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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分的“经论”和“传论”两部分。前者为孔子原创，曾子记录；后者多系曾子的话，曾子的弟子传述。《大学》“经论”部分的开头，笔者认为是我国三千年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责任编辑：相天)“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道，这里的意思是目的宗旨。《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洗刷去掉蒙在本来明白如镜的善心上的灰尘，恢复本真。本真，按儒学说是本善的性或者说良心良知，按佛学说是佛性。 “在明明德”，两个“明”字，前一个“明”是动词，是彰明、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是形容词，意谓“光明的”；连起来是说，人要弘扬内心的光明品性，使“人之初，性本善”的明善部分发扬光大。什么是光明？王船山有非常形象的解释，光与明不是一回事，光是外景，如火，光而不明；明是内景，如镜，明而不光。圣贤论道，强调的是内在的“明”，而不是外在的“光”。他说考取状元，只是光，无关明。明朝著名的状元、王阳明的弟子罗念庵的相关故事，就是船山用来批评明德修身不足的一个例子。 船山《俟解》一书中，入木三分刻画、剖析罗念庵的形象。罗念庵得到报帖得知自己中状元的当天，竟然照常背了一袋米去附近一个乡村小寺庙讲学。一时大家都为他不为荣华富贵所动的风度叫座。但船山一针见血：表面上看，罗状元把名位看得比传学轻，但其实，罗状元并非如此，你第二天就又要去面君，这一天不做好应答皇帝的准备，至少在家静静打点行李，这正是你内心不明、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不清的表现。一个妇人在丈夫第二天要远行之时，还知道连夜做好准备，何况心中有抱负的君子？可见罗状元的洒脱是装出来的，是为了博得流俗惊叹、拥有更大的面子上的光彩，而他内心的镜子早已蒙尘，不能返照良知。事实上正是如此。史料记载，罗念庵中状元后，不觉常有喜色，他夫人问他：“状元几年一个？”念庵回答：“三年一个。”夫人不理解，揶揄说：“若这样，国家也不靠你一个状元，为何欢喜那么久之？”念庵自言自语说：“十年来，我没法将状元二字从胸中驱赶走。” 我想起与罗念庵相反的真正不以物喜的北宋两位圣贤。一位是范仲淹。当范仲淹与几名同学在一个破庙里读书，听说宋真宗来附近巡阅，大伙儿都追去看了，回来后，发现范仲淹还在破庙里读书，有人惊奇不已，问他为何不去看皇帝。范仲淹轻轻回答：“皇帝是要见的，但不是现在。”结果第二年，同学中只有他考上了进士，得到皇帝的召见。另一位是圣贤胡瑗。胡瑗在泰山读书时，为了不让家事干扰读书心境，每逢收到家书，只看信封上的平安二字，便将信件投往山涧，如今这个山涧还是泰山的重要景点，叫“投书涧”。范仲淹、胡瑗是能够将明明德发挥到止于至善的境界的。 关于“止”。朱熹解释为“至善”所在地。船山以道路的道比拟道德的道，阐述本末、始终、道德的辩证关系，因而更为精辟。他在《四书训义》中说：“明德是本，新民是末；知止为始，能得是终。”又在《思问录》中说：“行而后知有道，道犹路也；得而后见有德，德犹得也。”做事行不通时，我们要反求诸己，自己一开始是否明了道，后来是否得了道。明道之人，他得到的是永恒的幸福，即光明美好的慧命；未得道之人，即使一时得到物质的快乐，也将很快失去。 关于“善”。孔孟之学坚持“人性善论”，认为人的天性里还是良善为主，所以后天的教育，就是依靠道德的引导把人性之善彰显出来、践行出来，让德善的力量在每一次观念抉择时都占上风。而与之相对的就是以法家荀子为主的“人性恶论”，在人心善恶的两面性上，他认为善只是伪装。所以他教出的弟子，是韩非子、李斯这样典型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法家强调“法”的严整，就是不信任人性的自我管束，要用法的手段来惩治人性之恶。王船山一直坚持痛批这种性恶论，而坚持孔孟性善论的正道，还提出自己的人性论：“性日生日成，继善成性。”即通过不断的明德、新民，让先天的性善继续、定格成后天的性格。 《大学》经论部分的结尾：“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船山《四书训义》中的有关点拨非常关键：“此句接‘修身’而来。故，本，谓身也。‘所厚’，谓家也。古之人以身为家之本矣。”这里，理解的关键在“本末”。本、末只是因果递进关系，没有高低之意。其中有几层意思：其一：“本”指修身。如果修身不好，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末”皆无从建立。其二：就国家角度来讲，“本”就是领导者本人的德行修为，如果领导人没有做好，那么天下太平的“末”就不可能实现。以个人现实意义来讲，“本”就是我们为人的根本，既是德行，核心就是齐家之本——孝悌。如果人没有孝悌，没有德行的根本，那么人生的财富、健康、成功、智慧等“末”就不能实现，纵然暂时得到，要么就是无源之水，必不长久，要么就是福中有祸了。 笔者认为船山的理解来自《论语·卫灵公》的启迪，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厚，即高标准、严要求；薄，即低标准，宽要求。齐家，所当厚者，即本，即自身；所当薄者，即末，即家人，而不是本末倒置。 |