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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精神以两个字总括就是贞固，这在国际国内船山学研究中已经达成共识。贞，可谓立志之坚贞不移，固，可谓持志之固若磐石。贞固二字是对船山志节的至高评价。
船山的尚志观，在我国古代“志”论独树一帜，并且完全是积极向上的。衡阳市市委党校唐斌成研究员曾专门对船山的尚志观进行研究，他认为船山乃我国古代尚志思想的集大成者。
墨子的尚志观为天志观，有迷信的成分，而且其妄图以天的名义劝人兼爱在逻辑上说不通，在现实中行不通，王夫之斥之曰“仁非博爱之谓也……墨氏之仁，妇姑之仁也”（船山全书5册180页）。老子的志实则是劝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劝人们安分守己，其宣扬“至柔”即是“至刚”，复归于“朴”，其实只是诡辩，王夫之斥之曰：“此女子小人滔天之恶，所挟以藏身之固者也。”
王夫之的志更接近孟子。他认为最高境界的志，必须“以道做骨子”。他认为孟子的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不移，威武不能屈”，方是真正体现一位殉道者的精神意志。他赞之曰：“以道义为心者，孟子之志也。持其志者，持此也”（船山全书六册421页）。
船山从志意的对立创造性地对志进行理论界定：“庸人有意而无志，中人志立而意乱，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圣人纯乎志以成德而无意”。他进一步总结，意乃心的低级层次，志乃心的高级层次，是合道之心、性、神，是“执持而不迁之心，”志可以控制意。“志正，则意虽不定，可因事以裁成之”。
船山在教育实践上极其重视立志。他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此中表述之志，非意志、志向，而指认识论中的理性，人的道德属性。他进一步指出，人立定仁义之志，方能守道贞生，甚至有“朝闻道、夕可死”的追求，所以“最为天下贵”。
船山还从志与气的关系上，阐释了志的内涵。“夫志，气之帅也”。“志以作气，气亦兴志”。“气者，天化之撰；志者，人心之主”。孟子之所以有令贞绝千古的王夫之敬佩之志，在于其“善养浩然之气”。浩然者，天地正气也，人身小宇宙，人人皆存，但养气功夫因人而异。观船山一生行事，养气之要诀，在于胜不骄败不妥，在于凡事镇定勿躁，还在于调息养气与锻炼体魄。
如何立志？船山一再强调以下三步走：一、知耻；二、好学；三、力行。
知耻是立志的第一步。知耻的过程即是船山所常讲的“正志”的功夫。在今天看来，就是明辨是非，以是为荣，以非为耻，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所谓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就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荣辱观科学全面的概括。孔子说“知耻近乎勇”，船山说，“耻易而知难”，又说：“用勇不如知耻”（《思问录》）。所谓勇，也有层次之分。权且可分匹夫之勇与真丈夫之勇。前者，勇而冲动；后者勇而笃定。前者还属于感性——“欲”的层面；后者则属于理性——“道”的层面。前者停留在心志的浅层次，虽勇而而意可乱、情可迷、欲可动；后者已属心志的高层次，既勇而志明、性见、神清。如若人能够在犯错之后甚或生出邪念之时，即如少年船山那样“真耻内动”，虔诚求改，则已经接近于勇了。
船山论知耻，首先在“知所耻”。他正面举例说，“子路，人告以有过则喜”，这就是“善用其耻”，其喜，是因为可以即时改正，以免让悔恨“累心”，过错的“耻”被子路很好的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又从反面举例说：被人役使，而耻为役。这就要看自己的被役是否符合为仁的道德范畴。如果“于不可耻而耻，则移其良耻以从乎流俗，而耻荡然矣”。
王夫之少年时家庭教育中耻的教育很成功，从他作的新婚诗即可应证：“闲心不向锦屏开，日日孤山只弄梅，冷蕊花枝吟未稳，愧无博义续东莱。”王夫之以纨绔子弟厮守锦屏为耻，以诗文根基不牢如冷蕊花枝为耻，以春秋之学比不上号称东南三杰之一的东莱先生吕祖谦为耻。正因为他从小珍惜时光，如林逋一般志守孤远志趣高洁，所以很快，几年之后他在武昌中举，总成绩名列前茅，春秋一门成绩位居榜首。船山认为知耻的古代圣贤莫如上古三元圣之一的伊尹。“伊尹知耻，勇者不逮也。”众所周知，清代名相曾国藩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平定占据江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之时，其部下纷纷劝其效法赵匡胤黄袍加身，然而曾国藩一生引王船山为做人楷模，谨记伊尹辅佐商汤以降三代君王、忠心辅政而耻于自代的圣贤身教，以忠于国家为荣，以野心称王为耻，自裁苦心经营十几年的20万湘军，从而赢得清廷的进一步信任与重用。曾国藩终生一心要做的是圣贤，内圣者即可外王天下万世，为一己一时之王而流血千里、缟素天下，非圣贤之志。
综上，我认为船山尚志观中强调立志的第一步是知耻正志。
好学是立志的第二步。船山说：“学易而好难”，又说“用智不如好学”（《思问录》）。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是好的更高层次。好还停留在客体引发好奇心的兴趣层面，乐已是主观自愿乐在其中忘乎所以的得道的境界。学界最典型、船山最欣赏的好学者，莫如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处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因此曾一再情不自禁感叹：“贤哉，回也！”而其实，好学者，离乐学的境界也就不会远了。这到达的标尺或者说联结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只是四个字，就看学习者是否立定了“学为圣贤”之志。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非立定此志则非好学之至，亦即非达到做学问的道的境界。钱财使人富贵，学问使人高贵。“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杜甫）”“邺候晚节知前非，岳顶读书云满衣”（船山赞唐代名相李泌的诗作），学问不可以是富贵的跳板，实乃人的最高层级生命的内涵。立志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为定志。王夫之说：“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也”，又一再强调“志在学先”。古代修身的纲领性读物“四书”之一的《大学》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有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听先后，则近道矣”。孔明说：“才需学也，学需静也”。志定心才静，宁静安好是修道的最佳氛围。凡学习目的为追求“止于至善”的圣贤境界，其志则自然可定。所以，我总结的第二步是好学定志。
力行是立志的第三步。船山说：“行易而力难”，又说：“用仁不如力行”。王船山作为继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后的儒家学说的第三次能动创新的集大成哲学家，在“致知穷理”、“明心见性”两大儒家宝典失灵后，终于找到第三大武器：经世致用。船山说：“有不善未尝不知，豫也；知而未尝复行，豫也”。又说“知之尽，实践之。力行而后知之真。”受清末极力推广船山思想的曾国藩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启发，中国当代极力推广船山思想的胡国繁说：“不行仁道，便行不义”。殉道精神乃圣贤特有的豪杰人格；仁道，乃圣贤唯一的人生指南针。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最强调的是仁，视仁为心之本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其次是强调以“礼“的手段去实现“仁”。而到了亚圣孟子更强调的是义。王船山仁义并举，但也更重“义”，他认为义乃“心之制约”。同时船山认为“仁者生人”，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仁者，无非就是秉承了天地的这一仁德。船山诠释孟子的论志名篇《鱼我所欲也》：“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船山全书二册363页）。孟子凭浩然之气力行，其语言文风如万箭齐发首开犀利之河，其风度气质如天霆闪电即便君王也难以匹敌。王船山于天倾地坼之际，组织匡社行社，岳峰举义，活埋拯道，其行之力，非刚健如孟子之勇者不逮。从精神境界的角度，伊尹的知耻、颜回的好学、孔子的礼仁，都令我敬重有加；从知易行难的角度，我更欣赏孟子、船山的力行。
船山是在体用的哲学框架下提出力行的观点的。他说：佛老皆立体而废用。用既废，而体亦无实。终致“行起解灭”（释氏）、“寓诸庸”（庄子）。君子不废用而立体，则致曲有诚。逮其用也，左右逢原而皆其真体。故知先行后之说，非所敢信也。
船山论行，在“曲能有诚”、“一以贯之”（意即百折不挠、持之以恒），尤其强调“百物不废，惧以终始”。他告诫道：“于物有废，偷安而小息，亦为之欣然，学者之大害也。惧以终始，故愤；百物不废，故乐。愤乐互行，阴阳之才各尽，则和，和而后与道合体”。孔子曾自谓“有志于学”以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船山从哲学本原上进行了解读：愤，神阳之发动也；乐，气阴之静运也。阴阳和而人得道，人得道而与天地合一，乾健坤顺，于是人方在“有志”的轨道正常运转，不知老之将至。船山在论君子不器与持之以恒时用了两组比喻，镜与衡，日与水。对前者肯定其精确客观后予以否定，镜不能藏往、衡心中无重，故皆无恒；对后者则肯定欣赏，认为是圣人君子之心的写照：日明照四方，水履险如平，而且日能继往，水能任重，故皆恒。镜衡体现了形而下的器，而日水展示了形而上的道。
船山在阐述何为“力行”时强调“乾坤并继，尽其健顺”。他先指出：“乾称父，坤称母。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继吾善也”。“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简能，惟其顺也。健则可大；顺则可久。可大则贤人之德；可久则贤人之业。易简（即变化）之道，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思问录》）接着论述：立人之道，在仁与义。人道必需与天道结合，天人合一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仁义行，以人道率天道也；一是行仁义，则待天机之动而后行。船山认为后者不足以体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因为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人禽之别，唯志而已；人禽之辨，义利而已。可见船山主张的力行，乃由仁义行，即一切从仁义出发。船山还尖锐地批判老子对仁的曲解，说道，“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非天地之以此刍狗万物，万物自效其刍狗尔”。接着精辟立论：“天使人甘食悦色，天之仁也”。紧接着，辨证思维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船山还不忘顺势为自己先前的“人之道”加固门户：“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万物。恃天之仁而违其仁，去禽兽不远矣”。此论真可谓天人之言，震古烁今！我对此的理解是，王船山不仅给出了力行的高标：以人仁天，还给出了力行仁义不可进入的雷区的边线：以天害仁。
力行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惜时，时间观念强。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胡国繁的老师兼朋友雷达先生有一句名言：“强者的含义也许有一千条，我确信的只有一条：强者，必须是能主宰自己那份时间的人”。船山先生无论苟全性命于乱世，还是生死当前于病榻，无不惜时如金，读写不辍，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然读书破万卷，撰著千万言，极传统文化之大成，他是当之无愧的强者。
如果还要找出第三个角度，从行为主体来讲，力行的标尺便是独立特行，也就是陈演恪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王船山履木屐、撑纸伞，誓与清廷不共戴天，昂首行走于天地之间，这独步天下的行为岂是艺术一词可以形容？“南阳凭羽翼，恩泽放山林”“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些铁骨铮铮之豪言岂是纯文人的日常赋诗那般轻松？，"千古兴亡，凭谁料理，血痕一缕留青史，从来白刃杀英雄，恹恹儿女丛中死！"王船山实可谓继文天祥之后光耀青史的一颗天地丹心，这首踏莎行无疑是属于南明忠臣更属于华夏英雄的正气歌。船山赞李泌诗中还有一句动人心弦的大名句：“千年欲识丈夫心，独上危峰揽苍翠”。为了达成志向——揽苍翠”之道，李泌、王夫之义无反顾，独上危峰，这才是平常人一千年也无法识得的伟丈夫之心。
所以，我总结的船山立志的第三步是：力行酬志。
归根溯源，船山尚志观乃其哲学思想的具体延伸，很显然，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船山在体用道器关系上，更重视实践的“用”与物质的“器”。体在用中，道在器中。不离用而言体，不离器而言道。这对于我们正处于人生立志阶段的留守少年启发甚大。留守少年往往独立意识强，而自主能力差，往往时而能热血沸腾、发愤图强，时而任意任性、随波逐流，导致“无志之人常立志”。以上船山尚志论，从晓之以理的志的剖析，到动之以情的耻的启迪，再到导之以行、持之以恒的学与行的实践功夫，为我们铺就了一条“有志之人立长志”的康庄大道，足以令我们莘莘学子景行行止。
自古有论，能有“三不朽”者方曰完善之人生：立德、立功、立言。我认为以上立志之三步即可致三不朽之“三立”。
立德，好学定志，学为圣贤，可矣；
立功，力行酬志，本仁守义，可矣；
立言，学行之余，有得于心，录之，以启来者；有憾于志，亦录之，亦以警后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德者，天命之明德之性；功者，地率之新民之道；言者，人修之知耻之教。
如是，生，崇荣知耻，俯仰天地，无所愧怍；死，全归于天，此心光明，夫复何求？
2012年12月11日凌晨1点50分初稿
2013年2月14日上午12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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