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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先成为豪杰，而后才能成圣贤。也就是说，只有具有豪杰精神、堪称真豪杰的人才才能成为圣贤。圣贤必须是豪杰，没有豪杰精神的人是不能称为圣贤的。
什么是豪杰？王夫子说：“能兴即谓之豪杰。”豪杰能卓然兴起，有非凡的气概，有独立的人格。与庸人不同。庸人拖沓委顺，随顺流俗，谄媚权势，唯知跟风走，而豪杰则能自拔于流俗之中，卓然独立。庸人唯知终日为稻粱谋，唯富贵谋，为子孙谋；而具有独立之人格、非凡之气概和不徇流俗自由之精神的豪杰，则有远大四方之志，意气风发，志气豪迈，以天下为己任，“救人道于乱世”。
王夫之借阐扬孔子“深取其狂简”的思想来呼唤豪杰精神。据《论语·公治长》载：“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那里的学生志向远大而又勇于进取，文采又都斐然可观，我不知道怎样去指导他们。这段话明明是赞扬狂者的，可是朱熹的注释却说，孔子“恐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耳，故欲归而裁之也”。对于这一观点，王夫之是不赞成的，他借批评“游于圣人之门”的景伯“虽日闻圣教而不能洗涤其习气”，来批评道学先生们的志趣之卑、识力之弱。他反复强调“孔子思狂士”，正是因为狂士有志气、有见识、有超拔于流俗之上的气概。
豪杰或“狂士”未必是圣贤，也不是那种规行矩步的君子，所以张载对狂士亦颇有微词，说：“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王夫之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为狂者的“行而不掩”辩护说：“狂者见我之尊而卑万物，不屑徇物以为功名而自得，乃考其行而不掩，则亦耳目心思之旷达而已。”这段话颇似王阳明之说。王阳明公然以“狂者”自居，不在乎天下人说他“行而不掩言”，王夫之更盛赞狂者有人格尊严，其心不为物役，更不屑丧失人格尊严去求功名。这是一些不肯向权势者折腰的人，他们根本就瞧不起那些权贵，当然也就不会去对权势者们毕恭毕敬、趋奉逢迎。他们被人们说成是“行不掩言”，其实正是他们耳目心思旷达的表现。
张载说狂士之狂，是因为“大于我”的缘故。王夫之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狂士”或豪杰之所以可贵，恰恰就在于“有我”。他说：“言无我者，亦于我而言无我尔。……我者，大公之理所 也。”他认为，豪杰之士之“有我”不是“私”，不是对功名势位的追求。豪杰之士的“我”，乃是“以身任天下”的豪情壮志。豪杰之士“有我”，故有义；有义，故有勇。所以王夫之认为“义”与“勇”是豪杰精神最显著的特征：“义以生勇，勇以成义，无勇者不可与立业，犹无义者不可与语勇也。”“无勇之夫，义不能固。”只有像豪杰之士这样有义有勇的非常之人，方能成就非常之功业。
豪杰之士自拔于流俗之中，特立独行，具有凡庸之辈所不具有的奇情豪气。无论是对于恋人，还是对于国家民族，豪杰之士都具有一往之情深，乃至于置身家性命和流俗之毁誉于不顾。这种人往往招致道学家之所谓“清议”的诽谤攻击。功业成就了要被攻击，倘若因“事异而时移”而不能成就功业，就更要遭到道学先生们的攻击了。而王夫之则热情地讴歌了豪杰之士“义有尤重，情有尤挚”、舍生忘死、置流俗之毁誉于不顾的精神，痛斥道学家之所谓“清议”为“流俗之论”，为“龌龊不足道”。
豪杰之士轻生死，重承诺，不仅是一言为重百金轻，甚至于慷慨捐躯而不恤。然而，中国自古就有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说法，士人视有私恩于自己的君王为知己，犹如女人为宠爱自己的男人而以身相许，“士为知己者死”能否称之为豪杰精神呢？中国历代都不乏“君之宠臣”为死去的君王殉死者，这些人可以称之为豪杰之士吗？王夫之答曰：否！他认为，仅仅因为君王对自己有恩而为之殉死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豪杰之士事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是为君王所豢养、依附于君王的权势为生、舍此则无以处其生的奴仆。豪杰“生从道，死从义”，为了“天下之大公”的道义，遇必死乃无所顾惜，而当可以不死之时，则应勇敢的面对险恶的环境而坚强的生存下去。当其死，“与烟俱散，不荡其馥馥之馨”；当其可以不死，虽大势已去，“与灰俱寒”，亦当“不灭其星星之火”！遇逆境而悲观自杀，又有何难？难的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坚强地生，勇敢地生，坚信星星之火终有燎原之日！真豪杰必是这样一种为天下之大义而“力为其难”的人。.
（萧箑父，武汉大学教授、博导 许苏民，南京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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