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夫之、《编年稿》、《龙舟会杂剧》及其它。
# q/ Q( A. N/ |% ]1 Y* }! ]王夫之对明朝的忠贞决不仅仅局限于明朝，是对自炎黄而下的中华文化本体存在的忠贞。在王夫之的寓意里“黄皇”同意，这决不是偶然，中华之中的正统走到了“桂之烘”，以《红楼梦》为标志，完成了一个大的历史过程。满清的历史统治，使中华从“意”上退到了“文武二王”的历史背景，即“九戎加一中”的历史时代。但这决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晋”，是大中华历史时代的开始。不断“迁徙”的“戎”是“十戈”，是“以十为戈”。而中原的“知止”是“以止为戈”，戎和武是一个范畴的两种存在，都来自“印书”中“十”的演化但存在着“时差”，只有“文”能化解这种时差。“天下功夫出少林”，而少林只能属于“少室”与“少皓”呼应，他们都是“太昊”的“衍数”。《周易晋卦》云“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这是表述在“晋”的状态下“阴阳（时差）相交”的存在性，“锡”者化金之物也，“马”者交战之物也，两者都可以“省时”。我们敢说爱因斯坦“狭隘”，就是他发现“惯性参照系”的存在，却不知道这恰恰是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状况”，即他无法把科学与人文学重新融合，打破达尔文“进化论”的狭隘。而中华的《周易》不但知道这种“惯性参照系”的存在，更把他存在的“因果”关系告诉了人们。中华历史上，不论张謇的通西域，还是郑和的下西洋，都是以“锡礼”的手段为化解文明间时差的第一选择。当代史上中华与非洲的“外交史”也是如此。
: w2 W- v" x# l( v' f( q; o0 d, U如果我们不单单把王夫之看成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会从他的哲学思想里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说西方文化无法解释中华文化，道理就在这里。
1 r# Y5 A" d$ ?: T5 ]古人说言不尽意，文不尽言，就是指出文是历史的“交响”，是读者与著者“意”的交流，而其“再表述”本身就已经是“变奏”，如果是“主题变奏”还可以，就怕是“分题变奏”或者是“异化变奏”，而产生这种“异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丢失了“中气”。王夫之主张的“形与质”、“神与化”的关系，也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张载在《正蒙太和篇》有“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王夫之注曰：
, \$ ]( H* e! t: q% ]    于太虚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气自足也，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 t3 r! E0 o' P  b  ^9 h0 K$ V
太虚是宇宙万物的内在本质，气是这种本质的运动和变化，有形是气聚而有，是气之实，而散是气之虚，这个“太虚”才是绝对之有。我们生活在“肉眼”的有形世界里，所以“凡胎”使我们永远滞后于“时”，只有“神”才能“与时皆行”，中华所以称“神州”，就是遵“神化”而定人常。
* w8 O/ @; d; F9 w( y/ C# A《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的“有”也只有靠“神”气来体会。
5 a" [2 Q/ E, C9 g4 N7 K4 b' z# _中华文化把人们的时代精神写作“意识形态”，但我们操作时往往容易把他绝对化为“意识形台”。我们所以说这些题外话，就是告诉读者，解析《红楼梦》的关键，在于对“神态”的把握。
: \" P0 m  V# X  S. c在王夫之《柳岸吟》中有《读易赠熊体贞孙倩》八首古体。罗正钧在判断这个熊体贞时认为他与熊荣祀之子“时干”为一人，这样就可以解释“孙倩”二字。因为在王夫之《武夷先生行状》中有王夫之长子王攽之次女嫁给熊时干的记载，熊时干是王夫之孙女婿。但是王夫之从不用这种口吻言及自己的亲属，也不会把学问“私相授受”。既然罗正钧知道此八首诗寓意深邃，为王夫之授学之教，怎么就判断出王夫之会单独赠给自己的孙女婿，而这个“孙女婿”似乎也没有什么作为被再提起（唐端笏的《墓志铭》就是他写的），我们不说罗正钧判断错了，而说他“没考虑那么多”。
# a& u3 d" f5 w6 K: g0 H" u在王夫之诗词中有几个姓“熊”之人，他们是熊男公，熊荣祀、熊畏斋，其中以熊男公被几番提起。这个熊男公是章有谟的“假名”，遵从唐端笏的“虎”，王夫之的“豹”，章有谟就是“熊”，与季简尤的“季”的排行是一样的。唐端笏的“虎”既有“寅”的隐讳，也有“朱虎”的典，王夫之世家先祖显耀于明朝，王氏对明皇是“报恩”，在清则要“豹隐”。从《周易革卦》之典，就有“虎变”和“豹变”，贴切于唐端笏和王夫之的实际存在。我们读王夫之生平，他常常在“病”中，而且是他自己经常挂在嘴边，我们说其中自有病时，但大部分是“炳”的隐喻，是对唐端笏及其修史的关心，而熊男公恰恰是为王夫之“治病”之人，（见《船山公年谱》）《红楼梦》也反映出作者对医学的精通。我们说熊无“熊变”之典只能“雄辩”{大禹（语）化熊}，雄辩的内容是“巳日乃孚”的“除旧”（见《周易革卦》），所以有“荣祀”之名；从《诗经斯干》的典，就有了“男公”，隐“双鹤”；君子三畏，所以号“畏斋”，隐“煨”字，不犯“荣”字，即熊熊之火因“畏”而成“煨”。从王夫之《武夷先生行状》得知王攽之次女嫁的就是章有谟之子。而在《姜斋诗剩稿》中有《大云山歌》其注有“为熊畏斋社戚翁六秩寿”，这个“社戚翁”指董达董斯行，从王敔《赠董君达》诗注“董君年八十矣，远来示以载谋公子及公孙近札”，可知董斯行在1684年请章旷（吴既闲）墓志时，年已六十，据此王敔见董达应在1703年或1704年，即章有谟去世后不久。所谓“近札”应该包括《红楼梦》的草稿，否则不会让一个八十岁的老人逆江而上几千里送一般的家书。（竟陵吴既闲指章旷，竟乃章的变体，闲是墓的会意）。7 w, n7 a  ^8 B1 e& e5 ]% t8 Y; x4 m
王夫之《柳岸吟》中《读易赠熊体贞孙倩》八首古体是写给作者们的，是启发作者构思《石头记》应从大处和历史着眼，不被眼前的“史迹”束缚。我们知道了“熊”字的寓意，但熊字与黄字也有关系，黄帝是有熊氏。熊体贞是黄帝正统的意思，孙是正统之子孙，倩是“代笔”而有“美靥”的意思。所以“熊体贞”并不是人名。这种用法在王夫之诗词中经常出现，是“时事”与某“人”相关的隐笔，如“李缓山”，与湖北沔阳的“李缓山”并没有关系，除非他是李雨苍的子孙侄辈，但在李缓山的背景里并无此信息。李缓山与“李报琼”倒是有牵连。李报琼之名来自《诗经木瓜》的“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隐藏着“我以木王和久为好”的寓意，李报琼与李为好之名同时与《诗经女曰鸡鸣》的“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呼应，点出“李”的“室”的内涵，与李缓山呼应。而“李缓山”则是“木子于是思楥还”的隐喻，这里是唐端笏了解父王真事的借代，李缓山出现在乙卯年，与同时出现的程奕先呼应（程奕先是“听月楼”的“主讲”，即永历旧臣，满人贾雨村）。王夫之有《与李缓山章载谋同登回雁峰，次缓山韵》就是这种寓意关系的反映。在王夫之诗词中极力避讳唐端笏与章有谟共同出现。我们不知道朱翠涛就是唐端笏，于是王夫之说章载谋授馆于翠涛。我们说李缓山、李报琼、李为好、在加上在《船山鼓棹初集》中出现的“李治尹”，四人构成了“江门”的存在“因果”，与“李纨”呼应，形成了“杏斋诸子”，也就是“姜斋诸子”。
+ V5 g' G  t9 `. K; G, R; ^我们在分析王夫之交游之友时，永远不要忘记一个事实，王夫之没有“薙发”，时刻有被杀头或入狱的危险，他怎么能够随便与没有背景的人交往呢？他下笔隐晦，但也要人读懂，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会意”：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关键在你对“环境”体会的深度。而且王夫之的隐笔具有层次性，如李缓山，寓意一层套一层，三个字互相呼应，细细品味，结合所题诗词内容，其寓意便一目了然。王夫之这种“技巧”同样贯穿在《红楼梦》之名的寓意上，没有王夫之在实际生存中的实践，《红楼梦》的寓意也不会“步步生莲花”。  Y! w+ E: I. g* V2 k& j+ H, s
当然，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名字是人名还是意名，或者是因事而名，这就需要背景材料的验证，而对背景材料本身也存在着他的背景的验证和反验证，中华文化把这种方法称作“制网”，我们现在叫“层面间的呼应”，有了网才能有所获，有了呼应才能有“立体声”。
( U; l6 y3 x: {2 X* ^1 _* N$ h中华文化讲究一个“态（空间）”字，有态才有意，二者之合就是“神”，《西游记》中人可以变化，就是讲“神”与“时差”的关系，即形是神在时中存在的“暂时”，这个“暂时”在京剧中就是人物的“亮相”。川剧的“变脸”则反映出“暂时”在历史时间中的衔接，进而衬托出蜀文化内在的“不变”；而《白蛇传奇》反映的就是这种“不变”在时间跨度中的累积结果和这种结果与“异变”间的冲突和“云雨”关系。只有神人才能适应人类文明不同“时差”的存在，进而才能化解“文明冲突”，大禹入裸国而去衣，表明大禹就具有“神”力。神的“慧眼”可以看见“时间”，而人的“肉眼”只能看见“空间”。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就是“慧眼”。人类神的能力是人类几十万年或更久的历史积累的现在呈现，要想把这种“呈现”留住，必须有相应的文化模式，中华文化就是能够“生神”的文化。神者，肾也；时者，肺也，人人都是可以做“神仙”的。% A. R2 z1 X% c& U* K$ Q& B
王夫之在《编年稿》中为我们展现了《红楼梦》出现的历史背景，层次清楚。既告诉我们王夫之自己的身心所历，也告诉我们唐端笏的心理成熟过程。其中出现了一个“程奕先”，与“听月楼”呼应，他是《安远公所遣都护刘君过寓庵问病歌以赠之》存在的结果。而王夫之同年所作《赠余西崖谁园》有“盈盈钟阜雪，北映邗沟涯”句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程奕先，即安远公从何方而来。王夫之《编年稿》中《甲寅稿》这两首诗是一对儿“双生子”：一个问“病”，一个问“园”，而“谁园”就是谁圆吾病。王夫之在《六十自定稿序》中的“甲寅以还”指的就是“李缓山”和“程奕先”的“还”。1 Z/ l5 Z6 d* ?  ^4 Q# V( e
在程奕先李缓山出现前，在《编年稿》中的确出现了李雨苍，唐端笏也曾经在其临终前探望他，有王夫之《得须竹鄂渚信，知李雨苍长逝遥望鱼山哭之》为佐，如果我们认为唐端笏是替代王夫之而探望李雨苍就错了，因为在王夫之《读李大崖先生墓志铭书后》有“先生裔孙雨苍占解年七十三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墓志铭寄唐生端笏，使与夫之共读。谨志其后，以讯雨苍，当如面谈矣”。李雨苍把其祖父的《墓志铭》寄唐端笏，“使”与王夫之共读，这里一定有关于唐端笏身世的秘密。在《编年稿》中的《癸丑稿》中有《李供奉集有……因为补之》，这首诗已经言及其中的内容，其“龙门孤桐已半死，朱弦欲上摧心肝。”可见在李雨苍死后王夫之的心境，王夫之与李雨苍必有密约，“苍颉无端记今古，古人不作今何补”句就应该是这个密约的内容。可见李雨苍的《李大崖先生墓志铭》并不是“墓志铭”，而是“礼大雅”的“永历史”，至于其内容和所用形式我们不得而知，但王夫之志于此，已经把其看成《红楼梦》之滥觞。; U% q& C' O& h  G8 i2 H. N( e
在王夫之《编年稿》中提起的郭都贤，“补山翁”，其“以文字坐系，没于江陵”，可见也是因为写“南明史”类著述而获罪。《补山翁坐系没于江陵遥哭二首》其一有注：“补山堂有菊田，闻灵岩储公千里赴哭”。这个“菊田”就是“公正的历史”的寓意，至于这个“灵岩储公”是不是唐端笏，我们不做结论。
# S& f/ v1 S' u* l, q5 `+ R$ J这些就是《红楼梦》起笔之前的历史背景，当然还有方以智，但他的死不在《红楼梦》背景之中，《编年稿》所以用《拟阮步兵咏怀》开篇，正是“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的警示；至于“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的隐喻，一步一步终于成为现实。我们说唐端笏、王夫之、章有谟有“孟、仲、季”的排行，起点就在这里，三人共筑“滕王阁”，《红楼梦》因故有“王子腾”之名。王夫之虽在仲尼之门，他却是一个“钓龟的龙伯”。( X  Y8 P; q  L/ P. g! b
《编年稿》最后一首《柟园翠涛诸公作瓶菊诗命仆和作辄成四首》，这样看来，“写史”已经开始，只不过还在“瓶”中。这里四首诗仅存一首，这一首最后缺两个字，可见王夫之当时的心情非常好，下笔坦言，多有张扬，后删去。
  T5 i9 B4 k/ [9 J; F: a王夫之《龙舟会杂剧》是一枝独秀，专用来隐喻《红楼梦》的背景。其本身的历史背景是唐朝贞元年间，历史上乱于贞元的是“朱李”二姓，李与唐李重合，就有了“李十二”来区别，谜底是“王”字。结果谢小娥刀（笔）下，只能出“朱”字，这就是“申兰、申春”的谜底。《龙舟会杂剧》把唐氏、李氏、王氏的关系交叉交代清楚，在王夫之笔下“李”就是唐端笏及其同志，在《红楼梦》笔下“李”就是王夫之及其同志。而现实中“唐氏”之下隐着“李氏”，而“李氏”又是“历史”上幸驾西蜀（书）的“唐明皇”，他是“朱氏”。故事发生地所以在“江州”是因为只有从“姜诌”（江门）之舟中才能从“阴曹”中“寻（浔）阳”。《红楼梦》载龙，姜斋载舟，两者联系在一起就是《龙舟会》。一个是酬谢世代皇恩，一个是锻造不降之精神。而“龙舟会”正是解破《红楼梦》的“团圆”。
: ?; L! C. i5 O! y8 f2 L& s1 Z  }    莽乾坤，只有个闲钗钏，剑气飞霜霰。蟒玉锦征袍，花柳琼林宴。( E. G* P/ O6 f! `4 V9 a
    大唐家九叶圣神孙，只养得一伙胭花贱！* O/ [0 B+ C- O9 ?9 y, ?
这是王夫之《龙舟会杂剧》的收笔。唐端笏这个神宗万历皇帝的重孙，养出的一群“因月”的脂粉佳人，她们在后世有多少“粉丝（FANS）”者却是王夫之没有料到的。& p9 ]3 h  m, K: E
我们又一次领略了《红楼梦》开篇中“曹雪芹”三个字的绝妙寓意，他就是《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她们是“阴人”，是在“梨香院”演出“棠棣之花”的十二个戏子，或云金陵十二钗，“悼红轩”是戏台，更是“阴曹”，所谓“披阅增删”就是“阎（言）王殿”上的审判，所以“脂批”说“作者”之笔狡猾之甚。经历了阎王的披阅增删，还阳的自在人间，归阴的修行来世，最终“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 b0 r7 J9 H3 f! s# A
我们已经知道《红楼梦》的作者以《周易》的鼎革二卦自况，其意自然是《杂卦传》为之定位的“取新去故”，这决不是单纯的对满请朝廷的“鼎革”，而是对整个汉文化的“鼎革”。“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大易》，对她的了解、解析本身如果不“取新去故”“与时皆行”，怎么能理解作者的本意。辟亲为新，志古为故。而这一切都是“大一”之衍，是内修之德的必然。0 _3 X! M4 O& e6 ~
我们不明白了为什么孔子为“仁”下了那么多定义，使得“仁”的概念那么“泛”，叫人捕捉不着她的真面目；难怪我们更喜欢牛津大学大胡子教授们的哲学定义，那真是丁是丁，卯是卯。我们喜欢“形象”，因为它可以造就“时尚”。而我们中华文化的“形态”不如把她称作“愚昧”更省力，因为她需要人们有“驾云”的本领才能体会、把握，那样岂不是太“玄”了吗？我们已经把“翻斤斗云”当作“神化之话”，是“原始幻想”，但愿她离我们越远越好。可是我们忽然发现有一种叫做“生态”的“巴蛇”张着巨口，要吞掉我们的“大象”，我们只见其“面”就已经战栗，还不知其“体态”究竟有多大、多长。我们这时再回首看我们的古人，就会有一点点明白，造化主为什么那么“偏爱”把“一以贯之”、生生不息的文化给了我们的祖先。
/ o( _! |! h5 J: M; ?4 k《红楼梦》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金镛”，是一部“神话小说”，同样也是一部承载历史的“天书”，但愿“今而后”的学者还留有一点点“夜观天象”的能力。
+ u* F7 v4 @! f《红楼梦》作者通过“贾”最终把自己的作为定位在“商”，取《诗经商颂》五首为自己补足“妙玉”所欠。而他们自己想起古人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对《红楼梦》的喻示、还是对现实的警示、还是作者们的自嘲？我们在混沌之中。$ b0 b  E2 U, `" [
我们借王夫之一首《谒金门》题《小除夕》的词结束此篇罗嗦之文：
. M( h5 V1 r8 r  U% D' E$ B) i    年华骤，闪闪孤灯依旧。半盏春前村醖酒，病里还消受。
6 O2 b( X) ?& \    一剑天风孤吼，千里暮云铺就。不惜镜中人易朽，只笑恒河皱。 
                           甲申清明定稿于北京蒲黄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