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现代新儒家自梁漱溟开派以后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成了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今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之下，儒学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再一次被人们提起。从传统儒学到现代儒学，儒学的核心价值得到了怎样的沿袭和发展？现代新儒学经历过的争议困惑又是由何而来？未来前途又会怎么样？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民间学者王康先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王康先生的短片。
王康小传
晚孔子2500年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十而学，六十而立，天命未尽解，人世已略知。大学时即组织儒学小组，以恢复中华再造共和自命，深信东西方文明正面遇合之时，便是中国新生世界和谐之日。
孔子所创儒家成为中国人心性道德基础
主持人：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有90年过去了，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产生了三大影响中国的这个思潮，一个就是激进主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为保守主义的这个新儒家。过去一直认为这个三大思潮是彼此是水火不容的，但是现在也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它们其实这三大思潮可能是在一个中国思想文化争论的一个共同的框架里头，是一个互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嘉宾：孔子开创的中国的儒家的作为中国一个心性道德的这么一个本体论的哲学，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和基础。就像宋明理学一样，把佛学和道家儒释道三家，进行一种综摄，然后产生出宋明理学，中国文化第二次高峰吧。现在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我觉得它的本体的它的背景的基准的可能是儒学作为基础，因为它是兼容并包的，它是道并行不悖的，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我不是说自由主义或者是激进主义不具备这些素质，但是儒家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几千年以来，它本身的它的哲学的精义或者它的历史的记录，它可以做这个基础和背景。
主持人：为什么在进入现代以后，很多的这个学人包括一些思想界的一些人士，都会把中国的这个过去的这种所谓这个裹足不前，包括中国没有赶上现代化的步伐或者中国没有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转型的责任会算到儒家身上？
嘉宾：这是“五四”的一个很经典的表述。中国如果要完成现代转型，那么他必须厚今薄古，他必须进行全盘的重新的怀疑和批判和反传统。现在持这种理论的人可能是越来越少，在90年的风风雨雨一个最大的我们付出了很高昂的代价得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正面的结论就是，传统和现代肯定不是对立的。古代和今天东方和西方绝对不是完全冲突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尤其待会儿我们讲到那儒家的，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古今中外它是某种意义上它是多元一体的，它是浑然一致的，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那些成分。
主持人：那么儒家为什么新儒家会有这样一种兼容并包的一种理性，它并不决绝地去反对自由主义，甚至它对激进主义都采取了某种一定的宽容的立场？
嘉宾：儒家的自信，一个是来自它两千多年的它的历史记录，一个是儒家知识分子内在的一种担当精神。哪怕在极其孤绝的情况下，像梁漱溟、熊梁这些老先生们，都是极有自信的。更重要的是就是现代化的记录本身，让儒家们有了一些希望和底气。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比如冷战、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东西某种意义上都是跟儒家的主张相背离的。因此在儒家来看不仅仅是不能背弃传统，而且恰恰相反中国的传统极富现代性。
而现代文明尤其是西方的文明已经显示了很深刻的危机了，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他们西方人早就在检讨，而且很深刻了。亨廷顿的那个《文明的冲突》也包含这个意思。儒家也早就来提出这个告诫了，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毕竟不是西方，中国在吸纳西方的这个过程里边付出的代价很高，走的弯路不少，那么这个时候听听儒家的先贤们的那些聪明的无私的告诫，至少是有好处的。最重要的是从梁漱溟先生开始，他们就一直认为，将来世界文化要得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那当然其中有很多的阐述和转换。
主持人：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在中国的复兴从80年代后期开始，其实从海外开始浸润重返大陆。那么这样一个复兴的运动，在您看起来的话是不是觉得和当年唐君毅先生他们飘零到海外的时候，那样一种比较凄惶凄凉的状态相比，你感觉到是不是有点，这个有一种好像隔世之慨。
嘉宾：钱穆、张君劢、唐君毅他们1949年漂流到海外避走港台的时候，那个心情按他们的话是“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现在过了60年刚刚一个一个甲子多一点点，整个的中国的在接纳儒学，接纳孔子的那些智慧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障碍，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障碍，包括法律、政治的障碍，意识形态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变化，我特别要强调而且这种变化正在进行当中。我还会预言它正在方兴未艾，它才开始。
主持人：在这里说一下唐君毅是王康的亲舅舅。唐君毅老先生当年在台湾的时候，他预言儒学的返本开新就会从海外逐渐地在某一个历史时间段里头，会重返大陆。现在看起来他的预言是实现了。好了，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康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大家欢迎。
导视：
时世演变，传统儒学遭遇现代社会，命运如何？
世事无常，西方文化与东方文明重新遇合，前景如何？
现代新儒家，在乱世变局中沉思，感悟出什么？
风雨沧桑巨劫奇变，新儒学筚路褴褛，坚守着什么？
著名民间学者，思想家王康做客世纪大讲堂，神情讲述《从花果飘零到返本开新》
嘉宾：“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所走的将近90年的这个路程，它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又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又是一个让人非常沉重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先谈一下人人都知道的一些的历史的表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过了2917年，孔子被世界的最权威的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有两书，1988年，一个是美国的《世界名人大辞典》，一个是英国的《人民年鉴》，两本书推选了“十大思想家”全世界范围内的，孔子在两本书中均居首位。
我们四川的那个无行文人吴虞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第一次喊出打倒孔家店。过了六七十年，瑞典的一个天文学家汉斯·阿尔文，在巴黎的世界诺贝尔获奖者首届大会上公开地呼吁，如果人类到21世纪要存在下去，那么他们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向孔夫子请教，吸收他的智慧。
我所举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对孔子对儒家的这么高度的评价恰恰不是他的同胞们，而是西方的，而是国际性的组织。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执政党，终于公开地提出来，“全面地建设小康社会”，郑重地承诺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相继又提出来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等。
这是一个历史的巨大的深刻的，而且正在变化的这种进步和改观。
儒家通过与佛道融合建立绝对道德主体
那么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新儒家，这个“现代”两个字显然是个时间概念，这个现代指的是，以汇通中西，转化和实现中国儒家学说的现代化而奋斗的一个儒家学派。这个学派是上承融汇佛老重建孔孟道统的宋明儒学这个传统。
1937年沈有鼎先生在“中国哲学会第三届联合会”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哲学今天的开展》。他把中国的文化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夏、商、周三代到秦汉的，这是第一期文化。这个第一期文化是以儒家的穷性尽理的哲学为命脉的；第二期是魏晋六朝隋唐一直到宋元明清的这个时期发生的，它是以道家的返本开新作为它的命脉来展开；第三期文化沈有鼎先生认为是，1919年之后的以儒学的自觉和复兴为动因的，这个文化正在展开。
50年代牟宗三先生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叫做《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里边也曾经提到所谓这个三期文化。他认为第一期文化是由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完成的，它主要是一个塑造典型的时代，它的效应就是汉帝国的建构。那么第二期就是宋明诸子，周敦颐、张载、二陈、陆九渊、王阳明，这些宋明诸先生们经过600年的对于佛老的这种跟佛家道家的这种辩难、批判、渗透、融合，然后完成了道德的绝对主体性的建立，它的效应就是移风易俗，培育和强化内圣的哲学。第三期，牟宗三认为就是他所属的这个时代，那就是在中国儒家精神道德文化的基础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完成民主建国的事业。
中国现代的儒学如果和第一期的或者第二期的或先秦儒学或者宋明理学如果要比较的话，它有很大的不一样。孔子开创的这个儒学它带领着中国的“九流百家”的这个潮流，后来对日本对朝鲜对越南对东南亚国家影响巨大，那可以说儒家肯定是东亚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盟主。18世纪远绍欧洲，助成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宋明理学是在民族危亡，佛老泛滥的情况下，士大夫士气不振的时候融汇了佛老之后重建的孔孟的心性之学。
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是第二期的新儒家宋明理学，他们虽然和印度传过来的佛家有冲突、有分歧、有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分歧和冲突是在整个东方中印两大民族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佛家的很多观念、很多价值甚至很多术语和道家的、和名家的、和阴阳家的、和墨家的，甚至和儒家的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他们的交融不是太困难的地方，他们在根本上不会冲突。
那么现代新儒家面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首先就是面临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这个西学可不是宋明理学所面临的佛学了。经过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社会政治大革命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新儒家在“五四运动”左右产生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已经基本上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都面临着西方的强势的挑战，中国不过是这个挑战过程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特别艰难。
这种挑战对新儒家意味着什么？首先新儒家面临着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双重合击。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反儒都批孔，但他们并不是像林毓生所说的全盘的反传统，不是，对道家、对佛家、对名家、阴阳兵家农家都不反，他们只反儒家。中国的自由主义它外面有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学理上的支撑，也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英美派的实际上的支持。那么中国的激进主义或者上升为马列主义，在外有苏联作为一个整个国家的支持，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呼应，在国内有中共的武装斗争和强大的左翼力量的支撑。而作为保守主义核心的儒家，那完全是孤独的。尽管这个保守主义不仅仅是儒家。《东方杂志》主编主张中西冲突里面的“持中调和”的杜亚泉，写了那个《欧游心影录》，主张东方救世主义的梁启超，以及像《学衡杂志》的吴宓、梅光迪他们，他们也是用西方的理论来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儒家，现代新儒家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双方夹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对象。
当时儒家的处境绝不是杜维明所说的那八个字：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它不是淡薄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在这个背景下面，中国的现代新儒家是做狮子吼，是绝地而生。
刚才提到自由主义也好，激进主义也好，它是世界范围内的强大思潮。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代表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整体的意欲和一种想象或一种希望。希望把中国改造成要么西方式的国家，要么苏俄式的国家。只有儒家，现代新儒家坚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有它的内在根据，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传统道德、心性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那么当然还是一种所谓中学为本，这个本位他们是不会摆脱的。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处境我们现在来回顾90多年以来，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性、国家性，最根本的特性能不能保住。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西方的这种强势文化，西方的整个现代的这一套理论，在中国会以什么形态来出现？或者中国对西方的整个现代的这种强势的这种扩张和进入采取何种态度？如果是自由主义的那就是全盘西化，如果是激进主义的那就是全盘苏化。不管西化也好苏化也好，中国人就丧失了中国人的本性，丧失了中国人的特质，丧失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文化的一个基础。同时也使人类的整个现代化里边，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命脉。
中国现代新儒家大体上可以和中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从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间可以看做现代新儒家的第一阶段，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大争论的30年。尽管反复地被两次世界大战、被十月革命、被国共两次内战以及抗日战争所打断，但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大的争论一直在进行。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从1949年到1978年，1978年唐君毅在香港去世，导致了一场“悼唐风波”。唐君毅去世之后媒体发表了很多文章在悼念他，也有批评唐君毅的，然后双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称为“悼唐风波”将近30年。第三阶段应该是1979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大概就是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将近30年。这三个阶段恰恰也是中国历史20世纪历史到现在为止的比较完整的、比较独立的也有内在联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王康：梁漱溟学贯中西印文化开创“新儒家”
那么第一个阶段它的代表人物，开启山林的人物首先是梁漱溟。
梁漱溟
最后一名唐吉诃德式的儒家大丈夫
中西印三大文明路向的问道人
拥有世界声誉的现代儒家圣贤
梁漱溟到北大去任教的时候，第一天他就问蔡元培，说蔡先生你们对孔子的态度怎么样，持何态度？蔡校长就告诉说，蔡元培沉吟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马上就说，我在北大来就只是为孔子和释迦为他们发挥的，其他我统统都没有兴趣。
1921年他发表了新儒家的开山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后来被很多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人嘲笑，但是在当时它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本书发表之后全国有100多篇文章有十几本小册子来批判它反对它来和它论战，而且被翻译成12国文字4次再版。世界哲学界都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足以让西方的思想家们认真地来看一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来好像也很简单，梁先生把中西印三种文化，把它归为三类，都是人类生存、人类精神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