为小娥解梦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春，《龙舟会》改为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二月；《谢小娥传》中小娥除盗在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龙舟会》安排在解梦后三载即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对于唐德宗朝史事的关注是王夫之一贯的倾向。在王夫之丰富的著述中，除了哲学影响最大的就是史学，如《宋论》、《读通鉴论》、《永历实录》、《箨史》等，其中《读通鉴论》采用专题形式对宋以前的历史进行了分朝代的全面总结、评论。从条目看，《读通鉴论》所论最多的是汉唐两代，汉代部分集中在后汉，如后汉光武帝（38条）、后汉献帝（35条）；唐代部分共分八卷，即卷20唐高祖（12条）、唐太宗（26条），卷21唐高宗（8条）、唐中宗（18条），卷22唐睿宗（4条）、唐玄宗（22条），卷23唐肃宗（12条）、唐代宗（11条），卷24唐德宗（36条），卷25唐顺宗（1条）、唐宪宗（18条），卷26唐穆宗（4条）、唐敬宗（2条）、唐文宗（8条）、唐武宗（7条）、唐宣宗（9条），卷27唐懿宗（5条）、唐僖宗（10条）、唐昭宗（13条）、唐昭宣帝（3条），唐代话题最多的在唐德宗，在全部《读通鉴论》中仅次于后汉光武帝。可见，作者最关心的是动乱年代的历史，尤其是影响社会正常进行的历史。唐德宗朝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又一次天下大乱时期，重大的动乱主要有田悦、李惟岳、李正已、梁崇义四镇之乱，朱泚泾原兵变以及李怀光叛乱等。泾原兵变时，德宗逃奔奉天；后李怀光叛乱，德宗又逃奔梁州。比较之下，唐宪宗修订律令，整顿科举，减省官员，加强财政，制裁藩镇，结束了德宗朝以来的藩镇跋扈局面，可谓大有作为，史称“元和中兴”。《龙舟会》将谢小娥故事从唐宪宗年间移植到唐德宗年间，正体现了作者从明清易代之际产生的乱世之感出发对于历史的同质感受。
其次，与之相呼应，《龙舟会》改动了原创故事的关键性情节。
李公佐是谢小娥故事的主要见证人。历史上的李公佐，字颛蒙，生卒年不详。举进士。主要活动于唐代贞元、元和年间，元和初为江西道观察使判官，元和八年春罢官，淹留于上元、常州、苏州一带，至元和十三年夏始归长安。在《谢小娥传》中，李公佐于元和八年春从洪州判官任上罢官，游历至建业瓦官寺，为小娥解梦，元和十三年召至长安起用；在《龙舟会》中，李公佐于贞元十二年二月以江南观察判官身份督发江南兵马钱粮，接济关中，“淹留六载”即贞元十八年之后，因感于“无救于当时，怎肯陷身于逆党”，而告病归休，与史正相反。李公佐身份经历的这种完全相反的改变，影射着作者自己在南明时的经历：王夫之先于南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行人司行人之职力挽南明政局狂澜于既倒，后因大势已去而归隐石船山。
谢小娥除盗的时间，《谢小娥传》以及《新唐书》、《舆地纪胜》、《初刻拍案惊奇》都为作特别的交代，《续幽怪录》所收《尼妙寂》安排在重阳日，而《龙舟会》则安排在端阳节。未作交待，姑不论。安排在重阳日，能够显示故事的悲壮。安排在端阳节，则又有另外的深意：端阳节赛龙舟的习俗最早起于作者的家乡，旨在纪念怀石自沉汨罗江的战国时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由于有着同样的壮志与孤愤，对于屈原，王夫之私淑甚深，正如其《薑斋文集》卷五《九昭》序所言：“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爰作《九昭》而叙之曰：‘仆以为抱独心者，岂复存于形埒之知哉！’”在端阳节隆重热闹的纪念活动中所除之盗，不仅仅指打家劫舍的盗匪，而且还隐指一切阻碍社会了良好秩序的邪恶势力，对于明清易代而言即指导致有明覆亡的种种因素。在端阳节除盗，是为了更好地纪念正义的化身屈原，表达作者的孤愤之情。
再次，《龙舟会》还将人物姓名作了刻意的改动。
《谢小娥传》、《新唐书》、《舆地纪胜》、《初刻拍案惊奇》中谢小娥父亲的姓名，或明言隐去，或未作记载，谢小娥丈夫姓名皆为段贞居；《续幽怪录》称谢小娥父亲为叶昇，丈夫为任华，似无特别的意义。而《龙舟会》将谢小娥父亲定名为谢皇恩，丈夫定名为段不降，却包含了作者独特而深厚的感情。顾名思义，谢皇恩，即感谢皇帝的知遇之恩；段不降，谓宁可首段，不可投降，或断（段）断（段）不能投降。作为“亡国一孤臣”，[5](第十五册P921)作者始终不忘自己在南明受到的恩遇以及鼎革之后感受到的亡国之耻。
《龙舟会》的创作定位在“愤世词”之上，[4](P245)这种愤世的主题除了在上述三个方面有所体现，在其他细节方面也有所反映，如：
第一折小孤山神女云：“万派东流赴海门，中流一柱砥乾坤。大唐国里忘忠孝，指点裙钗与报冤。吾神奉上帝之命，镇住这小孤山，受下民香火，万顷沧波，一峰独峙，拦住了海门潮，不教他横吞楚塞，疏通着两湖水。”这里，作者显然以孤山自负，怀抱有如中流“柱砥乾坤”之志；以大唐指明朝，对明末臣子“忘忠孝”予以批判，甚至指出，要为明王朝“抱冤”惟有寄希望于“裙钗”，可见其痛苦之深。作者盛赞：“小娥虽巾帼之流，有丈夫之气，不似大唐国一伙骗纱帽的小乞儿拚着他贞元皇帝投奔无路。”全剧结尾作者又赞小娥复仇：“莽乾坤只有个闲钗钏，剑气飞霜霰。莽玉锦征袍，花柳琼林宴。大唐家九叶圣神孙，只养得一伙烟花贱。”都是针对明王朝“一伙骗纱帽的小乞儿”置明皇帝于不顾的现实而言。该折还有作者政治立场的表述：“做贼称雄也枉然，不见安禄山建国号称天，到头只是刀头死，只羞杀王维与郑虔。”“做贼称雄”当然不指明末农民军。[②]该剧后面的剧情并没有申兰、申春“建国号称天”之事，显然，这也是借题发挥：所谓“安禄山建国号称天”是指来自于北方的满清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唐至德元年（756）安禄山叛军陷长安，王维受伪职，乱平，降为太子中允；郑虔于唐天宝末年陷于安禄山，伪受水部郎中，称疾求缓，后贬台州司户参军事，作者借此二人的事迹表示不愿为清民的志向。
第二折，李公佐的自报家门正是明末政治现实的写照：“下官李公佐，乃淮南王神通九世裔孙，绪出天家，名登蕊榜。先世家住长安，因天宝之乱侨居西蜀。近者贞元皇帝为逆贼所逼，驾幸梁州。四海无一隅之安，但依江南为根。”[紫花儿序]一曲在对无用官员批判的同时，抒发了作者怀想亡明的深痛之情：“弄笔尖的把丹青画饼，持牙筹的将斛斗量沙，拥旌旄的似画锦冠猴。空目断长隄垂柳，古渡扁舟波流，一任乾坤日夜浮。问谁是吊北渚灵均哀郢，祝东风周郎顾曲，望长安王粲登楼。凭高北望，极目中原，好伤感人也。”
第四折，作者以李公佐自寓云，“万户伤心生野烟，何人倚剑白云天。愁窥白发羞微禄，则做个罢钩归来不系船”，抒发了作者的隐居之志；又借李公佐最后的归宿，描述了自己政治退隐的经历：“俺李十二参判江南，淹留六载，只承望俺那族叔同心戮力，共匡王室。目今驾已回京，俺那族叔却听奸人之言，生不轨之志。俺几度直言谏正，无奈馋口之高张，不得已密疏上闻，又被中涓之阻隔，既然无救于当时，怎可陷身于逆党，告病归休，幸蒙许允，才离虎口，将返蚕丛。”
三、王夫之的文艺观与《龙舟会》创作
梁启超曾说：“王船山为清初大师之一，非通观全书不能见其精深博大。”[6](第九册P7)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称，王夫之“以儒硕工曲，慷慨激昂，笔酣意足，实属仅见。”[7](P52)硕儒王夫之的《龙舟会》创作的确体现着作者博大精深的文艺观。
文艺观念直接指导着文艺创作。王夫之虽然没有专篇集中地讨论过戏剧，但我们可以从其诗词和《龙舟会》创作管窥其戏剧观的精神。
在《看傀儡戏占（其一）》诗中，王夫之表达了自己对戏剧舞台改造历史真实的认可：“副末开场不话愁，僛僛先舞寿亭侯。千秋垂冕降魔帝，一部长髯大鬼头。”其《念奴娇·影戏影》词云：“笑啼俱假，但绰约风流，依稀还似。半壁粉墙低映月，卖弄佳人才子。情丝牵引，清光回照，漫道伤心死。猛然觑破，原来情薄一纸。 应是缥缈飞仙，当年窃药，落在银蟾里。半面人间高处望，传与霓裳歌吹。有意留仙，难禁夜短，还怕灯花坠。迷楼吐焰，倩谁挽住香袂。”在指出戏剧常用的题材即男女情爱故事的同时，作者又强调戏剧创作的虚构笔法和写意性。重视戏剧自身的艺术特征，是王夫之戏剧观的重要方面。在这两首诗词中，作者将傀儡戏和影戏作为真正的舞台戏剧看待。《龙舟会》的创作也努力体现戏剧的独特艺术。
中国民族戏剧在情节上使用说破的手法，即总是在前面的剧情中暗示甚至直接交代后面的剧情，或直接揭示人物性格、点破主题，让观众在了解剧情、人物、主题的情况下仔细欣赏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龙舟会》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楔子中谢小娥一出场就悲介：“咳，我那爹爹和段郎多管是凶多吉少，教我怎生是好？”暗示了后面的悲剧情节。在第三折[煞尾]一曲中，作者又让谢小娥揭示该剧的批判意义：“休道俺假男儿洗不净妆阁旧铅华，则你那戴须眉的男儿元来是假。”这都是说破手法的运用。
戏剧文本不同于一般文学文本的重要方面，是凸显其舞台的现场感应，也就是呈现舞台现场的交流状态。《龙舟会》第四折小娥上场云：“看官还认得我么，那浔阳江杀贼报仇的谢小娥，与这江陵瓦官寺大比邱尼湛定大师会下西堂妙寂还是一个，还是两个？咳，纵然识破，鹞子依旧过新罗去也。”语言虽然风雅，但不是纯粹的案头读本，因为剧中人物与观众的交流状态已经形成，足可搬演到舞台。
作者熟悉杂剧与传奇脚色安排的特点，剧末作者附云：“末泥孤，番语，此云官人。凡北曲之末，即南曲之生。卜儿，本女脚，但与南丑角同，故可借作男扮。孛儿，即南曲之净。茶旦，南曲小旦，宫词所谓‘十三娇小唤茶茶’也。”现将《龙舟会》的脚色安排按人物出场的先后列表如下：
人物
谢小娥
谢皇恩
段不降
小孤山神女
张搬古
李公佐
申兰
申春
钱为宝
脚色
旦
正末
孛儿
茶旦
卜儿
末泥孤（末）
孛
杂
卜儿
朱权《太和正音谱》解释“正末”：“当场男子谓之末。末，指事也。俗谓之末泥。”解释“孤”：“当场妆官者。”“凡北曲之末，即南曲之生”，只是一般的理解，循此则段不降应以末扮，但是作者从北曲杂剧的脚色本源出发，认为“末泥孤，番语，此云官人”，所以，官员李公佐以末泥孤扮。依《太和正音谱》，末泥亦属正末，《龙舟会》同时安排谢皇恩以正末扮，则显然是受南曲脚色制的影响。孛儿相当于南曲之净，故以之扮申兰，同时又是相对次要的人物，故又以之扮段不降。对于以卜儿扮张搬古和钱为宝，作者也从南北曲通融的角度加以解释。可见，作者既有对北曲杂剧脚色制的严格执行，也有因考虑到南曲的广泛影响而作的南北曲的通融处理。
就戏剧的本质而言，中国古典戏剧是剧诗。王夫之的《龙舟会》杂剧创作不仅在其戏剧观念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而且受到其诗歌理论的影响。
王夫之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情景交融：“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8](卷二P151)当然，写景是手段，抒情是目的：“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国’、‘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8](卷二P154)王夫之的诗景理论直接影响着其《龙舟会》杂剧的创作。为了表达作者作为明遗民的悲壮、忧郁之情，作者选择具有悲壮气氛的谢小娥复仇故事。于是，苍凉、伤感与悲壮遂成为贯穿该剧始终的情感线索。为此，作者将李公佐解梦的地点由建业瓦官寺移至汉阳晴川阁。汉阳为历史上的古镇，经受历史风云，古代诗文常以汉阳的晴川古树为意象，表达伤感之情，如唐代大诗人崔颢曾写过《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汉阳晴川阁之景的描写，最易抒发作者的情感。第二折，李公佐登晴川阁所唱[斗鹌鹑]：“渺渺芳洲，桃波微皱，碧草如油，红芽初透。春色如斯，问何人撋就？吊古含悲，古人知否？”以及[昭君怨]：“汉水中分楚塞，回首秦关天外，北斗地城边几点烟。 为问大江东去，六代繁华何处，谢傅旧风流定神州。”情景交融地流露出作者的历史沧桑感。此外，伤春又是古典诗文的情景写法，而南明弘光王朝和永历王朝又都灭亡于春天，[③]所以，李公佐所唱“正春残暮霭萧萧”以及谢小娥所唱“生离死别已经春，枉杀高楼望远人”等，与南明灭亡的实际、作者的伤感正相合。
王夫之的诗歌理论还特别强调“诗乐一理”，其《张子正蒙注·乐器篇》指出，“正《雅》直言功德，变《雅》直言得失，异于《风》之隐谲，故谓之《雅》，与乐器之雅同义，即此以明《诗》、《乐》之理一”，认为诗歌应更靠近“乐”而非“文”。古典戏剧古称为“曲”，属于广义的“乐”。王夫之以杂剧形式搬演谢小娥故事，在作者的思想深处是将杂剧视同于诗歌的，这就无怪于作者之子王敔称《龙舟会》杂剧为“诗出”了。
此外，还要特别说明两点。一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王夫之的《龙舟会》创作还体现了其追求以戏剧传播进步思想的观念。谢小娥除盗后，《谢小娥传》和《初刻拍案惊奇》写浔阳太守张公为小娥请旌表，以免除小娥死罪；《续幽怪录》未言请旌表事，因为小娥并未亲手杀死二盗，而是报知官府，由官府捉拿正法；《新唐书》、《舆地纪胜》是由于对《谢小娥传》的略写而未言请旌表事。虽然《龙舟会》写小娥同时斩杀了二盗，但作浙安排江州刺史钱为宝欲为其请旌表，决不是为了解决情节上的难题，而是为了表达作者自己的进步思想。这种进步思想用谢小娥的话说就是“不屑弄这虚脾，把性命换浮华”。“虚脾”即虚情假意。重视理学的元代，虽也有如贾仲名《对玉梳》杂剧那样批评生活中虚情假意的现象：“施礼数，道万福，殷勤观觑，施呈着我尊前席上那些假虚脾和睦。”但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抨击理学的虚假还是没有的。被胡适称为“似尼采”“努力做‘超人’”的王夫之，[④]痛恨理学的虚伪。在《龙舟会》第四折中，李公佐一面称赞小娥道：“你不要地方官上表旌奖，更高更高。”一面揭穿理学的本质：[风流体]“闹哄哄，闹哄哄，金字匾；絮叨叨，絮叨叨，列女传；看将来，看将来，值甚钱；水牯牛，水牯牛，谁受鼻绳串？”无疑是在代作者立言。
二是，作为学者的王夫之，其戏剧创作又体现着作者展示学识的艺术追求。《龙舟会》将《谢小娥传》、《续幽怪录》、《初刻拍案惊奇》等中的梦语“车中猴、门东草、禾中走、一日夫”，改为“车中猴、门东草、田中走、一日夫”。在第二折中，作者借李公佐之口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若论六书正法呵，屯下日却道是凤鸾仇，门下柬误拟作苍龙宿。问普天谁识得三苍古籀，糊涂且把糊涂究。”作者的小学功底很深，曾著有文字学著作《说文广义》，旨在于阐明汉字文字的正确书写，该书以六书之准则为依据，先解说《说文解字》中的文字本义，再广释其引伸义。严格地讲，将“蘭”分解为“門東草”不正确，因为“蘭”字的草头下并非“東”而是“柬”。作者虽是沿用了“门东草”之说，但有自己的科学解释。“禾中走”改为“田中走”，也是因为“田中走”的解释更科学。
四、《龙舟会》的著录与版本流变
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著录王夫之《龙舟会》杂剧，并说：“清人戏曲书录未见记载，仅《曲录》著有名目。”[7](P52)王国维在其《曲录》卷3“杂剧部下”著录云：“《龙舟会》一本，《船山遗书》本，国朝王夫之撰，夫之字而农，号船山，衡阳人。”这是现代学者对《龙舟会》的最早著录。傅惜华先生的“仅《曲录》著有名目”之说并不可靠，在王国维《曲录》之前已有一些文献著录《龙舟会》。
清同治四年（1865）曾氏金陵本《龙舟会》出现之前，清人最早著录该剧的是王夫之之子王敔所撰的《大行府君行述》：“……此亡考自辛卯迄辛未，四十年赍志不隳，用力不懈，常自署其椠，以为‘吾生有事’也。其他则《淮南子》有旁注，……诗余有《船山鼓棹》二卷，诗出有《龙舟会》一卷。”[⑤]由此我们知道，《龙舟会》杂剧创作于辛卯年即顺治八年（1651）至康熙三十年（1691）之间。
之后经过了相当长时间，刻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附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著录：“凡集类十部，已见六部都六十六卷：……薑斋外集四卷，卷四《龙舟会杂剧》。”
清咸、同间诗僧江叡《梓园诗钞》卷六收《题〈龙舟会杂剧〉》诗四首，序曰：“《龙舟会》四折，为胜国末衡阳王行人而农夫之演谢小娥为父婿报仇事。”
曾氏金陵节署刻《船山遗书》时，参与该丛书整理的刘毓崧《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称：“目录（按指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已载未刊，今访得付刻者二十三种……待访者六种：……《龙舟会杂剧》。”同时参与该丛书整理工作的欧阳兆熊撰《重刊船山遗书凡例》著录“《龙舟会杂剧》二卷”。
之后，王闿运于清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九日《湘绮楼日记》云：“晚坐观船山杂说及其所作北曲，书谢小娥事，凄怆悲怀。”
清同、光时在世的周铣诒作《欸乃曲》诗十六首，其一云：“好斗轻身已自愚，椎牛报赛并神巫。欲翻一套《龙舟会》，写作潇江竞渡图。”[9]
清光绪间刻本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载：“王船山先生生当胜国末年，著述宏富。近经曾文正公刻其遗集二百余卷，此外尚多佚本也。先生尝取李公佐《谢小娥传》，衍作《龙舟会》杂剧。”
刻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的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载：“凡集类四十一种：……《龙舟会杂剧》二卷。”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载清光绪壬午（1882年）九月初二日作者读书日记云：“《曲园杂纂》，清俞樾撰。阅《曲园杂纂》，每卷为一种，……卷五十《老圆》，取蒋清容《四弦秋》曲意，演老将老妓而老僧为之说法，效王船山全书后附《龙舟会杂剧》也。”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定本俞樾《春在堂全书》之《老圆序》云：“聊存《杂纂》，亦犹船山先生全书之后附《龙舟会杂剧》而已。”
民国四年（1915）湖南长沙出版《船山学报》第一卷第五期曹佐熙《记衡阳刘氏所藏王船山先生遗稿》一文所收刘审吾《衡阳刘氏珍藏王船山先生遗稿记》云：“谨将船山先生在吾家所著书目列于后：……《龙舟会杂剧》。”
关于《龙舟会》的版本，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云：“此剧流传版本，计有：（一）清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金陵刻本，标明云《龙舟会》，署题云“衡阳王夫之撰”，正目云“鹦鹉洲游人拆字，龙舟会烈女抱冤”，北京图书馆、傅惜华藏。（二）清同治间湘乡曾氏刻《王船山遗书》所收本，表名、署题俱同前本。（三）《清人杂剧》二集本，据同治间刻本影印。按：近人吴梅《古今名剧选》原收此剧，然未见刊行。”[7](P52)
“清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金陵刻本”实际就是“清同治间湘乡曾氏刻《王船山遗书》所收本”，而《清人杂剧》二集本又据此本影印。所以，傅惜华所说的三种流传本其实即为一种，即清同治四年（1865）湖南湘乡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金陵节署名义刊刻的《王船山遗书》所收本，又称金陵本，由刘毓崧、欧阳兆熊等人编校。
此外，还有一种版本即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上海太平洋书店复集印船山著作本，为铅字排印本，又称太平洋本，由李英侯总勘、张告吾和李蕴平辑校。
金陵本和太平洋本是现存较早的两种不同刊刻版本。后来，岳麓书社出版、由杨坚编校的《船山全书》本《龙舟会》是以金陵本为底本、参校太平洋本而定稿的。
金陵本和太平洋本虽然略有不同，但仔细考察会发现二者的联系：首先，凡金陵本已有的刊错之处，太平洋本仍从误。如第1折“长千里听彻了碧箫象板”中的“长千里”应为“长干里”，二本均未校正；第2折[麻儿郎]曲辞末句“柳凋霜后”之后的“笔酣墨饱，纵横如意”小字应为原本评语，二本均当作人物宾白，未予删去；第2折[尾声]“遍人间自有有人”一句，二本相同均为“遍人间自有有心人”之脱；第3折[么]“一番身好赛呆鹰翅，一声呼惊醒天蓬睡”中的“番”应为“翻”、“蓬”应为“篷”，二本均未校正；第4折[醉也摩娑]“更不怕折么杀人也”中的“折么”应为“折磨”，二本均未校正；第4折[清江引]“只养得一伙胭花贱”的“胭花”应为“烟花”，二本也均未校正，等等。其次，金陵本刊刻正确之处，太平洋本又将之误刻。如第1折金陵本“拚着他贞元皇帝投奔无路”句，太平洋本将“拚”误刻作“拌”，不通；第2折金陵本“找寻这两个贼徒与他併命去”，太平洋本将“併”误刻作“拌”，不通，等等。可见，太平洋本是以金陵本为底本，但刊刻、校对不严，不仅未能发现金陵本的既有错误，而且还将金陵本正确的又作误刻。因此，太平洋本与金陵本属于一个版本系统。
金陵本、太平洋本之外，湖南省图书馆存有一部《龙舟会》钞本。该本除将金陵本第2折“找寻这两个贼徒与他併命去”句中的“併”改作“拚”外，[⑥]其余皆与金陵本一致。钞本也属于金陵本系统。
清同治金陵本《龙舟会》十分珍贵。前文已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附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作为书目文献最早著录了《龙舟会》，并把它列在“集类十部”的“已见六部”之“薑斋外集”中，然而，遗憾的是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并未刊刻出版该剧。今见最早版本金陵本《龙舟会》的底本之源另有所自。刘审吾《衡阳刘氏珍藏王船山先生遗稿记》云：“同治初，湘乡曾氏搜刻先生遗稿，茫然莫得。时先父授徒常文节公家，因托常氏殷勤致询，始出遗稿也。嗣后原本发还，仅得《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船山鼓棹》数册而已，……谨将船山先生在吾家所著书目列于后：……《龙舟会杂剧》。”[10]这在参与金陵本整理工作的刘毓崧《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和欧阳兆熊撰《重刊船山遗书凡例》中亦可得到佐证。刘毓崧《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称：“邓氏显鹤《船山著述目录》注明有目未见书者若干种，今访得付刻者四种……，待访者八种……；目录未载今访得待刻者四种……；目录已载未刊，今访得付刻者二十三种……待访者六种：……《龙舟会杂剧》。”欧阳兆熊撰《重刊船山遗书凡例》云：“旧刻本邓氏所编《船山著述目录》注明有目未见书若干种，兹访得《宋论》十五卷，……《龙舟会杂剧》二卷，……悉行刊入”。二者都记叙了金陵本的刊刻经历。可见，金陵本的底本为衡阳刘审吾家藏本，可惜的是刘氏家藏本在刻印以后，原稿即随之散失。于是，清同治金陵本《龙舟会》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
《龙舟会》的卷数，金陵本目录作《龙舟会杂剧》二卷，题名作《龙舟会一卷》，正文未分卷次；太平洋本目录作《龙舟会杂剧一卷》，正文也不分卷。显然，金陵本目录有误，太平洋本予以了更正。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2] 侯外庐.《船山学案》自序[A].船山学案[M].长沙:岳麓书社,1982
[3]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C].清道光新化邓氏小九华山楼刻本
[4] 杨恩寿.词余丛话[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 王夫之.绝笔诗[M].船山诗文拾遗[C].船山全书[C].长沙:岳麓书社,1995
[6]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A].饮冰室专集[C].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王夫之.薑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9] 昈斋遗诗[M].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蜨社丛刊》本
[10] 曹佐熙.记衡阳刘氏所藏王船山先生遗稿[A].长沙:船山学报[J].第一卷第五期,民国四年（1915）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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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岁在戊申。
[②]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所云极是：“王夫之把早已脱离了南明政权、独立进行抗清斗争的农民军领袖李来亨等认作是自己心目中的‘明’的代表，当初痛恨农民军‘斥国为贼’，今天却痛感农民军代表了‘国’，这是政治感情的巨大变化。因此，此后不久他不顾清廷制造‘庄廷鑨明史案’的威慑，勇敢地写出了一部以人民抗清斗争为主流的当代史《永历实录》二十六卷，为高一功、李定国、李过、李来亨等，一一列传褒扬。另有《箨史》十篇，为明末抗清志士立传。”
[③] 永历十六年（1662）二月，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帝及其眷属送回云南交给吴三桂，吴三桂随即将永历帝和太子用弓弦绞杀在昆明城内的篦子坡，结束了永历王朝。
[④] 胡适《致钱玄同》（1924）：“他要人明白自己在宇宙间的高等地位，努力做‘超人’。他最恨‘凡民’、‘众庶’——只晓得吃饭、穿衣、睡觉、生儿女的人是也。所以，我说他似尼采。”详《中国哲学》第一辑，三联书店1979年8月出版。
[⑤]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有三种版本：其一为刊于清同治四年（1865）金陵本《船山遗书》卷首之《薑斋公行述》，其二为刊于光绪十九年（1893）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谱》卷首之《行述》（原注：“据家谱本”），其三为民国六年（1917）船山八世孙德兰在《王氏五修族谱》竣事后“于竹花园古箧内觅得老谱敔公所刊原牒”本。各本内容差别较大，前两种版本均未著录《龙舟会》，此处所录引自“敔公所刊原牒”本。
[⑥] 据《汉语大字典》，“併”用同“拚”。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