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周恩来性格中有两个看似相反方面，一方面给人感觉温文尔雅、克己忍让，另一方面在革命运动中展现了性格当中锋芒锐利的一面。文革期间，为了保护老同志，周恩来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在保护陈毅时说到“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凤凰卫视3月17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并觊觎中国。面对苦难深重的祖国，少年周恩来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抱负。1917年9月，从天津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

周恩来笔录：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

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的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

解说：1937年，日军的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迁往武汉。周恩来也来到这里，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次年，周恩来决定，将生父周贻能从天津接来武汉一起住。

周恩来自幼少有与父亲的共同生活，因为父亲终生几乎都在外漂泊谋生。然而这次重逢，并没有带给周恩来更多尽孝的机会。三年后，随儿子一同前往重庆的周贻能，突然中风去世。而当时周恩来因为小肠疝气还在住院，董必武和邓颖超决定暂时对他保密。三天后，周恩来出院，当他走进办事处大楼，一眼看见邓颖超手臂上的黑纱，他猛的停下脚步，对邓颖超叫道，这是怎么回事。得知父亲去世，周恩来手捂脸上，大放悲声。

权延赤《走近周恩来》：“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做？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

许戈辉：三十多年后，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工作人员在他的衬衣口袋里发现一个很旧的小皮夹，夹着一张三寸左右的照片，颜色已经发黄，但是没有一点折损。照片背后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照。周恩来出生的时候，父亲为他取名恩来，意为恩惠到来，以此对孩子的到来表示感恩和期望。父亲一生清苦，话语不多，但他十分有主见，对儿子投身革命从不阻拦。

如果说父亲给予周恩来的一份无言的力量，那么周恩来在嗣母陈氏身边所受到的就是具体而微的培育了。

解说：叔父早逝后，嗣母对周恩来的要求很严格，四岁就教他识字，每天黎明即起，亲自在窗前教他读经书、背唐诗。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一直沐浴在仁慈的母爱之中，深受江浙文化气质的熏陶。

周恩来笔录：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解说：据说这是南开张伯苓校长，给19岁周恩来的批语。短短二十余字，道尽了周恩来一生的行事之风。

而在后来，社会主义中国最为特殊的那段岁月里，这位一贯温良谦和、克己忍让的仁者，却展现了性格当中锋芒锐利的一面。

梨本佑平（日）《周恩来》：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解说：1967恩年的政治气候和自己气候，把中国的每一村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包括老百姓，也包括曾经为社会主义重要诞生，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陈毅便是其一。

1967年8月，一次批判大会会间，造反派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准，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斗揪陈毅。周恩来面对反复劝说无效的造反派，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

周恩来笔录：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整我了！

解说：当造反派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时，周恩来立即表示。

周恩来笔录：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许戈辉：在危机时刻拍案而起不难，但顾全大局却不容易。1966年周恩来与李富春交谈的时候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刘少奇去世后第二年，秘书纪东在周恩来办公桌的文件里发现夹着一张纸，上面是周恩来抄写的《西厢记》里的一段的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解说：能斡旋的时候想方设法，不容迟缓之时也当仁不让。一名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就被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

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一旦时机出现，他也会及时启用老干部。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倾左思潮受到怀疑，国内政治空气稍趋缓和，周恩来便迅速启用了廖承志、董必武、聂荣臻等老干部，更想方设法把邓小平拉会到政治中心。

邓小平笔录：“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了，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颖超笔录：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周恩来是非常痛苦的，但他不得不这样做……为了顾全大局，如果他不这样做，24小时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周恩来笔录：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

许戈辉：1968年，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访华，谈及没有去过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的时候，周恩来说道，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我们是最亲密的好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说。

1975年，周恩来同泰国总理巴莫，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合影的时候又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叉叉。

文革中，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但他退无可退。1970年会见老朋友斯诺的时候，他说，因为睡的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此时的周恩来年迈苍苍，斯诺不由得怀念起他第一次见到的周恩来，身姿挺拔，步履轻快。而那已经是31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