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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元1881年4月24日）那天，下的雨很大。郭嵩焘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正儿八经地记下了两个字：大雨。 晚清著名思想家、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一定对那个大雨滂沱之日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天，是思贤讲舍开馆的日子。 尽管处于闹市中心，但对于很多长沙市民而言，“船山学社”也许真还是个陌生的名字，而它的前身——“思贤讲舍”的知名度恐怕就更成问题。 而在当时，为纪念王船山而创办的思贤讲舍，名气非常大。梁启超曾说：“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中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加上讲舍的创始人又是郭嵩焘这样的名人，思贤讲舍于是在湖南甚至全国都有了相当的知名度。 思贤讲舍于1881年建成，而它的酝酿成立，时间却早得多。 说到它的酝酿成立，必须先说说曾国藩祠。
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江宁两江总督任所，清政府发布谕旨，令将曾国藩“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于是，湖南官绅即着手筹建曾国藩祠。在筹建初期，郭嵩焘等人就想在祠内附设思贤讲舍。所谓思贤，即纪念湖湘先贤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郭蒿焘用此四人来概括湖湘精神，倒是十分准确。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曾国藩祠园落成，名为“曾文正公祠”，今天的湖南省少儿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后面的田家炳实验中学都在祠园的围墙之内。 曾祠建成，思贤讲舍却没能立即开办，因为郭蒿焘恰恰在这个时候接到出使英国之旨，离开湖南，讲舍开办之事因此搁置下来。直至1879年他回到长沙，讲舍开办之事才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881年，在曾国藩祠的西隅，思贤讲舍正式开馆，总共有斋房20间。郭蒿焘担任主讲，这个“主讲”大致相当于校长兼老师。思贤讲舍内还安置了王船山的牌位，定期祭拜，为湖南省祭祀船山之始。 思贤讲舍的创办，还必须特别鸣谢一个人，他就是当时富甲一方的巨贾、名士，朱镕基同志的祖父朱昌琳。朱昌琳给了讲舍大量的资金支持，他若不慷慨掏腰包，思贤讲舍能否成功创办，也许还是个问题。
［素质教育］
思贤讲舍刚开馆时收有学生15人，后来陆续增至20余人。讲舍的学生，待遇还真不错：每月由校方供给生活费，名曰“膏火”。秀才或其他文士来听讲课艺，均免费入学。考试时，并不像其他书院那样，为防止学生作弊而封窗闭门，戒备森严，而只是“设立章程，以资循守”。 当然，这些都不是讲舍的最特别之处。思贤讲舍100余年来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它的教育理念和内容。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它很有点“素质教育”的味道。 郭嵩焘对于同时期其他学校是比较有看法的，认为当时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都是“学校之不修也”。而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思贤讲舍，就是他打算用来挽回人心风俗的排头兵、急先锋。为此，他要求学生“日读经书”，“立身制行”。当时，长沙吸食鸦片成风，城中大小烟馆竟然多达2000多个，比如今街头随处可见的洗脚城还多，郭嵩焘于是倡议成立了禁烟公社，经常在公祭王船山及讲舍会讲时宣传禁烟，旨在通过讲舍的教化作用让长沙民众远离烟毒。 思贤讲舍除了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外，还注重实学。其他书院讲时文试帖，思贤讲舍除了经史之外，还讲授算学制造。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搞法。 思贤讲舍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兼为出版机构，不过，思贤讲舍早期刻印的书籍并不多，直到1890年，王先谦继任讲舍主讲，在讲舍内成立了专门的校书刻书机构——思贤书局，讲舍的刻书业才进入了一个较为发展的时期。思贤书局与思贤讲舍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刻印的书籍，成为今日藏书家争相搜寻的珍品。
船山学社
（中国首个专门研究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团体。）
思贤讲舍存续了30多年的时间，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作为晚清教育、出版机构的思贤讲舍、思贤书局自然也不复存在。但思贤讲舍旧址在“新时代”中，却得以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民国元年（1912年）春，湖南都督府民政司司长刘人熙，建议于原思贤讲舍旧址，创设船山学社。 刘人熙及船山学社的其他创始人都是传统的道德决定论者。他们一致认为，民初之所以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固有道德沦丧。因此，他们以拯救社会的精神道德为己任。船山学社创办的本意即在于此。他们认为王船山之学说是“救时之良方”，他们成立船山学社，编辑《船山学报》，并创办船山中小学，筹建船山专祠、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弘扬传统国学，并依凭它改良社会。 1913年夏，船山学社筹备处成立，在长沙广益学校内办公。同年秋，呈请北京政府批准，每年从湖南国税项下拨发四千元，作为学社的常年经费。1914年6月4日，船山学社在思贤讲舍旧址正式成立。 7年后，即1921年，毛泽东又在船山学社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这已是另一段历史佳话了。
从1881年思贤讲舍开馆，到1914年船山学社开讲，再到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开办，这里的房屋格局大致如此，房屋的用途因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异，但中间为祭祀一代宗师王夫之的场所始终不变。1938年，旧址毁于战火，1954年得以重建恢复原貌。 去年，船山学社旧址经过了重新修复，并新增了介绍思贤讲舍、船山学社的陈列，其中许多原始资料和图片均是首次公开展出。 船山学社旧址为单层三进四合院，砖木结构，山字墙，小青瓦，朱漆门窗，方砖地，置身其中，便可寻得闹市之中难得的一份恬静和雅致。 因是旧式建筑，易潮，其方砖地面，尤其是几处天井中的地面经常是湿润的，而且其上还有大面积的苔藓，它们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但足够让你一不小心就摔个四仰八叉，所以千万要小心慢行，尤其是在下雨天。这算是一个友情提醒。
船山学社旧址在曾祠内？
关于思贤讲舍房屋（船山学社旧址）是曾国藩祠的一部分，还是在曾祠外单独建造而成，业界一直有些争议。 一种观点是，曾祠竣工后，尚有余资，于是郭嵩焘、李元度、朱昌琳等人共同发起倡建王船山祠于曾祠之西侧，然后又利用王船山祠创办思贤讲舍。按这种说法，思贤讲舍，即现在的船山学社旧址为单独建造，并非为曾祠的一部分。郭嵩焘之子郭焯莹在《先考玉池府君事述》中曾称：“（郭嵩焘）光绪己卯归自海外，辟思贤讲舍曾文正祠旁。”这似乎是此种观点的佐证。 另一种观点是，思贤讲舍为利用曾祠之房屋而创办，其建筑为曾祠的一部分。 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关于讲舍房屋是曾祠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在《敕建曾文正公祠碑》中已讲得很清楚：“（曾祠）度地小吴门内……中建崇祠凡四重……又西为思贤讲舍，计舍、室、庭、营、厢、簃、湢共一百七十有八间。”另外，曾国藩之曾孙女曾宝荪在《曾宝荪回忆录》中曾提到与当局交涉收回思贤讲舍房屋一事，这似乎又正好说明，讲舍房屋属于曾祠，否则，“收回房屋”又从何说起？ 巧的是，长沙市一位文史专家近来在北京偶然寻得一本名为《中国名胜旧迹（下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书中竟收有一张一位德国人于民国初年拍摄的船山学社旧址与曾国藩祠的老照片。照片中的曾祠规模宏大，气派不凡，其最西侧的房屋门额上写有“船山学社”几个大字。从这张照片来看，船山学社旧址建筑风格与曾祠无二，构建也浑然一体，这似乎是船山学社旧址即为曾祠之一部分的又一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