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要列举对湖南精神最具影响的一位古人，此人恐怕非王船山莫属。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因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故学者称船山先生，他是晚明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维新志士谭嗣同曾说：“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王船山一生以明遗臣自居，终身不剃发、不易服，其孤高耿介的个性当世少有。曾自题画像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船山在抗清失败之后，潜心学术，著述颇多。但是，王船山却几乎一生寂寂无名。

　　王船山殁后二百多年，其人格精神与思想学术却得到了湖湘士子的大力表彰。尤其是晚清湘军集团的将领，如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胡林翼、罗泽南等人，大多推崇船山学行。其中曾国藩在金陵刊刻了《船山遗书》；郭嵩焘上书清廷最终使得王船山得以入祀孔庙；彭玉麟则为王船山立传，“亲读其书，私淑其人”。可以说船山精神，就是凝聚湘军将领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王船山还对湖南近代以来的维新派、革命派人才群体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们也都深受船山精神的鼓舞。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谭人凤、杨昌济等人的言谈、日记和文集中都可以看出，《船山全书》是他们的案头必备之书。诚如梁启超所言：“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国藩、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过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那么船山精神到底是指什么呢？

　　王船山的一生，有48年是在清廷的统治之下度过的，然而王船山始终称自己为“明遗臣”，他生前就草拟了墓志铭，其中说：“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于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这既是王船山对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和学术活动的总结，又是其独特人格精神的体现。所以说，船山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坚贞之遗臣所体现的民族气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人格理想、即事穷理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

　　满洲入关以后，颁布了“薙发令”，希望从发型服饰上磨灭满洲与汉族的界限，从而达到彻底征服汉族的目的。因此发肤之全归，被赋予了象征民族尊严的特殊含义。王船山为此不惜改姓名，换装束，自称瑶人，藏匿于湖南苗瑶山区荒无人烟的山洞，蓄发明志。其王船山坚贞的民族气节，也是“身任天下”精神的体现。从青年时期与友人组织匡社，“莫拟津难问，谁言枉可寻”，到中年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抗清；再到晚年誓不剃发、不易服、不出仕直至最后“全而归之”，王船山的立身之坚决、气节之刚烈，即使在晚明的遗民之中，也是不多见的。

　　追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气象，是王船山作为湘籍儒者最为突出的精神气质。王船山有感于国家兴亡、民族孱弱之时，“内圣”型的圣贤人格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挺立，于是他对这种道德虚无之弊进行了反思和修正。遂倡导树立“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融豪杰精神与圣贤气象为一体，创立更加完善的理想人格。作为明之遗臣，王船山对明朝的覆亡有切肤之痛，所以他提出“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这就是说，只有首先具备了豪杰精神才能成为圣贤，豪杰具有非凡的气慨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身任天下”、“救人道于乱世”，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置流俗之毁誉和身家性命于不顾。他感慨“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就是要以刘琨的豪杰精神激励鞭策自己，特别是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抗清，就是其以豪杰精神所贯注的圣贤气象最为突出的体现。正如有学人所说：“他是一位虽与灰俱寒而不灭其星星之火、虽与烟俱散而不荡其馥馥之馨的真豪杰。……其人格，其思想，皆如"孤月之明，炳于长夜"，令今日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无限敬仰之情。”

　　王船山一生治学，重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虚说，倡导即事穷理、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他力倡“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的为学之道，“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船山的后半生，是在艰苦卓绝的治学之中度过的，在湘西草堂的17年，王船山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著名的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等，后人将其著述编为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船山遗书》。正如钱基博所说：“荒山弊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因为生民立极。其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坚强志节，历劫勿渝。”王船山实现了开《六经》之生面的理想，建立起了深博无涯的学术体系，其人其学至今仍给予世人有益的启迪。王船山治学崇尚经世，这既是对南宋湖湘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传统的继承，又是当时特殊的时代所造就，他认为阳明学派空谈心性轻视务实而导致明亡的原因，他治学崇尚经世就是希望挽救这种空疏学风。

　　王船山继承和传递了湘学当中的性理之学与经世之学，并且将之融会贯通，形成内圣外王并重的学术精神；还将湘学之中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一种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理想人格。因此，我们说王船山是湖南历史承上启下的一位重要人物，对之后的湘学的发展、湖湘人物陶澍、魏源等，都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以坚贞之遗臣所体现的民族气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人格理想、即事穷理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具有这样三方面特质的船山精神，吸引、感染和征服了无数人，最终王船山俨然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一面旗帜。船山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物的弘扬之下，也就成了湖南精神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