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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税于民也，米粟也，布缕也。天子之畿，相距止于五百里；莫大诸侯，无三百里之疆域；则粟米虽重，而输之也不劳。古之为市者，民用有涯，则所易者简；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则所赍以易者轻。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无，而授受亦易。至于后世，民用日繁，商贾奔利于数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输于国、饷于边者，亦数千里而遥；转挽之劳，无能胜也。而且粟米耗于升龠，布帛裂于寸尺，作伪者湮湿以败可食之稻麦，靡薄以费可衣之丝枲。故民之所趋，国之所制，以金以钱为百物之母而权其子。事虽异古，而圣王复起，不能易矣。乃其所以可为百物之母者，固有实也。金、银、铜、铅者，产于山，而山不尽有；成于炼，而炼无固获；造于铸，而铸非独力之所能成，薄赀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难，而用之也不敝；输之也轻，而藏之也不腐。盖是数物者，非宝也，而有可宝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违也。唯然，而可以经久行远者，亦止此而已矣。 “交子”这个东东大家应该知道，它是宋朝的纸币，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老祖宗的又一项“世界之最”。记得当年的历史教科书对宋朝发明使用纸币这事儿那是大书特书，考来考去，俺也跟着狠狠自豪了一阵。然而昨日午后，愁极乱翻书，翻到王夫之论交子这一节，还是吃了小小一惊。 王夫之的思路很清楚，他联系商品经济的规律将货币发生发展的历史做了一个大致梳理。最开始是物物交换、实物纳税，这种方式适应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因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等原因，商品交换规模较小，所谓“民用有涯，则所易者简”。 然而“至于后世，民用日繁”，由于商品交换扩大以及在广阔国土内纳税、筹饷的需要，产生了货币（金、银货币），以代替实物交换。王夫之承认货币的发生是个巨大的进步，“乃其所以可为百物之母者，固有实也。金、银、铜、铅者，产于山，而山不尽有；成于炼，而炼无固获；造于铸，而铸非独力之所能成，薄赀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难，而用之也不敝；输之也轻，而藏之也不腐”，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又有不易腐烂、便于储藏、运输等优点，适合做商品流通的中介，因此“有可宝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违也”。第三个阶段就是货币发展到纸币。王夫之这种对货币发展史的概括是是完全吻合今天的经济学常识的。 然而王夫之的思路，与我们今天通常认为的又有所不同。我们通常认为纸币出现是进步的，但他认为货币发展到纸币阶段问题很严重、情况很危险，纸币的出现是危害国计民生，是倒退，他几乎完全否定了这个我们引以为豪的“交子”。因为，像交子这种纸币本身没有价值（“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 使用寿命短（“用之数，则速裂”）， 金融制度一变化则容易贬值（“藏之久，则改制矣”），尤其是，它的面额他的发行具有随意性，容易导致伪造和相互欺骗（“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则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王夫之对纸币弊端的担忧，已经为现代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所证实。他的结论很明确，只有金银货币才是“可以经久行远者，货币的发展可以“止此而已”，千万不可发展到纸币阶段。（即使在今天，纸币发行也必须有相应的黄金储备。） “终宋之世迄于胡元，延及洪、永之初”，从宋朝一直到王夫之所在的明朝，这是他认为纸币流毒的时期，其实这个时期主要的货币形式还是金银，纸币那时候还没有成气候、不占主流，王夫之只是防微杜渐，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最敏锐的金融思想了。当然，如果他生在后来，生在纸币统治天下的时代，是不好这样断然否定纸币的使用的，——但也可能变得更加忧虑，批判的声音会更加响亮和苍凉。 其实王夫之不是在讨论金融学，在这点上他当然不会如现今那些呼风唤雨的金融砖家们来得高明。王夫之所持的是“经世济用”、“利用厚生”、“天下为公”这些古老、朴素而有力的儒家信念，他关注的其实是经济的社会学、发展的伦理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他敏锐预见到，纸币金融极易成为成为统治阶级敛财愚民的利器： “笼百物以府利于上，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之赀，一旦而均于粪土，以颠倒愚民于术中。” 这个话听起来却不像从远古走来，而似乎是在描述今天的现实。“千金之赀，一旦而均于粪土”，不就是而今的我们最为头痛和寒心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么？！ 这一切的一切，也是根源于万物之灵们特具的所谓“智慧”，因此，王夫之对纸币的担忧还启示我们：人类的“智巧”，是不是应该有个限度，——因为它们的过度表演，不一定都是人类的福祉，却可能是我们的灾难或难言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