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原名雷达学,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先后在全国文联,新华社工作,后任《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为国家突出贡献专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评审小组成员,兼任母校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文艺报》《文学报》《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小说选刊》《文汇报》等专业性报刊发表大量论文和评论,约四百多万字。 有“中国文坛第一评”的赞誉。
与雷达老师“相处”已五年,从一见如故加恨晚的相识以来,就想抒写心中不断涌现的感受。延至今日才捉笔,心中歉疚自不待言。究其原因,无他,用我的家乡话说:未“出师”也——五年来,雷老师的书虽常伴我左右,可是我读书太不用功,囫囵吞枣,参悟甚慢,因此,唯恐自己的拙笔有损老师的锦绣。不耍嘴皮子,其实我与雷老师的确切关系应该是“好友”——最近得到在他的新浪博客中的进一步认可,接下来被他认可的还有我的船山文艺圈里几个要好的文友,长沙的暖暖,重庆的龙泉,成都的欣欣(我的学生)等。有意思的是,据我所知,他的几个直系学生由于对他尊敬有加,不敢贸然要求他加为“好友”。我于是找到安慰:做朋友有朋友的好处!而且在职业是教师的我看来,学生总是把特别尊敬的老师看作心灵的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代贤人提倡的交友之道,恰能概括我与雷老师的友谊。我还想说,一个老师,他不曾对你耳提面授言传身教,可是你所受他的影响之大,甚至超过身边的任何一位良师益友,这时候你难道不会在心底里恭诚的叫他一声老师吗?
雷达先生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其率性豁达、沉稳干练的强者风范。有当代文坛鬼才之称的小说散文大家贾平凹曾撰文称雷达散文“笔挟风雷”。诚哉斯言,中国的散文传统风格历来或谨严有度,或婉曲幽深,或素朴冲淡,或华美雕饰……雷达散文在继承传统之外独树一帜:既颇得慷慨沉雄的汉魏风骨,又往往通篇激荡着当今时代的飓风急浪。其精神启蒙的锋芒也真正践行了鲁迅先生曾称赞革命青年作家殷夫的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选摘几段以飨读者:
“好一个‘倒挈天下’!我想,所谓倒挈天下,是否有点反弹琵琶、倒提悬壶的架势,是否有如‘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的景观,是否意味着它是源而不是流,是本而不是末呢?且看横断山脉,作南北向排列,高山峥嵘,激流汹涌,状如笔架,看那野人山、伊洛瓦底江、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澜沧江、大雪山、金沙江等等一字儿排开,何其险雄。而这些河流的走向,竟然有种立足云南,走向世界的气派……(《重读云南》)”。
“斜阳把赭色的光影投射到伫立了千年的裸露着的错落有致的佛像上,佛容凝重而肃穆,加浓了沉思的氛围。眼前是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干沟,千山万壑的波涛。我知道,从这里出去不远便是西吉,海原,还有沙沟,再向北,是银川平原,沙坡头,贺兰山,全是些沉积了无数苦难和奋争的地方。历史烟云一一从眼前飘过,我想象着,汉武帝六临朔方驱马击剑出萧关,拓拔魏万马奔腾踏平赫连勃勃,唐太宗大破匈奴勒石灵州府,康熙大帝三次御驾亲征平定噶尔丹,还有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啸聚金积堡……这伟大的土地,真个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此刻周遭静谧极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被世界遗忘了;但忽然间,我听见深沟大壑的上空,像盘结着携带豪雨的云团一般,轰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这不是我的幻觉,神秘的、蕴藏着中华民族巨大精神财富的土地,本不该是沉默的……(《走宁夏》)”。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王府大街64号》)” 。
从雷达的散文中得知,他有许多只属于强者的爱好:吼秦腔、观足球、冬泳等。最令我望而敬畏的是第三项。我喜欢的季节是夏天,恰恰最不喜欢冬天,因为身体单薄。而雷达先生即便如今年接古稀,无论何种场合,看上去仍然是剽悍的唱着大江东去的关中大汉的形象,这在愧杀晚生我的同时无形中也多次激发了我生命的潜能!然而他不仅是依靠强健体魄从天命之年半路出家挑战冰水的,如同他曾为徒步走遍中国终于葬身罗布泊的余纯顺撰文《行走的哲人》一样,他更令人敬仰的形象也是强者中的哲人。先生所总结的“冬泳三境界——苦、乐、无苦无乐的天人合一”,道出了人生的三味与终极的真谛。他的另一篇散文作品《足球与人生感悟》通过“灵魂重归喧嚣”,把绿茵球场和人生天地连接了起来,一时间,作者使每一个揪心的回忆,都变成了人生意蕴的沟通:喀麦隆球员的元气淋漓,一往无前,体现着农业文明赋予人类的力与巧,以及复活了的斯巴达精神;马拉多纳的表情仿佛说明“他从事足球已从寻求自由转化为承受额外的苦难”;斯基拉奇既功利又讨巧的越位偷袭,透显着西方社会自由竞争的行为模式……足球像事业,像命运,“目的只是手段,过程才是目的”,足球让人们在偶然与必然,得与失中直观了自己;足球又是“一种超种族、超国界的竞争语言……为了人类的和平、进步、强大,为了人类自我完善,足球才成了伟大的象征”。他的《强者的定义》更是扼要地概述了强者的哲学,能让每一个有自强决心的人如闻棒喝顿悟禅机而受益终生:“强者的定义也许有一千条,我确信的只有一条:强者,必须是能主宰自己那份时间的人……那种在生死抉择和千钧一发之际,选择了最朴素、最自尊、最勇敢的死法的,是更强者。他以毅然切断时间的方式延展了时间,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寿”。
强悍,是雷达区别于中国传统文人尤其是当代普通文人(功利社会,当代文人人格普遍普通,从作协主席的抄袭丑闻到格调极低的“祭汶川诗”,从年龄造假到捐款欺诈等等)的最显著标志。除此以外,便是他的平民情结。这种情绪之下流泻的文字与前述他的风雷之笔大相径庭而又殊途同归:“我沿山径参观时,有一赤脚的小女孩紧跟不舍,初时我不解,后来才明白她是在等我的矿泉水空瓶子。我总喝不完,她就总跟着。我赶紧喝光,把瓶子给了她。问她家里姐妹几个,答说六个。问她是老几,答说老三。她说前五个都是女的,去年小弟弟生了,就再不生了。问何不上学,说家里没钱,我爸说我捡够了60块钱,就让我上。问每天能捡多少钱的,答以三毛。我忽然看见大佛下的谷底草丛隐现出一二空瓶子,指给她看,说看见了吗,还不快去?谁知她说,我早就看见了,那里有蛇哩。我再也无话可说了”。这也是《走宁夏》中的一段文字,是先生的文字中我记得最深刻的内容。记得初读时,我几乎要流下泪来。类似的作品还有作者的《还乡》,此文中我最难忘的是作者对送他回家他的家乡官员天宝进行大篇幅“内不避亲”的摄像式曝光,表达出对商品经济条件下忘本的干部的不满,于婉约之中再次展示了他为人为文的强悍。
通读雷老师的散文发现,他极少专门撰文品论某个人,即使是对同他有过三十年深挚友情的贾平凹,他也只是以千字文替其绘过一幅素描——《贾平凹画像》。可是他却曾为一位素不相识远在辽宁桓仁县的一名病亡医生采写过一篇长长的纪念文字,原因无他,纯出感动。我怀着双重敬意(对主人公与作者)再三读过这篇几乎相当中篇小说长度的纪实散文,几年来,好人李秋实的一颦一笑总是那样的挥之不去。作者的写作目的体现于对桓仁自发为李秋实送行的上万老百姓的揣想与“感应”的一段文字,或者说雷达本人就是这无数百姓中的普通一员,只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最佳的民众代言人:“整个过程,不是政府动员人民,而是人民感动了政府。人们谈到后来,也许都不完全是在谈李秋实了,而是在谈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理想。我把这场葬礼视为一个动人的精神事件……今天,市场法则在向一切领域无情渗透,岂止医者与患者的关系,家庭,父子,夫妻,邻里,朋友,同事,上下级等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哪一个能摆脱市场化的点染呢。不必讳言,物欲的膨胀,正在使人与人的关系趋向紧张化,冷漠化,交易化,枯寂化。但是,人类的仁爱、向善之心不绝,总要寻找它失去了的地盘和对象,因为人类是一种没有爱就很难存活下去的生灵,越是传统相对深厚地方,这反弹便越发激烈。我能感应到,桓仁的老百姓一直在寻觅一个可以托付他们道德理想和伦常情感的人物,一个可以沟通传统与现实的人物,一个其自律能力足以对抗滚滚物欲的人。他们找到了,这就是李秋实。其实,这是对一种伦理价值的深情挽留,也是对一种伟大人文传统的回眸”。因此,文章不厌其烦的收集了李秋实的与雷锋一样且好而多的事迹,其中至少是“一言一行”我一读之下为之叫好且终生不忘。会议上李秋实一句经典简短的名言:我们医生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人民币服务。工作中一件典型的小事:一个小女孩,头上发脓疮,已经不断流绿色的液体了,奇臭无比,连她母亲都怕了不给她清洗了。这时李秋实走过来,装作没事地安慰小女孩,说在化脓了就快好了。还亲自为她清洗干净,包扎好,嘱咐按时吃药。同样为此文最后雷老师情不自已而淋漓尽致、现实而浪漫的美丽抒怀叫好:“第三天的归途上,我突遇奇景。万未料到,已是四月天气了,竟然大雪狂舞,茫无际涯,引得天地间一片肃穆,似在悼念秋实。洁白的雪,晶莹,清亮,透彻,坚贞,一尘不染,多么像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翩然而降。无边地旋转着的雪雨啊,默默无语,悄悄地滋润着大地山川,多么像一支充塞远天远地的无声赞歌,人道精神的赞歌。更可骇怪者,风卷着雪粒,造出婀娜的人形,不断飒然来到车前站立,又遽然随风飘去,有如演员的连续谢幕一般,令人忽然想起楚辞中‘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的超妙意境。莫非是李秋实在向我这个远方的不速之客含笑致意吗”?这段话使我不禁想起中国上世纪那个世态冷酷人情惨白的文革时期,一位绝望的中国最优秀的诗人绝命诗作《冬天》里的句子: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来温暖人间这严酷的冬天!我感到,中华绵亘不绝的儒学人文传统血脉,在雷达先生的强大心灵中复活某种惊人的原动力,得到空前的贲张与释放。我们几乎可以因为李秋实和她的记者与读者而坚信:尽管物欲的力量还在我们今日的世界肆意横行,那样严酷的冬天永远不会再降临中华大地。
我深深的懂得,令雷老师感奋而千里奔赴而振笔疾书的不只是那颗璞玉般的好人心,而是她不为浊浪般的物欲所覆没的“仁者、爱者”乃至“梦者”之心。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们民族远古母系氏族的母亲们的宽厚、善良及其对道义最原始的坚守。这种母性的光辉犹如中天丽日几乎令世间所有其他爱的光环黯然失色。李医生尽管凭实力被禅让为医院院长,但在所有人眼里,她仍然只是一位比普通医生更“普通”的职工。“她那微笑的神情,似在鼓励人们向她倾吐点什么,她那纯净的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有一种殉道者才会有的澄澈,好像随时准备张开双臂接纳一切受苦受难的人”。雷老师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伟人的新的思路,那就是,在普通的岗位上比普通人更敬业更能持守,在平凡的世界里比平凡人走得更远更踏实。
听雷达的“嫡系”学生我的一位挚友讲的有关雷老师的小故事:一次聚会的宴席上,他的学生剥一熟鸡蛋,蛋不小心掉落在地,正在他不知所措之时,雷老师已经帮他拾了起来,问他:你还吃吗,不吃,我吃了。这位学生一把“抢”到手中。雷老师笑呵呵的说:吃吧,吃吧,鸡蛋最营养,浪费太可惜!我听着讲述时,没有笑,一种平凡而强大的精神力量暗暗的传递到了我沉默而虚空的心房。
五年来,因为怕影响雷老师的正常工作,我仅仅总共给他发过不到十次短信。但几乎每次都收到了他的回复,即时或稍晚。其中有一次,兴许是忘了回复,事后好久他还托他的助手何华转告我,请我“谅解”他。何华告诉我,雷老师的短信实在是太多,节日里甚至每天上千条,全部回复是不可能的。这时,我在感动的同时唯有歉疚和不安,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
还记得五年前我们的第一次“认识”。那是我利用一个通宵,差不多一口气读完他的那本《雷达散文》,凌晨时信手写了一则短信发给他,核心内容好像是中国需要雷达精神之类(完后看了手机统计,竟有500多字,可惜当时没有存下来),并没有请他回复,连指望也没有。没想到他很快回复了:“井泉先生,多谢你的理解与鼓励”。呵,我当时懵了,首先是先生,然后又是谢谢,又是理解,还是鼓励,真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同时深信他是用一颗普通人所无法揣度的平凡谦逊的心写的。2006年4月,在我的首倡、我与本地一批教师中的文友的奔走下,我县中学生文联正式成立了,我请他为文联会刊《船山》题词,他照办了,且及时给我们寄了过来。我立时又发了个短信,告知收到并顺致感谢。他盛情回复我:“井泉,别客气,代我向你的文友们问好,并祝愿衡阳中学生朋友在船山文化的哺育下个个成长为栋梁之才!”连我的稚气未脱的学生们也成了他心中的朋友!我更感动了。感动的力量使我得寸进尺,“要求”他把这最后一句再为我用笔写出寄来,好让我“转告”到中学生文联的《船山》会刊上。我是豁出去了,不抱希望。可是没想到,他又一次很快“照办”!
更没想到的还是在后来。我以为他不会需要阅读我们内容幼稚的校园刊物,所以迟迟没有给他寄送(据我了解,他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作家们的著作)。可是去年六月间我突然收到他的催我寄赠我们新一期《船山》杂志的短信:希望早日读到你们的刊物!当我看到这一句话时,我心目中已然没有把他当成名播中外的评论家大作家,而是近在我身旁的一位无比亲切的师长,更是一位极为诚恳的诤友。
自04年底涉猎雷达先生著作以来,我就把自己认作了他的“旁系”或“在野”的学生,最近通过正式书信向他申请这种“注册”,相信雷老师一定会一如既往的“照办”吧。一并多谢雷老师!
(原载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杂志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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