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深受唯识学的影响，他们这一代对佛家都不陌生。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的调和持中的儒家的这个态度是最合理的。印度的向后转身的这种路径这种路向太消极太虚无，西方的一味地向前追逐，将来会产生很多危机和很多烦恼，只有中国调和持中的儒家这种态度是最合理的。所以他说他一生的研究，他人生的目的就是劝导中国和世界走儒家的路，走至美至好的孔子的路。
梁漱溟，他是一个一生宗奉孔子和儒家的人物，他是高度的言行合一的人物。儒家的学者必须完成人生和道德的实践，他不能离开这个社会、这个历史。文化大革命结束，梁先生居然以90岁的高龄重登讲坛宣讲中国文化。以我的这个陋见，世界思想史上、中国思想史上没有这种奇观。而且把他的《人心与人生》、《中国学术概观》两本书又重新出版。像梁先生这种纯粹的儒家知识分子，给我们的启示太多了。
梁先生的终身挚友也是他北大的同事就是熊十力先生，是新儒家的另一位开启山林的人物。
熊十力
形上体系和道德本体论的创立者
中国现代儒学的启导人物
中国千年以降最具原创性的儒家哲人
熊十力先生是湖北黄冈人，18岁就参加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一直到1918年他才猛然发现那些革命党人争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他就猛然告诫自己必须全力地投入学术，给人群以“正见”。从那个时候开始，熊先生一直到84岁高龄离开人世，从来没有一天懈怠过。
熊先生在中国现代新儒家的贡献，最根本的是他把哲学本体论建立在孔孟的心性之学的基础之上，他为现代新儒家建立了一个道德本体的一个系统。他所说的这个本体指的是即是心又是外在，无二分别。所以熊先生就说这个本体这个体，它也不是虚寂不动的，它就是所谓中国《大易》的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这样熊十力就赋予了这个宇宙和生命本体一种伦理的意义、一种能动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儒家的君子人格的一种表述。在那个时候熊十力这种生命本体、道德本体的建立，对于新儒家意味着什么？
因为新儒家是面临着排山倒海的文化危机，为什么新儒家始终向宋明儒向他们去请教？最根本的是这个情况下中国现代新儒家极其孤独的时候，什么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只能重建内圣的工夫，他们必须把道德本体建立起来，这个工夫如果完成不了，儒家要救世谈都谈不上。那么熊先生的这个道德本体论把哲学本体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他为后来的新儒家又建立了一个能稳住自我，而且能够把有限的自我注入无限的圆融的大生命的这么一个开始。
熊先生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在哲学本体论上的一个启导性的核心人物。他跟梁先生约有不同，梁先生是更关注文化跟社会的问题，他更关心的是形而上和道德本体的问题。这两个人物是新儒家的像父亲一般的开启山林的人物，而且他们俩人的一生，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为人、他们的人生的全部的记录都很光明，都很了不起。
下面我要谈有四个人，熊、梁是没有留洋的也不懂什么外语，但是现代新儒家绝对不是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你比如张君劢、冯友兰、贺鳞、方东美，这四个先生，他们就是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的，而且直接到过西方，受过专业的西方哲学训练的人物，他们仍然皈依儒家。
张君劢，这是一个一生徘徊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人物，也是个传奇般的人物。
张君劢
引领20世纪人生观和科玄之争
中国现代宪政思想开路先锋
终身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儒家君子
1921年他陪同梁启超游历欧洲，亲自拜会了德国的大哲学家倭伊铿和法国大哲柏格森。张君劢是北洋政府的重要的领导人物之一，而且他是中国政治大学的开创者，他是校长。他3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创立者，国社党的创立者，他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他也是1945年中国政府代表团远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主要代表。1949年之后张君劢离开大陆，他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去宣传儒学。
冯友兰
会通东西，旧邦新命
与时偕行，为道屡迁
现代新理学创立者
冯友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亲自受过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和新实在主义的一个权威人士蒙塔古的熏陶。冯友兰先生是1949年之后非常惹眼的中国哲学界的人物。陈荣捷先生在50年代曾经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宗教的发展》，第一次承认冯友兰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有多少变化，但他在30年代他所发表的《贞元六书》、他所开创的新理学仍然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范畴，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镇之一。
贺鳞
贵神人而一物我超时空而齐后先
黑格尔的中国传人
现代新心学创立者
贺麟先生因为向往德国古典哲学，居然从哈佛大学又转学到了柏林大学，一辈子以研究、传播和弘扬黑格尔哲学为使命。但贺鳞最大的一个贡献主要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哲学著作。49年之后，贺鳞先生一度还自称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他被称为“中国的费希特”。但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里边，贺鳞先生也有些自我批判也批判儒家，后来他干脆放弃掉一些哲学的思考和写作，专事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演讲录》等等主要是他翻译的，他是《黑格尔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这位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也饱受冲击，但是他总能以一个哲学家的冷静和理性面对邪恶。
方东美
由西方返归东方
融汇儒释道属意真善美
中国现代生命哲学创立者
方东美是个才子，是安徽方苞那个望族的后代，18岁就在金陵大学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叫“中国哲学会”。19岁杜威到南京讲学，他19岁就是向杜威表示致欢迎辞的代表。1921年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哲学、学柏格森的哲学。
方东美先生他是一个高度西化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抗战期间他曾经就只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被激发起来。方先生是口才极好，他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里面发表的演讲倾倒了很多西方哲学家，尤其是日本的铃木大拙，日本哲学家的泰斗，对他是佩服得要命。他也经常用英语向世界讲述儒家学术。
第二代新儒家，1949年不仅仅是改姓移号江山易手不仅仅是这样的，它意味着所谓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到了1949年，尤其儒家文化，它的合法地位或者它的正宗地位不复存在，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社会本身都被摧毁，把它犁庭扫穴，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屋顶。
相反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一直到抗战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再度恢复中华之后，但是因为国共内战，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国共走向内战，最后经过苏联领导人改变的西方的最激进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升华为国家学说。这个时候一批中国文化的孤臣孽子避走港台，流亡海外，这也是第二代的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比他们的第一代又有完全不同的环境。
首先他们到的是比如香港，那是英国的殖民地，中国的文化基本上在那儿没有根。第二他们作为流亡者，他们离开中国文化的母体，他们只能在一个作为文化殖民地的香港在那个地方重新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奋斗，其艰难可想而知。
但是第二代新儒家在第一代新儒家的这个道德本体的建立的基础上，他们没有辜负时代，他们建立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庞大的极富中国智慧和时代良知的这么一个哲学体系。我待会会简单说一下。
王康：儒家道统已被确立 政统学统有待开发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康先生精彩的演讲
我们中国常说我们20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西方的思想的这个中国化。其实在新儒家这个地方其实也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思想的融摄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援西入儒，然后尽可能地把一种新学的东西，西学的东西加以儒化，这就是新儒家之所新的地方。那么在援西入儒把西学教育儒化方面，您觉得这个新儒家做得最好的是哪一方面？
嘉宾：做得最不成功的是表面的，就是民主和科学始终儒家，他们实际上承认中国的文化组织里边有这个……
主持人：有。
嘉宾：但是做得太不好，基本上没有做。做得最好的应该是他们后来，尤其是贺鳞先生在40年代就开始鼓吹的，就是中国的儒家向西方学习主要三种形式：一个是基督教的牺牲精神、拯救意识，一个是希腊的科学态度、一个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批判品性。
这个儒家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过来了，但是儒家是要建立的是首先是道统，它的政统和学统，它始终没有开发出来。这个我觉得不是这些先生们他们没有意识到，而是他们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在道德和和人生实践的过程里面，他们的舞台太小，他们基本上是学院派的人物。
主持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道统、学统和政统，我觉得这个是牟宗三先生他所谓的三统说，他把这一个他整个的新儒学最后他归结为这个三统，也就是把内圣和外王变成三统。道统的话呢其实就是内圣，就是讲的是我们中国的哲学特别是儒家的哲学早就在世界的这一个思想史上在世界的文明史上，已经开出了一个极高的一个道德的圣贤境界，在这一点上这个道统的境界是无古今中外之分的，它是永远的是普世的。在这一点上的话呢，我们中国没有所谓需要援西入儒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他也确实承认，我们中国的学问特别是儒家，在学统和政统上头有极大的欠缺。
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觉得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新儒学或者中国以后的自己的新的文化生命需要进行开掘的地方。但是他们您刚刚说了他们是秀才，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去说这个事情。但是学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去做的，去养成一种新的一种学统的精神，政统那是一个政治实践，那么在这一点上头他们只能指望于未来。
嘉宾：其实他们这种悲剧也好或者就无奈也好，孔子就已经开始了。孔子周游列国一样地到处碰壁嘛。
主持人：对。
嘉宾：如丧家之犬一样，但是这也是儒家的精彩之处。所谓“五四”，后来林毓生他们所说的所谓文化决定论，你说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承担的他们的角色他们就是建立道统。
主持人：对。
嘉宾：他们如果这个道统很幸运，刚好能够延伸出政统，就是政治人物能够接受，就像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一样接受基督教为国教，那当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可能就苛刻地要求秀才们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文化决定论仅仅是儒家知识分子，其实自由派和激进主义都不完全是文化绝定论。那个激进主义绝对要掌握最高国家权利，政治权利、经济发展等等等等这些远比文化更重要。自由主义其实也是接近如此，只有这个儒家学问他们真是迂腐，他们就相信这一点，他们在书斋里边的苦思冥想的，他们内心体验的这个大道这个真理，应该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有好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开出，除了生命道德本体之外，所谓政治本体、知识本体、经济本体、甚至实用的本体，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无奈我觉得会永远地存在。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
提问：王康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宗教的影响力在于它的彼岸世界，因为有了彼岸世界才对人有约束，从他的行为、从他的思维到他的行为。那么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实行这个新儒学或者新儒教的复兴，我们的路径是什么？谢谢
嘉宾：儒家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儒家极富宗教感。宗教的情怀真正的儒者是完全有的。不管梁漱溟也好、熊十力也好、唐君毅也好，他们对基督教对佛教都怀着极大的敬意.
中国最高的境界是天德合流，是天人在最高意义上的在终极意义上的一种同一，它当然也包括彼岸，但是绝不放弃此岸。某种意义上，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人怎知鬼，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套，强调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关怀现实人生的这一方面。但是儒者关怀前生的那个此生和此岸，他也有一个背景。三代的文化到了儒家的时候，从原始的宗教已经关注到了天地上的天下的这个人生问题，但它不是没有宗教传统和宗教背景，这个里边儒家有大量的论述和人生的担当和实践。在这一点上实际刚才我还说了，我感到的儒家，尤其前两代，有基督教的三大教义的其中的两点，因信称义和道成肉身，他们有极高的凡事能够超越能够担当，能够在不朽和永恒的背景里边来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题，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宗教情怀了。但它又没有一神教的惟我独尊和异端审判的那种偏执性，它避免了这种宗教一神论、宗教不可避免的那些弊端。
至于你说具体的路径我觉得这个儒家的它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这种高度的积极入世，它是一种人生实践和内心体验的工夫，它不是一种现代所谓我们所谓的那种策划、那种设计或者那种理性的一种预期它不是。
第二代新儒家无愧于历史没有交白卷
1949年之后在香港和台湾开始了捍卫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坦率地说不可避免地有反共的色彩，不可避免地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指向。但是我基本上看完他们的所有著作，我觉得他们继续走的仍然是熊、梁在大陆开创的第一代新儒家的那个道路，就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孔孟的这个道统。然后来面对和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
他们是一代很纯粹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学老师。熊、梁是第一代新儒家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第二代应该主要是唐、牟。唐君毅，《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唐君毅是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700年间最有成就的儒家哲学家。
唐君毅
中华人文意识宇宙巨人，
守死善道，毕生弘扬中华文化
全幅精神，纯心融通人类价值
他晚年的一部著作叫《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本书被认为是可以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相媲美的一部了不起的哲学著作。
“花果飘零”这个概念是唐君毅提出来的。60年代前后东南亚各国，印尼、泰国、菲律宾、缅甸包括新加坡掀起了反华浪潮，华人社会一片惊恐，不管怎么归化怎么表示忠诚都不行，受了很多虐待。同时香港本身是殖民地，大学老师聚会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讲一句中文，都只讲英文或者讲其他的西方语言。台湾自由派在台湾公开呼吁老百姓，烧掉祖宗和孔子的牌位。香港中文大学，就是唐君毅本身所在那个大学，有一个政府送了一个孔子铜像，那个大学为了避免被人攻击，居然把孔子铜像藏在地下室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