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这个非常象形的字眼，与生俱来的对我发生着影响，也许将终我一生。

第一个联想起来的我们民族的俗语是“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杜甫《佳人》）。可是，山泉终究是要出山的，更何况我本不是能够称得上“出山”的山泉，我一直只是一泓极平凡的“井泉”，一泓流淌于衡山之阳船山故里的泉水。也许我的存在至今的全部“形而上”的意义和在此意义上些微价值，只是家乡的这两座“山”赋予我的——最近衡阳市王船山诞辰390周年大会上，东道主张文雄书记所引为骄傲的两座“山”——衡山与船山。

衡山，中国五岳之一，且有“五岳独秀”、“寿岳”之称，虽然打少不更事起，我就曾不断地立于家乡的小山头眺望过她，但直到三十余年后的最近，我也才在得缘仰望于她的脚下。船山，中国十大思想家之最后一位，1985年美国社会科学界评出的世界四大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有“古代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东方的黑格尔”之称，从小学的历史课上我知道过他，但也在与他相约了三十年后的几年前，我毅然决然的携一批家乡的同仁成立了一个船山文艺社团创办了一份名为“船山”的杂志。

众所周知，明末，满清铁骑大举南侵之时，船山先生曾经书生起兵于南岳，明知不可而为之，结果，以卵击石，所部未待整装，一夜之间即被绞杀得片甲不留。明亡后，先生隐居南岳莲花峰，之后迁到衡阳石船山下，仍以“南岳王夫之”自称。在其著述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南岳的诗文，几乎为船山全部诗文的一半，其中有“与岳患难，惟岳知余”之句。民国国学大师康和声将此汇为一书，名之曰《王船山先生南岳诗文事略》，康在此书的卷首指出变数宗旨为介绍船山学问及人格，复在《后序》中写道：“综核先生生平诗文，多述南岳，未标岳名，然观岳馀一集，可资隅反，不有其正，何有其馀…… 时值强邻猾夏，亡国之痛，一寓于诗与文词。”南宋诗人陆游临终前作有《示儿》一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石船山下的王夫之于辞世前的病榻上亦口占了这样的示儿诗多首，其一：“莫剪当檐叶，频传萧瑟音，岳峰窗外雨，滴碎汝翁心。”岳峰即他所饮恨过的沙场南岳。巍巍南岳没有能够阻挡野蛮与血腥的侵略，然而“不有其正，何有其馀”，或许恰恰是它的高薄云霄的浩然正气诞生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人文的高峰——船山。

“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石船山是夫之“活埋”终老之所，后人因为钦佩先生的人格学养，广义船山称之。船山先生是早就“出土”了的，然而这座平凡的山我至今也没有实地寻访到，我询问过不少当地走出的年轻人，也都是与我一样的茫然。从史料照片上看，它只是江南一座普通的形似石船的不毛小山。又或许，这座貌不惊人的石山在冥冥中真与船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否则，先生又怎会结庐于此，从此终结大半辈子的飘泊生涯，而与一盏深宵不息的桐油灯为伴？

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孟泽在《安身之所，立命之据》一文中指出：“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自题墓石》)的王夫之,一生大半时间都在流离奔走中，每一居停之所的命名都隐含了他“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庄子通·叙》)的隐痛和孤愤，譬如续梦庵、败叶庐、湘西草堂。每一处居所的名字又与他的著作署名相同或相关，暗示出一种凛然的气度与苍凉的情怀。康熙十四年秋,王夫之在湘江之西、蒸水之左的石船山麓，筑“湘西草堂”，暮年在此“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张(载)朱(熹)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体赢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褚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且多以小楷出之(《姜斋公行述》)。

  我走访船山后人、手稿的传人，得到的回答可以佐证：先生当时穷得连纸砚都无钱添置，四处搜集别人用过的记帐本子代作稿纸。并且，在成稿之后，往往抄录部分给资助过自己的当地富人。

 《船山记》是先生自知不久于人间的绝命之作。久病如风中之烛的船山老人起笔写道：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其田纵横相错而陇首不立，其沼凝浊以停而屡竭其濒，其前交蔽以絯送远之目，其右迤于平芜而不足以幽。其良禽过而不栖，其内趾之狞者与人肩摩不忌，其农习视其塍埒之坍谬而不修，其俗旷百世而不知琴书之号。”（译文：船山，山的峰顶上有大石如船，是一块顽劣的石头，可是山就以它来命名了。船山的山冈光秃秃的，溪水干涸，它仅有的一些树木长得也不繁盛，山上的草干瘦散乱到总是要凋谢的样子。那里的农田纵横交错田垄也不正，那里的水塘浑浊不流而且塘边很多都干枯了。山前有遮挡难以远望，山右边延伸开成一片宽平的田野,又不成幽静了。那里好的禽兽经过而不会留住，行人的肩臂蹭到山脚下狰狞的岩石也顾不得了。那里的农民看惯了坍塌的田垄也不去修整，那里的民俗是几百年也没有懂得抚琴读书的。）自古文人墨客皆以描绘美景为乐事，而以家乡尤甚。王粲《登楼赋》中饱含深情的写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可是船山起笔却将自己的栖身之地说得鄙陋不堪一无是处。怀抱耿耿孤忠的船山终究做不成陶潜那样的隐逸之士：“扶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所有的美景皆因国破家亡而成了哀景。虽然也是隐居，但和那些享尽湖山之美，林泉之幽，万物之性，天地之趣的隐士相比，一切美好皆因久扣心头的亡国之痛与行将赍志而没的巨大遗憾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船山先生真如他眼底笔下的顽石一般“冥顽不化”，转笔写道：“然而，予之历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栖神怡虑者往往不乏，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译文：可是我经历的山水成百上千，那其中足以颐养精神消除思虑的地方不少，但是我只在船山这里度过了十七个寒暑，而且将在此度过我的余生，因而我说：这是我的山啊。）虽非信美而亦吾土兮！一句“此吾山也!”怎能不动人心魄！文末，先生再次强调了自己认定的生命的归宿，口吻与《陋室铭》相仿却又毫无欣欣然的自得：

“夫如是，船山者，即吾山也，奚为而不可也？无可名之于四远，无可名之于后世，偶然谓之，歘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严之濑，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与之清美之风日，地与之丰洁之林泉，人与之流连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终于此而已矣！（译文：如此说来，船山就是我的山，为什么不可以呢？它没有可以扬名于四方的，也没有可以传名于未来的。偶然说到它，又很快忘掉它，我年老将死，而船山仍旧是那块顽石。严子陵隐居的七里滩，司空图隐居的王官谷，林和靖隐居的西湖孤山，上天给了他们清丽的风光，大地给了他们丰洁的林泉，人们给了他们游赏和追慕，这些都不是我认同的，我不能仿效他们了。我终老在船山这里而已了！）由是可知：石船山，确实是王船山先生独一无二的知音，或者说只有王船山是这座无名小山的知音。在中国古代，以石为友，历来被认为是极其致远的境界，而船，越渡浩瀚之船更非船山先生莫属。然而先生最难得的还是以石明志，其志坚如磐石，是故又能以“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完发而终”的气节闻名海内，他真可谓是做到了“尽吾志”的文人中稀有的大丈夫之人（学问上能与他并称的顾炎武、黄宗羲二人人格精神上显然不能望其项背）。船，装今载古，山，立地顶天。先生名副其实。

我在前年的船山杂志后记《风雨中，我们的足迹》中写到：我——70年代的文学旅人，当年那些怀揣文学火种的“毛头书生”的一员。不觉间，已步入人生的中途，而家无定所，行囊空空——从另一面说也不“空”：“流浪”繁华街头与浩繁文字之间，左边口袋是手机、相机，右边口袋是手机相机充电器，夹着鼓鼓囊囊的大包小包书籍稿件——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大脑，我的心，我的梦依然年轻。也就在多年来理解我们的领导、师长的关怀提携精心指导之下，我与文友、朋友们的携手同行风雨同舟之中，我们托起这样一艘文艺的大船——《船山》。慕随三百年前船山先生的足迹，“把握人生航船，攀登仰止高山”，这是我们新的誓言。

我在去年的船山杂志后记《我们为何需要船山先生》中写到： 我常常想：三百年前，为什么在衡阳的穷僻之乡，小小石船山下的三间茅屋内，竟孕育了一位高山仰止的巨人？在历经三个朝代后的今天，终于如巍巍南岳一般雄起于泱泱中华大地？“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清代名士谭嗣同）”。“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清代名臣陶澍）”。“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民国著名学者王闿运）”。这些都不是溢扬之词，因为有皇皇千万言的巨著《船山遗书》为证。
    我在今年的船山杂志后记《我们为何需要船山文艺》中写到：船山风骨生前即凛然可敬，“身后名”顺理成章。为此，我们郑重纪念船山先生，以与先生相同的方式。我们只是一批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但也决心慕随高山仰止的船山，为中华文艺的全面复兴与普及尽绵薄之力。

 前不久，追随洛夫、谢冕、龙彼得等当世几位文坛大师，我从石船山下的工作的学校一路疾驰，终于面晤了船山先生的患难之交——雄伟而秀丽的南岳衡山。仰首，但见层峦叠嶂高耸入云深不知处；回望，船山故里漫淹在一派烟波浩汤之中。那一刻，我再次想到中国文学源头《诗经》中“高山仰止”的成语，以及船山故居正门高悬的“衡岳仰止”的牌匾，心头升腾起伟大与永恒的人间正气。寿岳啊，我是替夫之先生看望你来了。“一船明月生湘水，千秋浩气绕南山。”谢冕先生受我之托，录写下我心中的感概后挥手而去。大师们登临岳峰之巅一览众山小，我等几个普通的业余的文艺工作者驻足在山脚，而脚下，长路四通八达伸向远方。

（本文刊发于2009年12月29日《新视报》及2010年1月17日《衡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