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唐君毅在《祖国》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叫《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他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很强烈的共鸣，《论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就像一个园里面有一棵大树摧折了，花果飘零，随风散去。中国人在文化中国的心灵再也找不到一种凝摄自固的力量，只能寄托在他人的屋檐下，遮风避雨，求得苟安，花果飘零，非常沉痛。
唐君毅在香港的一个贡献是，1958年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这四个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发表了一篇宣言，叫做《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标题很长：“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命运的共同认识”，1958年元旦那一天发表出来。这个宣言被称为是港台新儒家的一个历史性的宣言。
这个宣言特别提到，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当时世界第三次大战的呼声，东西方都有这个呼声，甚嚣尘上，美国人确实也有想向中国释放原子弹的，军方有这种想法。
罗素先生在1957年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东西方，苏美两国可以做一笔交易，西方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他没有说出来就是黄种人或者中国人他们就可以接受共产主义，来换取苏联从东德的撤出。德国人、日耳曼人、白种人，他们是天生的自由高贵的民族。这种文章对唐君毅他们刺激太深了，唐君毅他们就感到西方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太不了解，误解太深，所以写了这么一个文章。
这个宣言很长，大概我记得有几条，第一就是强调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活的生命，它是宇宙精神的一种客观存在，中国是人类一部分。这种理论当然是西方听得懂，科林武德那个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就很接受这个，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意大利的大思想家克罗齐，一切历史是当代史，都能够接受。
第一，中国的精神是一种活的生命；第二，中国的历史是可久可远的，这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当中；第三，希望西方的研究中国文化要有敬意和温情，温情和敬意多一分智慧和了解也就多一分；第四，中国的文化富含宗教意识，拯救的能力并不排斥基督教的这种宗教的情怀；第五，中国确实是短于西方近代的民主科学，但中国文化不反对西方，不反对这些。相反，发展科学和民主正是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一个内在的要求。
然后他们就提出来东西方文化应该互相平等、互相欣赏和互相尊重、互相交流。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学习希腊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学习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对人性的尊重，西方也应该了解东方的那种圆而神的智慧、当下即是的态度、天下一家的情怀和世界大同的理想等等。
这个宣言发表现在过去了50多年，应该坦率地说，应该公正地说，这个宣言所蕴含的所透露的这种儒家的这种理想和情怀，确实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这篇宣言如果我们把它联系到50多年以来，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这个社会演变，历史的演变来看的话，它实际上道出了很多很多的它预见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发展。应该说这些书生们是很天真，有些迂阔的地方，但是根本点上就是要求世界要求西方尊重中国的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的孤臣孽子。
唐君毅晚年这本《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写得很苦，他也是著述等身，将近2000万字的这个著述。我看他的书看得很困难，不可能全看，他的语言风格也不太适合阅读。最后一本书出的时候他已经肺癌晚期了，在医院里边，右手握笔左手拿一叠纸巾，改几行字就吐一口血出来，然后把它揩掉。一直到他几乎是去世之前大概一个礼拜，他这本书才出来。1978年的2月1号，他看见了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为孔子诛少正卯辩诬的一篇文章，欣慰不已。唐君毅终于发现，大陆最权威的官方的报纸，终于出现了一篇为孔子辩诬的一篇文章，欣慰不已。他马上就嘱托他的夫人，把他所有的著作寄赠给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第二天溘然长逝。
牟宗三
上通道德本体下开人间现象
方继孔孟心性义理外接康德形上哲学
三统并立现代新儒学集大成者
牟宗三性子很烈，他是一个智者型的一个新儒家。牟宗三是熊十力的高足，熊十力曾经说过北大有哲学系以来就此一人可造。这个对青年人确实是太大的鼓舞。以熊十力的至尊的地位，给年轻的牟宗三这么一个期许，可以想象对他一生的影响。
牟宗三，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名字。他在台湾教学40年，他的学生遍布士林，他曾经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文人学会，他的宗旨就是：开导当代学术病痛之所在，找出这个症结之所在，重开价值世界，重建人文社会。隔了很多年，坚持了若干年，海外的那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去演讲过。
牟宗三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就是他的判教。他的判教和通融，他用很集中的很简约的语言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到了世界几大宗教上。他认为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是圆盈之教，而儒教是正圆正盈，而佛教和道教是偏盈。这三教基本东西都是主体与客体不分离。他认为西方的文化包括基督教是离盈，就是离开的分离的，主客体分离，永远有痛苦、永远有危机、永远不见道。他的这个判教气魄是非常大的
港台新儒家的唐、牟二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晚年用佛教的判教的方式来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综摄.他们完成了没有，还有待学术界和后人来评价。但是这种气魄之大悲愿之宏理想之高，是西方的哲学家望尘莫及的。西方哲学家早就不干这个事情了，同时他们也坐不下来，因为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他们了解的太少。
徐复观
独立特行大器晚成
至善至美升进不止
为中国文化作现代疏释
徐复观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早年在日本学军事、学经济，后来追随孙中山，抗战时期投笔从戎。他的遗嘱里面说自己45岁之后才觉悟到，孔孟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命运所寄。他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亲自到去拜见孔陵，没有回去。
徐复观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办了那个《民主评论》和《学原》的这两个杂志，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的理论阵地。
第二代新儒家应该说他们无愧于历史，他们没有交白卷。他们真是第一代熊、梁的弟子们。那个衣钵的传承真是一以贯之，真是没有变化。有人说第二代新儒家和第一代新儒家一样，没有开出外王。他们有内圣，他们确实都是君子甚至有圣贤之气，但没有为中国的现代化导出一个方案出来，这个太苛刻了。如果说梁漱溟还能够和国共两党的那些领袖们坦率地谈中国的去路的问题的话，熊十力还可以非常有个性的话，第二代新儒家们在港台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和可能。他们要做的事情就跟宋明儒学一样，只能重新“灵根自植”。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不能轻看，港台新儒家第二代新儒家们在海外建立的一个庞大的现代新儒家的学术体系。他们一边高度地关注着祖国的演变，他们一边也同时也在，全面地和西方的哲学界进行对话，应该说硕果累累。
现在他们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被介绍到大陆来了，当然阅读的圈落可能还不大。接下来就是所谓第三代。
陈寅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中有典型意义
第三代的新儒家和第二代的新儒家之间有两个重要人物我得说一下，都是历史研究的大家，一个是钱穆先生。
钱穆
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史学代表
忧患抗时俗热忱招国魂
中华民族人格尊严与道德精神卫道士
天人合一宇宙大生命体证人
钱穆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儒家的人物，但是钱穆所坚持的恰恰是在现代新儒家在史学领域的第一人。他在1937年发表《中国近300年学术》这本书里面就明确地提出来，要高标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是正宗儒学的口号和旗帜。1940年发表《国史大纲》。《国史大纲》他就明确地提出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统贯的这么一个生命共同体。研究中国的历史一定要将研究中国历史的独特的性质它的特质所在。钱穆在1949年和唐君毅、张丕介几位老先生到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这个新亚书院的校歌是钱穆先生写的，很简单但是很动人？“手空空，无一物”，“路迢迢，无止境”。“上下十万里一片锦绣，古往今来一片光明。”
新亚书院的宗旨就是，上溯宋元书院的讲学，旁采西方的学院导师制度，汇通中西文明，以人类的福利和平为宗旨。
钱先生教学75年，教学75年最后他告别论坛的时候曾经告诉他的弟子们，千万不要低估更不能抹煞中国文化，将来人类的文化恐怕是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宗主。
另外一个就是更不自称是思想家也不称自己是儒家思想家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孤怀遗恨驾心志于浩劫奇变
昭示民族盛衰学术兴废中国历史文化殉道者
陈寅恪早就把家国兴旺融会贯通，他是一个有极高的文化悲情的，甚至有文化遗民的心态的这么一个殉道者。他经常以孔夫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事的演变，逝者如斯夫。
余英时先生曾经认为，陈寅恪先生这种史家的智慧，从历史中求得教训的智慧高过儒家那些思想家的水平。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很难做简单的高低的比较，但是陈寅恪所表达的那种就是中国的文化，不管是北美的，北美的指的实际上是西方的，还是东欧的，东欧的实际上指的苏联的指的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北美还是东欧的，进入中国都会像魏晋以后的那种佛学一样，不会永远居于统治地位，终有歇绝的一天。陈寅恪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在中国的近现代思想里面他有一种典型的意义，他是一个特殊人物。
第三代新儒家提到余英时先生。
余英时
转移多师通释古今
内在超越轴心突破
享誉世界心系故土
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余英时从来不认为他是个儒家哲学家，确实余英时1955年到了美国，在哈佛大学。余英时他确实是受了良好的西方的史学训练，他总是用西方的一种概念、逻辑和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但是我认为，余英时先生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属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这个范围。
第一他本来就是钱、唐包括牟、徐的弟子，他是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第二他在2007年1月份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那个“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越来越认识到，我现在更加地强烈地认为，中国儒家所追求的那个道和西方的上帝、逻各斯和真理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一旦中国回到它的大道回到它的正统，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就自然消失了。
余英时先生在新亚书院和中国文化这个演讲里面2000年曾经说过，当年的钱穆和唐君毅诸先生，在新亚书院的旗帜下汇合在一起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潜在已久的历史的必然。
和余英时几乎同辈的稍微晚的就是，现在在海外非常活跃的一个杜维明、刘述先、吴森、霍韬晦等等。杜维明1966年的时候他22岁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台湾对自己提出要求，终身探究儒家精神道德的价值，作为自己终身的学术事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
杜维明
颠沛造次问学于东西之间
苦心孤诣寄情于文化中国
创造性转化现代新儒学阐发弘扬一代传人
他当然因为良好的西学的这个中西学的基础和训练，他成为最早的进入大陆的那么一个美国的华裔学者。1978年秋就进入大陆了，参加过无数次在大陆在全世界各地的，关于中国文化、关于儒家文化的学术讨论会。
杜维明先生他认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持开放的心灵，要厘清儒家的那些符号那些象征符号的意义，要接过西方的那种词汇来充实和丰富中国的文法。他在里面透露的还是本位问题。杜维明现在可以说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非常勤勉地介绍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介绍第三期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并且尽量促进东西方的这个交流，这个真是功不可没。
东亚所谓的儒家工业文明对于儒家的这么好的历史的支撑，冷战的结束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变，第三代新儒家基本上没有思考。所谓一个现代制度的构建，这个应该是历史性的落在大陆的正在发生的所谓第四代或者大陆的复新儒学的这叫运动也好思潮也好这种存在也好他们的身上。
1989年台湾《鹅湖月刊》发表了蒋庆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很长大概是“大陆复兴儒学的意义和它所面临的问题”。蒋庆先生是认同新儒家，尤其港台新儒家对于宋明理学的道德继承，但是他认为他们偏废了更重要的汉儒的这种政治儒学。这个跟第三代新儒家对于第二代的那种苛求差不多。第二代新儒家只能在宋明理学那儿吸取营养，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董仲舒一类的汉儒那个地方去，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但是蒋庆提出来，越过宋明儒学，走向汉儒政治儒学。这个也不是蒋庆突发奇想，不是他个人的痴人说梦，它是中国历史走到今天，这个历史过程里面所提出来的要求，它是一种内在的要求。
中华民族需“公约数”以实现终极统一
20世纪我们曾经面临两次轴心时代，类似的轴心时代。第一次是德、意、日为首的33个法西斯国家和中美英苏法五个国家所代表的反法西斯国家56个国家，这两个轴心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这个对抗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5千多万生命倾覆了。第二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之间的冷战对抗，这次对抗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有将近1亿人口死于非命。有几次大概有三次，人类走到核浩劫的边缘。
这个和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元前500年的轴心突破可不是一回事情，但它呈现的那种形态有接近的地方。我们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会不会出现，会不会重新面临一个新的一个轴心时代或者轴心对抗时代？很难说。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也与日俱增。但是人类自我约束、人类通向和平的、通向温情、通向仁爱的道路始终没被打开。中国现代新儒家或者中国整个2500多年的儒家传统，究竟在当下和未来有什么地位和意义？
我想首先，至少在这个文明冲突、宗教对峙、恐怖主义、极权主义、末世主义甚嚣尘上很难解决的世界上，如果儒家的主张和我们中国的民意和一部分国家的意愿结合在一起，至少孔子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最消极的意义上如果中国人，我们这些儒家的中华民族多多少少的绝大部分认同了孔子的教诲，至少我们可以免予人类毁灭之虞，至少可以做个斡旋者。显然基督教也好穆斯林也好，其他的宗教冲突也好，很难在他们宗教教义内部，在这个教派之间达成一个妥协，这是没完没了的。教义本身都是一神教都是惟我独尊，都有巨大的现实的物质力量，没完没了。儒家在这个过程里面，至少可以扮演一个斡旋持中调和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